马克思:这次会议星期五未能召开，因为跟协会382委员会会议时间有冲突。既然维利希召集了区部会议，——我不想提出这个会议是否合法的问题——这次会议必须今天举行。

我提出下列三点意见:
1.中央委员会从伦敦迁到科伦:它的职权在今天的会议结束之后立即移交给该地的区部委员会。这项诀议应通知在巴黎、比利时和瑞士的盟员。在德国，由新的中央委员会自己去通知。
理由:我曾经反对沙佩尔提出的关于在科伦建立全德区部委员会的建议，因为我不想破坏中央权力的统一。现在，既然出现了一系列新的情况，所以在我们的建议中这一点就不提了。无论在上次会议进行谴责投票的时候和现在在区部召开全会的问题上以及在协会和流亡者委员会里，中央委员会的少数派都公开起来反对多数派。因此，在这里中央委员会无法继续存在下去。如果中央委员会的统一不能继续保持，它必然会陷于分裂并形成两个同盟。但是，因为党的利益高于一切，我才提出这个出路。

2.现行的同盟的章程应废除，责成新的中央委员会草拟新盟章。
理由:1847年代表大会通过的盟章，会于1848年由伦敦中央委员会做了修改。现在情况又有所变化。在最后的伦敦盟章中，原则性的条款软弱无力。在一些地方两个盟章都发生效力，在另一些地方则一个盟章也没有，或者采用完全是擅自制定的盟章。可见，在盟内完全是无政府状态。况且，最后的盟章已经公布，因而现行的盟章不能再继续生效。所以，我的建议实际上就是要以真正的盟章来改变没有盟章的局面。

3.在伦敦组织两个区部，这两个区部彼此丝毫不发生任何关系，其唯一的联系就是双方都属于同盟，都为同一个中央委员会通信。
理由:正是为了同盟的统一，才需要在这里建立两个区部。除了私人的矛盾之外，甚至在协会里也出现了原则性的矛盾。恰恰在最近一次关于“德国无产阶级在即将来临的革命中的立场”问题的辩论当中，中央委员会的少数派发表了一些上次的通知信，甚至跟宣言直接相抵触的观点。他们用逢迎德国手工业者民族情感的德意志民观点代替宣言的全面的观点。他们提出唯心主义观点代替宣言的唯物主义观点一。他们不是把现实关系，而是把意志描绘成革命中的主要东西。

我在这里声明一下，依我看来愿意加入我们的区部的最多有十二个人，也可能少一些，我情愿把所有其余的人交给少数派。加果这个建议将被通过，我们当然也就不能留在协会里了；我和多数派将退出大磨坊街协会。归根到底，问题不在于两派之间存在敌对关系，相反地是在于停止纷争，为此要中断一切关系。我们一起留在同盟和党内，但是我们要停止有百害而无一利的关系。

沙佩尔:正像在法国无产阶级跟山岳党和“新闻报”诀裂一样，在这里一些代表党的原则的人跟组织无产阶级的人正在诀裂。我赞成中央委员会迁移和修改盟章。科伦人了解德国的情况。我还认为，在新的革命中将会出现一批比所有在1848年享有声誉的人更善于行动的人。至于原则性的分歧，埃卡留斯提出了一个引起今天的辩论的问题。我发表了在这里遭到抨击的见解，因为我对这件事情总是很热情的。问题在于，是我们自己动手去破掉别人的脑袋，还是让人家来破掉我们的脑袋。在法国快要轮到工人的头上了，因而在德国也快要轮到我们的头上了。如果不是这样，我当然就会寻求安静去了，那时我的物质状况就会不同了。如果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我们就会采取一些保证无产阶级获得统治的措施。我是这种见解的狂热的拥护者。而中央委员会却喜欢相反的见解。但是，如果你们不想再跟我们打交道，好吧——我们就分道扬镳。在即将来临的革命中我一定会被送上断头台，但是我要回德国。如果你们想要组织两个区部——那就组织好了，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同盟就会垮台，以后我们再在德国相逢，也许那时我们又走上一条道路。我是马克思个人的朋友，如果你们想要分裂，好吧——那我们走我们的，而你们走你们的。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必然得组织两个同盟。一个是为那些靠笔杆活动的人而组织的，另一个则是为那些用其他方式活动而组织的。我不赞成那种认为资产阶级将会在德国掌握政权和我在这一方面是个盲目的狂热者的说法；我不是这样的人，我根本没有做过这种事情。但是，在伦敦这里有两个区部，两个协会，两个流亡者委员会，那还不如组织两个同盟，完全诀裂。

马克思:沙佩尔误解了我的意见。只要我的意见被通过，我们就各走各的路，两个区部彼此互不相干，同时双方的人也停止相互之间的一切关系。但是，它们是在同一个同盟之内，受同一个委员会的领导。甚至你们可以给自己留下绝大多数的盟员。至于说个人的牺牲，我为阶级，而不是为个人作的牺牲不比其他任何人少。说到热情，为了加入你认为眼看就会取得政权的党，这种热情却不太需要。我一向反对无产阶级的反复无常的意见。我们为之献身的党，幸运的恰恰是还不能取得政权。无产阶级即使取得政权，它推行的不会直接是无产阶级的措施，而是小资产阶级的措施。我们的党只有在条件允许实现它的观点的时候，才能取得政权。路易·勃朗便是一个说明取得政权为时过早会得到什么结果的很好例证。况且，在法国无产阶级将不是单独地，而是跟农民和小资产者一起取得政权，因此必须推行的不是自己的，而是它们的措施。巴黎公社证明，为了实现某种东西，并不需要参加政府。可是，当时一致同意告同盟书的少数派其他成员，譬如公民维利希，为什么不发言呢？我们不能也不想拆散同盟，我们只是想把伦敦区部分为两个区部。

埃卡留斯:问题是我提出的，我确实想对这个问题展开讨论。至于沙佩尔的意见，我在协会里已经解释过，为什么我认为是一种幻想，为什么我不相信我们的党在即将来临的革命之后能立即取得政权。那时，我们的党更需要的是在俱乐部里活动，而不是在政府里。
公民列曼一言不发就退出会场。公民维利希也釆取同样的作法。
第一点全体通过。沙佩尔弃权。
第二点全体通过。沙佩尔又弃权。
第三点也全体通过。沙佩尔又弃权。
纱佩尔声明对我们大家提出抗议。“现在我们完全分开了。在科伦我有熟人和朋友，他们宁肯跟着我走，而不会跟你们走。”

马克思:我们是按照盟章办事的，中央委员会的诀议具有法律效力。
在宣读记录之后，马克思和沙佩尔声明，他们在科伦没有就这件事写过文章。
有人问沙佩尔，他对记录是否有反对意见，他说没有什么反对意见，因为他认为任何反对意见都是多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