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永王東巡歌》「三川北虜亂如麻，四海南奔似永嘉。但用東山謝安石，為君談笑靜胡沙。」安史之亂造成的南奔有如永嘉之亂般。
五代《舊唐書．秦彥傳》「自畢師鐸，秦彥之後，孫儒，行密繼縱相攻。四五年間，連兵不息，廬舍焚蕩，民戶喪亡。」
宋代《九國志·卷二·安仁義傳》「儒軍大敗，破五十餘寨，以功奏授檢校尚書左僕射、潤州剌史....初儒之亂，士庶多奔豫章。」唐末江淮大混戰，楊行密、朱溫、孫儒等人長期在江淮之地割據廝殺，來回反覆踐踏，導致東晉遷居江淮的大量人口逃往距離江淮最近相對安寧的江西，改變了江西的居民結構，奠定了客家人的形成基礎。
宋代《九國志·卷一·秦斐傳》「天祐三年，洪州鍾傳率州人立其子匡時，江州刺業延規傳之養子，忿不得立，以其郡納款。因授裴西南面行營招討，使攻匡時。」鎮南軍節度使鍾傳立其子鐘匡時，鍾傳養子江州刺史鐘延規忿而投奔楊行密之子南吳第二位國君楊渥，楊渥使秦裴率軍進佔洪州。
宋代《九國志·卷二·譚全播傳》「遣使詣梁，俄授萬勝軍防禦使、五嶺虔韶二州節度、開通使、檢校太尉、開國侯，在任七年人物殷盛。」由於防守嚴密，兵災和戰火很少波及贛南，成為了承接大量人口湧入的地區。
宋代《九國志·卷四·周本傳》「指授諸將戮力急攻，大破其軍，擒全諷，諸郡之兵皆潰。」周本在象牙潭擒獲危全諷，彭玕逃往湖南，而虔州維持了十二年才被南吳征服，其間有很多人從贛北遷往贛南，使得虔州在唐宋之際人口增幅較大。
宋代《新五代史．卷四十一》「盧光稠、譚全播，皆南康人也。光稠狀貌雄偉，無佗材能，而全播勇敢有識略。」唐末群雄紛爭，盜賊蜂起，民不聊生。贛南盧光稠與邑人譚全播高舉義旗，組織義軍，興兵捍敵，保境安民。為客家先民在贛南的安居樂業、休養生息及遠播閩粵桂及海外等地作出了歷史性的貢獻。
宋代《資治通鑒．卷二百五十九》「及經秦、畢、孫、楊兵火之餘，江、淮之間，東西千里掃地盡矣....兵火之餘，十室九空....淮南被兵六年，士民轉徙幾盡。」八世紀中期所發生的安史之亂，戰火連年，哀鴻遍野，黃河流域又掀起了一次人口大批南遷。衣冠士庶多避處江淮間，不久到了唐末在此定居未安，楊行密和孫儒爭奪淮南頻繁的戰爭，使人口又一次渡江而南。
安史之亂後，唐朝末年的戰亂一直延續到了五代時期，長時間的戰亂使人口的南下腳步繼續深入，比如福建汀州在唐代初辟，戶口稀少，唐代中晚期元和年間《元和郡縣圖志》所載戶數2618戶，到北宋太平興國五年至端拱二年間《太平寰宇記》所載汀州增至24007戶，增幅高達817％。這是汀州戶數的第一次大幅度增長，與唐末至五代戰亂時期人口的批量遷入有密切的關係。
北宋太平興國五年至端拱二年間，梅州共1568戶，比唐代元和年間414戶增長了278%，但不及唐代開元年間1979戶、唐代天寶年間2189戶。說明梅州的戶數自唐末五代以來雖有了一定的增長，但增幅遠遠低於汀州，主要是屬於人口的自然增長，外來移民所佔的比例比閩西汀州要低得多。
而汀州在北宋太宗時期到北宋神宗時期《元豐九域志》所載汀州戶數增到81454戶，是汀州戶數的第二次大幅度增長。北宋末到南宋中期慶元年間，歷時七十年戶口增幅達168%，而這個地區為代表的區域正是後世福建客家土樓的主要分布地區。
汀州人陳本起兵造反，陳本的兵馬大多是江西本地的土人，但是戰爭打到第三年時，陳本的人馬越打越多，而且這些人都是來自兩淮之地的漢人。
宋代《資治通鑒》中多次有「淮漢入汀」、「擄淮漢為前驅」等記載。可見當時大量人口的湧入是客觀存在的。
靖康之難後南北分裂，在此期間，兩淮地區又成為南北政權爭奪要地。金人南侵，兩淮是必經之地，南宋北伐，也多由江淮北上。元末明初兩淮為義軍首發之地，太平天國時期，江淮間戰爭尤烈，即以國共內戰而言，三大戰役也以淮海戰役為最大。綜觀歷史，兩淮的地理位置，決定其戰略地位。北方勢力佔有，可以進而取東南。南方政權佔有，進可以問鼎中原，退可以固守東南，這就決定了在亂世江淮地區不安定。
南宋隆興二年，汀州的戶數為174517戶，比北宋元豐年間戶數增長了114%，到南宋寶佑年間汀州戶口數增到223433戶。北宋後期靖康以來，汀州戶數的持續增加，與這一時期中原和江淮大量人口遷入相吻合。
《元豐九域志》、《宋史·地理志》等記載的人口數來看，唐朝末年，贛南人口增加了一倍多。
《贛州府志》記載，南宋紹興年間贛州的戶數是120985戶，淳熙年間贛州戶數增至193339戶。在汀州，崇寧年間汀州的移民戶數達到172432戶，慶元年間的汀州戶數是達到218570戶。在虔州，崇寧年間人口從172432人，迅速暴增到272400人，短短一年時間之內人口暴增了10萬人。
宋代中期之後，贛南之地聚集的人口達到上百萬人，形成了一個獨立的文化區。由於贛南之地不產鹽，百萬人口逐漸向南方的兩廣、福建一帶遷移。
宋代《續資治通鑒·卷六十·宋嘉祐七年二月·己卯朔·更江西鹽法》「江、淮間，雖衣冠士人，狃於厚利，或以販鹽為事。江西則虔州地連廣南，而福建之汀州亦與虔接，虔鹽弗善，汀故不產鹽，二州民多盜販廣南鹽以射利。每歲秋冬，田事才畢，往往數十百為群，持甲兵、旗鼓，往來虔、汀、漳、潮、循、梅、惠、廣八州之地。」這段話，證明大量人口從贛南遷到廣東一帶擄掠錢財和鹽，最後甚至結成一個團體對抗官府的事實。
唐代的循州到北宋初已拆分為循州、惠州二州，宋代的循州只領龍川、興寧二縣。唐代元和時期興寧、龍川戶數為1224戶。循州在北宋太平興國五年至端拱二年間增至8339戶，據此北宋初龍川、興寧二縣戶數比唐代元和戶數淨增了7115戶，增幅為581%。到元豐年間，循州更增到47192戶，比北宋初又淨增了38853戶，增幅為466%。而梅州增到12372戶，淨增10804戶，增幅高達689%，顯然是外來移民的結果。
比較二則同出於宋人之筆的描述，陳一新《跋贍學田記》中言汀州「閩有八郡，汀鄰五嶺，然風聲氣息頗類中州。」而劉克莊《木綿鋪》中言漳州「風煙絕不類中州」。可見在宋人眼中汀、漳二州雖境土相連，但方言文化迥然不同的現象已十分明顯，汀州客民類中州，而閩南漳民卻和中原有明顯差異。
宋代《方輿勝覽》「汀州雖居南粵之窮輒，實有中州之雅俗。」
宋代《菩薩蠻·書江西造口壁》「郁孤台下清江水，中間多少行人淚。西北望長安，可憐無數山。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江晚正愁余，山深聞鷓鴣。」靖康之難後的南宋已有很多逃難人順贛江到達了郁孤台所在的贛南地區。
南宋時期贛州、汀州大量人口向廣東遷徙《方輿勝覧·卷三十六·梅州圖經》「土曠民惰，而業農者鮮，悉借汀、贛僑寓者耕焉，故人不患農田，而田每以人力不給廢。」可知梅州的汀、贛客民僑寓之多，而對旁邊使用閩方言的潮州《方輿勝覽》則描述為「潮州夷獠遂生」。
而廣西東南成為宋代客家移民遷入的主要地區，南宋為躲避戰亂遷入嶺南西部的移民很多。《輿地紀勝》「容縣介桂，廣間，渡江以來，避地留家者眾。」這些移民包括來自中原地區的士大夫亦包括大量的普通客家人，他們是較早遷入廣西東南的客家移民。《容縣誌》「宋南渡後，北客避地者多，衣冠禮度並同中州。」而《南齊書·州郡志》「廣州，鎮南海....而狸獠猥雜。」直到南宋《輿地紀勝．卷八十九．廣州風俗形勢》「逖彼番禺，去都萬里，境接群蠻，地居海淞」可見嶺南不同族群間方言文化等差異很早就已經存在。
南宋時期廣西東南戶口增長迅速，有力地促進了土地開發和生態環境的變遷，甚至多次出現老虎因棲息地縮小而四出傷人的事件。據宋人蔡縧《鐵圍山叢談》「嶺右頃俗淳物賤。吾以靖康歲丙午遷博白，時虎未始傷人，村落間獨竊人家羊豕，雖婦人小兒見則呼而逐之，必委置而走。有客常過復甦井，系馬民舍籬下，虎來阿富汗籬笆，客為懼，民曰：此何足畏？十年之後，北方流寓者日益眾，風聲不斷變，加百物湧貴，而虎浸傷人。」
元末明初期間，復有大批客家移民自汀、贛二府轉徙廣東境內墾殖定居《嘉應州志》「故今之土著，多來自元末明初，以余耳目所接之人，詢其所自來，大抵多由汀州之寧化，其間亦有由贛州來者，其言語聲音皆與汀贛為近，其傳次亦相上下，約在二十餘世之間。」
明代萬曆年《永安縣誌·俗產志》「琴江割自長樂，俗亦同之。寬得，古名，寬緩訾窳，好氣而知足；琴江之民地，詩書仕宦惟數大家余皆力農。石膏壤沃野，自昔以為上田，無事糞之種，常七、八十倍，下亦二三十倍。縣中具五民，庶民在官。近乃長、興、和、埔。遠則江、閩。」永安居民近的來自附近長樂、興寧、和平、大埔，遠自江西、福建。
清代康熙年《永安縣次志》，被認為是目前所知最早出現真正意義上客家的文獻。該志由永安知縣張進籙修，屈大均纂，其卷十四《風俗》「寬得人習勤儉，衣裘罕缺，然不無外柔而內詐。琴江好虛禮，頗事文學。散佚逋賦。縣中雅多秀氓，其高曾祖父多自江、閩、潮、惠諸縣遷徙而至，名曰客家，比屋誦讀，勤會文。」
在屈大均《入永安縣記》一文中，另有如下記載「自歸善水東，溯東江而行。凡三日，至苦竹泒。取轎歷橋田、月角嶺至義容屯......縣中多閩、豫章、潮、惠諸客家，其初高曾至此，或農或商，樂其土風，遂居之。風氣所移，大抵尚勤儉，務敦樸，有淳古之風。」
《入永安縣記》記載了屈大均受邀編纂縣誌，在永安各地走訪的見聞。正因為是見聞，更能代表作者的所見所想。在這裡，名曰客家變成了諸客家，並不具有自稱的含義。考慮到受遷海復界的影響，當地人已形成對於來自惠、嘉地區外來者「客」的觀念。
屈大均在完成《永安縣次志》的編纂後，對其業已完成的《廣東新語》進行了增補，繼續論述永安的風土人情。與《廣東新語》並稱為清代嶺南史料筆記兩大名著的《嶺南雜事詩鈔》中同樣論及客家，文後自注中寫到「惟語音與土著迥不相同，故謂之客家。」
贛南方志中的客籍與《永安縣次志》成書幾乎同時，贛南地區的方志中也出現了客的稱謂。康熙五十年《瀲水志林》中，興國知縣張尚瑗：「嶺嶠四衝，土著少而客籍多。民俗買田則立戶，立戶則充役。僑寓流移，襁負擔簦，春來秋去，著之以名籍，惴惴乎？」
清代乾隆年《石城縣誌》「邑大戶土著為多，萬乾恐勢不能勝，又要聯客綱頭目鄭長春、李誠吾、連遠侯，結黨惑眾。名綱義，約王振，初名集賢會，糾寧都、瑞金、寧化等處客戶。」將移民稱為客綱、客戶，再次表明瞭在清前中期的贛南，客是作為一種他稱而存在。
清代嘉慶年《新安客籍例案錄》「新安縣復界後，地廣人稀，招徠異籍民人，佃墾地畝，其時有本省韶、惠、潮、嘉及閩省漳、汀各府屬民人，亦各先後踵至就耕。」
清代嘉慶年《欽定學政全書．卷四十一．寄籍入學》「查客童等祖父於順治年間，因招墾軍田，自惠潮來莞，入籍一百餘年，滋生已七千餘戶。」
廣東和平人徐旭曾作於嘉慶二十年的《豐湖雜記》被認為是客家人的宣言。文中寫到「今日之客人，其先乃宋之中原衣冠舊族，忠義之後也。自徽欽北狩，高宗南渡，故家世胄，先後由中州山左，越淮渡江而從之，寄居各地......有由贛而閩、沿海至粵者；有由湘、贛逾嶺至粵者。沿途據險與元兵戰，或徒手與元兵搏，全家覆滅、全族覆滅者，殆如恆河沙數。天不祚宋，崖門蹈海，國運遂終。其隨帝南來，歷萬死而一生之遺民，固猶到處皆是也。」徐旭曾為嘉慶四年進士，辭官歸里後先後掌教廣州越秀書院和惠州豐湖書院。他稱客家人為中原衣冠舊族，徐旭曾的《豐湖雜記》是客家文化精英主動論述自身的開始。
清代道光年《佛岡縣直隸軍民廳志．卷三．土俗》「其方言有土著、有客家，自唐宋時立籍者，為土著。國初自韶、惠、嘉及閩之上杭來佔籍者，為客家。」
清代同治年《客說》「而客於是乎濫觴焉。遞於東晉元嘉，五胡亂華，冠帶數千里之區，腥羶塞路，於是乎豪傑之徒，相與挈家渡江，匡扶王室。....及帝昺南遷，遺民益蔓延於南海之疆，與土人望衡對宇，往來交際，迭為賓主，或聯婚媾，長其子孫，蓋既千數百年於茲矣。由是觀之，大江以北，無所謂客，北即客之土，大江以南，客無異客，客乃土之耦生。今之世，而欲求唐虞三代之遺風流俗，客其一線之延也。」
嘉應州人黃遵憲《梅水詩傳》序言中寫到「余嘗以為，客人者，中原之舊族，三代之遺民，蓋考之於語言、文字、益自信其不誣也。」此外，在《己亥雜詩》《古香閣詩集序》等著作中，黃遵憲反復論述客家的來源和歷史。
《己亥雜詩．二十四》「篳路桃弧輾轉遷，南來遠過一千年。方言足證中原韻，禮俗尤留三代前。」
《己亥雜詩．二十五》「男執干戈女甲裳，八千子弟走勤王。崖山舟覆沙蟲盡，重帶天來再破荒。」
清代光緒年《石窟一徵》「大埔自晉置義招安置流民，中州民族接踵南下，以迄南宋諸臣息從行在，播蕩閩粵間椒聊於以蕃衍，變流寓而成土著。至有明光復，故物人才輩出，始為國人所注目。」
清代光緒年《嘉應州志．卷三十二》「元世祖至元十四年，文信國引兵出江西，沿途招集義兵，所至響應，相傳梅民之從者極眾，父老流傳松口卓姓有八百人勤王，兵敗後只存卓滿一人。」隨文天祥，起而勤王，與元兵淒戰，至宋帝已沉海，仍無一降元者。
清代光緒年《嘉應州志·方言》「嘉應州及所屬興寧、長樂、平遠、鎮平四縣，並潮州府屬之大埔、豐順二縣，惠州府屬之永安、龍川、河源、連平、長寧、和平、歸善、博羅一州七縣，其土音大致皆可相通。然各因水土之異，聲音高下亦隨之而變，其間稱謂亦多所異同焉。廣州之人謂以上各州縣人為客家，謂其話為客話。由以上各州縣人遷移他州縣者所在多有，大江以南各省皆佔籍焉，而兩廣為最多。土著皆以客稱之，以其皆客話也。」
太平天國己未九年刊印，由洪仁玕撰寫的《資政新篇》中，直揭當時接受韓山文傳教而信道的客方言人群為客家「惟瑞國有一韓山明牧司，又名咸北者，與弟相善，其人並妻子皆升天，各邦多羨其為人焉，愛弟獨厚，其徒皆客家，多住新安縣地也。」
清代光緒二十七年《興寧縣鄉土志·人類篇》是一篇極具客家意識的論述「邑中人類，本中原衣冠舊族。宋南渡時，播遷轉徙，多由閩贛而來，語言風俗與土著異，故當時土著稱為客家。厥後由縣轉徙他方者，遂自稱客家，而並無改其語言風俗，示不忘本也。考據家謂其語言多存古音，風俗猶有古禮焉。」
清代光緒年《清稗類鈔·客族》「四川成都多廣東嘉應人，其入蜀也，始於粵寇石達開之率眾西行石敗，眾潰散，石軍多嘉應人，遂旅蜀不返，娶妻生子，比於土著矣。惟其語言則數十年來沿用不改，故成都人群稱之曰客族，然嘉應人在其本州島所操之語，粵人謂為客家話，蓋亦非嘉應土著也。」
清代光緒年《清稗類鈔·方言類》「廣東有客話，廣東之南雄州，韶州，連州，惠州，嘉應州五屬，及廣州之花縣，龍門，清遠，潮州之大埔，豐順等縣，均操客話。蓋土著以其後至，故稱其人曰客家，乃遂以其言為客話。其語之節湊句度，較之內地不甚相遠，實與六朝音韻相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