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文档案中所见允禵皇位继承人地位的新证据by杨珍

二、为爱子树立威信
    康熙从众皇子中挑选允禵为抚远大将军，率师西征，这一事实本身，就表明康熙为允禵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才能，树立超越其他皇子的威信，创造了先决条件。不仅如此，康熙还从各个方面，以各种方式树立允禵的威信，其用意之明显，令人瞩目。
    允禵接受任命后，康熙立即“上谕议政大臣等。十四阿哥既经为大将军，领兵前去，其纛用正黄旗之纛，照依王纛式样。简亲王之了永谦，今其带伊父之纛前往”（29）。上三旗是天子自将之旗允禵之纛“用正黄旗之纛”，意味着他是代康熙亲征，只不过不能用皇帝之纛，而是“照依王纛式样”。王纛又有亲王、郡王之别。既然允禵的部下永谦都带着亲王纛跟随出征，那么，作为全军统帅的允禵，更应携带亲王纛，不能反而低于永谦。可见西征伊始。允禵就已受到亲王待遇。他本是贝子，竟然连越两级，康熙年间无此先例。
    西征期间，允禵与所经地区兵民，以及蒙、藏、回丨族的各阶层人们，进行了广泛接触。他牢记康熙关于“人心最为重要，你须将此日夜放在心上”（30）的嘱咐，每到一处，“就将父皇恩泽遍施众人”，从大臣、官兵到普通百姓，“无所不致”（31）。
    允禵赴西宁路上，途经山西、陕两，“所到一切地方，无不结系彩带，百姓成群结队，携地方特产来迎”。他“抵达宁夏之日，兵民来迎者更为众多”，人们向他倾述康熙亲征噶尔丹时途经宁夏，“施给厚思”的情况，允禵也向他们转述了康熙的嘉奖与关怀：“先前朕曾抵宁夏，驻跸多日”，彼处军民“就象被疼爱之儿恋眷父母一般，俱和睦相处，亲如骨肉，朕返回时，尚不忍分离。你到那里后，务必将此旨降与伊等。”人们听了“更加欢忭”，再三恳求他“一定多住几日”。象当年康熙一样，允禵也在校场齐集劲旅，“观官兵骑射，俱齐整娴熟”（32）。透过这些不同寻常的言行举止，人们不难觉察到这位抚远大将军王极为特殊的身份与地位。
    遵照康熙的旨意，—到西宁，允禵立即处理西路阵亡官兵（额伦特等)的善后事宜。当他“往视额伦待遗体的时，派淮去及如何抚恤一事情旨”时，康熙指示：“你应当亲自往视将军遗体。至于阵亡官兵，应大建道场，你亲自前去，当众人面奠酒。(做比事时）不要说是朕旨，就说是你自己的意思（要）这样办的”。康熙不让告诉别人这是他的指示，实质上是有意将自己作为皇帝所施的“恩泽”，变为允禵个人的体恤官兵，从而加深允禵与众官兵之间的感情，使他广得人心。果然，阵亡官兵的家属们看到允禵这样做，“感动备至，泣不成声”，由额伦特的儿子领头，一同在允禵面前跪下叩谢：“王甚为怜爱”阵亡病殁将士“实为亘古所未有”。允禵将这些情况缮折奏闻后，康熙还待意“让议政大臣阅之”（33）。可以他想方设法，力图增加内外臣工时允禵的好感。
    康熙也十分重视允禵在青海蒙古王公中的形象与威信，他于康熙五十八年曾对亲王罗卜藏丹津等人说：“大将军王是我皇子，确系良将，带领大军，深知有带兵才能，故令掌生杀重任，尔等或军务，或巨细事项，均应谨遵大将军王指示。如能诚意奋勉，即当与当我面训示无异”（34），就是一典型事例。
    西征期间允禵不仅与新呼必尔汗（新达丨赖六世）多所接触，做了大量工作，还和青藏蒙古王公往来频繁。蒙古王公前去拜访时，允禵无不亲自延请入内，以茶饭果品热情款待，与之促膝畅谈，他还曾邀请亲王罗卜藏丹津等同坐一只皮船，泛舟索罗木湖，观看捕鱼（35）、通过诸如此类的方式，允禵在青海蒙古王公中赢得了广泛信誉，为其出面有效调解他们之间长期存在的复杂纠纷，创造了有利条件，不仅免除了清军人藏的后顾之忧，并得到他们的很大帮助。


三、以父皇之心为心
     康熙五十二年（公元1713年）初，第二次废黜太子刚刚数月，左都御史超申乔就疏请复行册立，康熙特召集满汉大臣宣谕：“建储大事，朕岂忘怀，但关系甚重，有未可轻立者”。“今欲立皇太子，必能以朕心为心者，方可立之，岂宜轻举”（47）。康熙公开提出选择皇太子的明确标准，并以此为尺度，不动声色地考察、衡量每一位皇子，以便从中遴选接班人。从西征期间的一系列事实看出，允禵善于领会康熙的意图，能够以康熙之心为心。
     康熙五十四年底清军与准噶尔部再次交战，虽然康熙本人—度轻敌，但大部分清朝官员却存在着厌战甚至畏敌情绪。五十五年三月，贵州巡抚刘荫枢上《题请缓图北征一疏》，劝请康熙息怒休兵，认为与之“分清边界，便可毕事”（38）作为督抚大吏刘荫枢的想法在地方官员中具有一定代表性。无独有偶，大学土李光地也曾在此前后向康熙“叩首请曰，西征之役，臣每欲有云，然臣事上久，知上更加持更，必无轻举妄动之事，惟乞深为留意”（49），可见朝臣内也存在厌战之风。战争初起尚且如此，当五十七年拉藏汗被杀、西丨藏失陷、色楞等全军覆没等噩耗相继传来，朝中反对再次进军的意见，自然更占压倒多数；这从直到五十九年初，“议政大臣及九卿等俱称，藏地迢远，路途险恶，且有瘴气，不能遽至，宜固守边疆”（50），仍然反对进军西丨藏的情况，就可证实。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允禵带兵前往西宁途中，“只是想着何以微尽臣子之心”，“于途中看到色楞等人曾经失误而行之路，内心揆度，此必是我舍身效力，能使父皇开颜之路也”。“想到父皇必是让我报此仇恨（色楞全军覆没），才派我出征的”，“只要能使父皇高兴”，便是“为儿之人”的最大心愿，“如若不能使父皇高兴，虽然功名超越古人，又有何稀罕，有何荣耀”。特别是当他在康熙五十八年正月接到本年暂不进军西丨藏的谕旨后，立刻上疏，恳请父皇不要因“藏地气恶伤人”而为他担心，力主进行充分准备后，当年即可由他“亲自率兵”进藏，以防“天长日久，士气减退”，或是兵丁“不能约束”，或是与当地居民发生种种纠葛，反会“使父皇更增优劳”（51）。这虽显示出允禵求战心切，但也表露了他的进取精神与政治责任感。下述事例，尤为突出。
     经过将近一年的紧张准备，进藏条件已经成熟，然而内外臣工中的畏难惧敌情绪，较之从前并无变化。康熙五十八年十二月全体朝臣及“军前召至大臣”等讨论进藏事宜，竞得出“暂且看守之议”，主张按兵不动，暂不进军（52）。对此，康熙针锋相对地驳斥道：“策零敦多卜领兵在藏，以我兵隔远，不能往救。朕思伊等兵，步行一年有余，忍饥带馁，尚能到藏，我兵顾不能至乎？今满汉大臣，咸谓不必进兵，朕意此时不进兵安藏，贼寇无所忌惮，或煽惑沿边诸番部，将作何处置耶？故特谕尔等，安藏大兵，决宜前进！”（53）
     尽管几乎全体朝臣的意见与康熙相左，但康熙并非孤立，数千里之外，他有一位知音——恰恰就在康熙做出进兵决定的同一天，康熙五十九年（公元172丨0年）正月初五日，允禵从西宁驻地上疏父皇，再次请战：“臣先前即奏请父皇，亲自率兵进藏，若父皇不允，则请求前往穆鲁（斯）乌苏（调度）”，见在平郡王（纳尔苏）等以此行危险，皇子名份重大等种种理由，“奏请将臣留守（西宁），议政大臣即予依议，臣闻之，十分恼火”，对他们说，“你们这样阻拦我，是确为我本人而计，还是为了你等自身？若是爱护我才这样做，那么父皇反而不疼爱我吗？……若言我乃皇子，关系重大，先前征噶尔丹时，父皇不顾忧劳，三次亲征，终于全歼噶尔丹。彼时王公大臣里，即应出一勇士，膺此重任，（代父皇）前去！”允禵在折子结尾恳求道：“此乃关系臣一生之大事，伏乞……圣心独断，或命臣人藏，或务必派臣前驻穆鲁（斯）乌苏！”（54）
     对于是否进军西丨藏这样一件清朝头等大事，允禵与绝大多数朝臣的态尾，竟如此不同！尽管康熙早已了解允禵—贯的主张与看法，但是，正当他对朝臣们的怯战情绪深感失望时，看到这件奏折，不禁仍为允禵勇敢无畏的精神所感动，为其能与自己的想法如此一致而欣慰，对爱子的嘉许之情，通过他的朱批，清晰地体现出来：“尔此奏甚是。朕也是这样想的。将你通往穆鲁（斯）乌苏的主意已定。只是留守西宁之人甚属重要，详查后选定为好”（55）。
     在西征问题上，康熙在自己的作战意图不为广大臣工所领会，甚至出现抵触思想时，却得到允禵的充分理解，以及用实际行动给予的支持。允禵强烈关注清朝的命运，衷心拥护康熙的趋准保藏、彻底解决准噶尔问题的战略决策，并愿为此“舍身报效”（56）。他的以父皇之心为心，正是建立在这一思想基础之上，这是允禵和康熙关系的本质所在。


    康熙对允禵的感情，还突出地体现在对他的子女所给予的特殊关怀与照顾。允禵的孩子们来信讲，康熙对他家“恩施厚恩”，赏赐缎疋银两时，即使是他的女孩儿们，竟“也一并赐给”。为了使允禵安心、高兴，他出征后第一年，康熙便亲自操持，先后为他的一女二子办了婚事。他的大女儿结婚的，被“破格封为多罗格格”，“出嫁时一切陪送妆奁，无不恩赏”。他的“大儿子弘春娶妻”，“宴席、衣物、首饰等项， 一同赏给，又赐与三所房子”。这年夏天，康熙又将允禵的儿子们带到热河，来出“仁爱训育”，使他们“时常依绕皇祖膝前”（71）。其间允禵第二子弘明娶妻，康熙“特派侍卫、护军等（出热河）护送至京”，“让将自己亲笔题写的匾额、对联等挂到所赐新宅后，才娶了妻子”（72）。康熙当然知道允禵会从家信中了解这些情况，但他还不放心，在给允禵亲笔信中特地写道：“你家嫁女儿、娶媳妇的事，都已经喜气洋洋地办妥了。不要对家里稍有惦念。惟有人心最为重要，要将此日夜放在心上”（73）。
     允禵深切地感受到康熙对他各个方面超乎寻常的爱护与关心，这无疑也更加深了他对父皇的感激之情。康熙猝死后他发自内心的强烈悲痛，即清楚地印证了这一点。据康熙六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宗室延信给雍正的满文密奏中讲：“（十二月）初七日（奴才）路过（陕西）双山堡时，途中遇见大将军王，他从骡子上下来后，抓住我的手，哭了好久。我一边劝他，一边一同进堡里坐了一会儿。他不停地哭着问我：‘父皇是什么病？这事连做梦也想不到，难道会有这样的事情吗？’”当延信向他讲述康熙去世前的—些情况时，“大将军王”仍然“不够地哭泣”（74）男儿有泪不轻弹，何况允禵又一向以“意志坚固”的“铮铮汉子”（75）著称。他得知康熙死讯十余日后依然悲痛不已，不能自制，表露出他对父皇的深情，是他与康熙之间特殊关系的最好证明，同时也是他对自己命运的绝望哀叹。他的悲痛程度远远超出其他皇子，合乎情理，并不奇怪。


五、余论
    西征期间允禵的朱批奏折及有关朱谕，不仅进一步证明康熙五十七年后允禵的政治地位和威信确实在迅速提高，还揭示出一系列不为人知的事实，如康熙从各个方面大力提高允禵的威信，允禵对康熙驱准保藏、彻病解决准噶尔问题的战略决策的深刻理解、衷心拥护，康熙与允禵之间的深厚感情和亲密关系，以及康熙对允禵二子的宠爱等等。这一切都是在储位虚悬，康熙已临近其漫长人生之路终端的状况下所出现，因此具有特殊意义，是允禵皇位继承人地位的新证据。
    令人玩味的是，雍正在《大义觉迷录》一书中却指出，允禵“赋性糊涂，行事狂妄”，“平日素为圣祖皇考所轻贱，从未有一嘉予之语”。至于允禵率师西征，则因“皇考高年，知伊愚逆之性，留京必致妄乱起衅，后因西陲用兵，特遣前往效力，以疏远之”等等（76）。这种做法是由于他取得皇位后，始终没有、也不可能拿出足以证明其即位合法性的证据，引起人们很大怀疑，使他在这个问题上一直处于被动地位，因而不得不使用不实之辞来表明康熙选定的接班人并非允禵，而是他自己。下述满文档案证实几乎与康熙去世的同时，如何销毁显示允禵皇储地位的一切直接间接证据，进而隐瞒自己即位真相，就已成为雍正此后再也无法除去的一块心病。
    康熙死后第二天，即六十一年十一月十四日，尚未正式即位的雍正便以“皇考大事”为理由，急令允禵“限二十四日赴京”，并派延信从京城“驰驿速赴甘州，管理大将军印务”（77）延信刚则行至山西境内聚乐城，就收到密正密上一道：“你抵达后，将大将军王所有奏折、所有朱批谕旨（及伊之家信），全部收缴封固后奏送。如果将军要亲自带来，你从速开列缘由，在伊家信（等）带至京城前密奏。你若手软疏怠，（使伊得以）检阅奏文后，并不全部交来，朕就生你的气了！若在路上遇见大将军，勿将此谕稍有泄漏”。果然，十二月初七日，廷信与赶往京城的允禵在陕西榆林附近相遇了。遵照雍正旨意，廷信未向允禵提及此事。十二月二十日，延信行至凉州，当他“闻得大将军王的小福晋们都于十二月初五日经过凉州朝京城去了”的消息后，即于翌日密奏，并详细讲述了允禵家属可能经过的两条路线（78）以便雍正派出亲信，拦截搜索他们可能带走的家信及其它材料。


    雍正还未正式印位，就迫不及待地收缴允禵保存的全部朱批奏折、朱谕以及所有家信。他显得如此忧心忡忡，惟恐允禵藏匿具有关键意义，可以做为证据的信件，因而威胁延信，“（若）不全部交来，朕就生你的气了！”焦虑之态，无可名状。这是他在即位问题上做了手脚后，忐忑不安心绪的自然流露。
    被雍正收缴的面征期间允禵的满文朱批奏折及康熙有关朱谕，现在已经残缺不全，尤共是康熙五十九年秋驱准保藏战役大获全胜后，直至康熙猝死的一年多内，允禵的奏折仅仅存留几件，而且是康熙朱批最为简单（仅有“知道了”三字）的几件，至于朱笔谕旨，竟然一件无存。这也不难理解，驱准保藏战役后，对于立下战功的爱子，康熙在朱批、朱谕中当然会有更多的嘉许，甚至出现一些极带感情丨色彩而又含义深远的词句，所以注定要被雍正所销毁。总之经过雍正精心筛选后幸存的原始材料，尚且反映出前述诸多重要情况，那么已被销毁部分也就更能说明问题了。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