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在牛顿的世界观中，价值全部都是生产者创造的。但为什么创新能力更强的德国、日本、法国、英国会在互联网领域颗粒无收？为什么创新能力一般的中国在互联网领域会与美国并驾齐驱？跳出牛顿的世界观，可以发现：消费者的智能手机、休闲时间和消费是智能化的三要素，中国消费者数量世界第一，所以中文互联网体系能够与美国英文互联网体系并驾齐驱。这直接证明：消费者参与了价值创造，甚至在互联网世界是价值创造的主体。沿着消费者创造价值继续思考，我们会发现：消费者对优质低价的一致性要求，促使每个行业效率不断提升，是市场配置资源的最优手段，就是上帝之手。因此，一旦消费者在自己的智能手机上构筑起公共网络体系，直接配置资源，那么，消费者创造价值的比重会不断增加，直至生产者基本被软件和智能机器全部替代（解放），最终人类所需的大部分价值由消费者创造。也就是说，起点劳动主体是人，终点劳动主体是机器。起点是生产者创造价值，终点是消费者创造价值。起点是私有制，终点是公有制。

比如，爱因斯坦推导出的结论是：宇宙存在链接现在与过去的虫洞，这是影视剧最喜欢拍摄的素材，我们熟知有《寻秦记》、《夏洛特烦恼》、《你好，李焕英》等等。但客观上，虫洞并不在现在和过去之间，而在现在和未来之间。科学家只检查爱因斯坦计算结果的数学严谨性，而无法发现穿越会带来质量的紊乱，因为科学家也都是牛顿的世界观。跳出牛顿的世界观，假设2021年与2000年之间存在一条虫洞，你从这条虫洞穿越过去，会带来两个结果：一是过去2000年的地球增加M千克（M是你的体重和飞行器质量之和），二是现在2021年的地球减少M千克的结果。而2000年的地球又会继续到达2021，这就意味着2021年地球有两个，重量相差2M千克。1次穿越会创造两个地球（世界），这直接违反了物理定律本身。因此，严谨数学计算出来结果是对的，但方向却是错的。

想一想从你出发，1人1天1股东，分享每日翻倍，30天全民完成汇聚是不是一个通往未来的虫洞？这个虫洞是不是可以把人类带入一个消费者主导的新世界？

这种构筑在精确计算和严谨数据之上的牛顿世界观无法被证伪的几个关键点：一是在空间科学领域它确实科学有效；二是市场未饱和之前，它确实正确；三是它是专家、学者称为专家、学者的原因；四是它是各个领域精英称为精英的原因；五是它是成功者成功的原因；六是成功者成功的原因是落后者学习的对象和追赶的方向。鉴于以上，根本就没有人去怀疑自己的世界观（认为自己是个傻瓜）。因此，过去100多年，没有人能走出牛顿的世界观，尽管爱因斯坦的理论已经超越了牛顿的世界观，但其个人的世界观却依然是牛顿的。只有世界全面超出牛顿的世界观，牛顿的世界观完全失效，在各个领域都出现明显的不自洽，才可能出现受过系统教育且连续失败的人，去怀疑与否定自己和自己的世界观。在系统否定自我基础之上，还需要长时间、偷偷的跳出牛顿的世界观，重新思考世界，严谨论证，逐点批驳。这个过程是十分痛苦的，因为他看到到处都是错误的，但却不能说。这就如同把一个现代人扔到清朝农村，他必须跟着耪地、纳粮、日复一日。他要假装融入社会，但实际上他经常蹦出极其反动的话。他和别人逐渐无话可说，他和家人逐渐无话可说，因为他说的、他想的都反动、都是做白日梦！这是七八年前，笔者模糊得出的结论。经过七八年的实践，笔者的模糊结论开始清晰，开始由不确定变得笃定，就是牛顿的世界观出了问题。

互联网和传统金融行业就像在时间世界修路施工方，因为时间世界没有光，所以这些路全部是按照施工方利益最大化的原则修建的。什么意思？北京距天津100多公里，假设没有光，谁也不知道这个距离，谁也看不见这个距离，施工方完全以赚钱为目的，那么，这条高速会修成1万公里以上。修成1万公里带来的问题：使用这条高速公路的人消耗的时间、油耗、车损增加了几十倍。当然，空间世界有光，所以，没有人敢这样谋财害命。但时间世界没有光，互联网公司、金融公司和各路资本都是按照“越长赚的越多越好”的逻辑在修路。想一想为什么会产生400多万个APP，正常需要多少？不会超过30个。但为什么修的信息高速路比实际需求多了十几万倍？想一想为什么明明有了互联网，银行还要求所有有价值的商品（货币）必须在自己的土路上运输？为什么高效的互联网则只能运垃圾（附加值极低的大数据）？因为时间世界没有光！生产者都是按照越长越好的逻辑在修路。这带来的问题是什么？一是，明明有高速，施工方非要人类使用布满收费站的土路；二是，修信息高速路的花费巨大，使用信息高速的花费成本更巨大的！此两者，都是打着科学技术的旗号谋财害命。因为牛顿科学体系在时间世界没有标尺，牛顿的标尺只在空间世界（上帝说，让牛顿出世！（空间）世界一片光。）

谁能降服黑龙，救人类于水火之中？消费者（人民）！
消费者在自己的智能手机上构筑统一的公共网络体系，所有道路都是最短路径的高速，都是最短时间的高速，都是最低能耗的高速。
空间世界、时间世界全部可测量、可计算，一片光明！那么，共同富裕的实现就是轻松的事情，实现共产主义也并非难事。今天，整个社会都在讲百年变局，都在讲深化改革，都在讲寻求底层科学的突破。但什么是科学？牛顿的计算方法是工具，是永恒有效的。但牛顿的理论是构筑在质量主导之上，因此，其理论并不是绝对科学。而包装在牛顿科学之上的所谓科学则全部是现在我们颠倒是非的工具。

能耗是尺，逻辑是光，照亮空间世界！
工时是尺，逻辑是光！照亮时间世界！
最短时间、最短距离、最低能耗如影随形，寻找一个，其他两个自然出现，三者都惟道是从！道是什么？零成本！万事万物不能达到零成本，但都在努力追求。

三）牛顿世界观存在什么问题？
牛顿机械论的世界观，万物是死的，是不变的。因此，基于物理公理、定律的数学即科学，科学即真理。依托牛顿世界观产生的所有模型都是1X线性模型+悖论归上帝（背锅）=科学+上帝之手（背锅）。
惟道是从的世界观：万物遵循统一的自然规律，都是像有生命的一样（1N1抛物线模型）。因此，数学计算的对象是活的、属性是变化的，是需要设定两个相反的参数（M，E）。一旦我们选择1个参数，严谨数学计算和逻辑推导出的结论可能恰恰与实际相反，社会科学领域尤为突出。这是科学领域产生大量的悖论和无解之谜的根源。被知识分子戏称为：智慧的代价是矛盾，这是世界和（牛顿）世界观开的玩笑。

四）牛顿的世界观存在什么问题？
我们看世界有两个视角：个体视角和群体视角。牛顿世界观是个体视角，是极端的。这种极端进一步封闭了群体视角的开启。也就加剧了信息的不对称。
1、自然关闭的群体视角
群体由大量自己组成，拥有大量自己的一切品质。自私、贪婪、恐惧、愚蠢、暴力、鲁莽、善变、善良、无私、诚实……A%的群体，拥有极端自私，B%的群体拥有极端贪婪，C%的群体拥有极端恐惧，D%的群体拥有极端的愚蠢，E%的群体拥有极端的暴力，F%的群体拥有极端的善变，G%的群体拥有极端的善良……

在人人关系中，任何给群体的建议被采纳，都会导致X%的群体的利益受损，从而激活X%的群体各种极端属性。建议者始终被X%的群体包围，在没有法律保护的平等关系中，必然会招致：随时随地、无穷无尽、伤害程度不一定的报复，即随时可能致死，但也不一定。如鬼魅、如恶魔。即使是在有制度保护的背景下，X%的群体的伤害依然是致命的。典型案例有：促进美国进步的林肯、肯尼迪等总统先后被刺杀。人类在漫长和残酷的进化过程中，个体会本能的关闭群体视角，但站在群体视角思考又是种族生存的必须，这是政府组织出现的根源。

2、保护思考者，东西方的历史选择
东方自然灾害频发，母亲河黄河不断泛滥，需要频发调动群体力量赈灾，个体力量在天灾面前十分渺小与无助。因此，群体自然选择集权制度，保障公职人员高高在上，让民敬畏官，从而保障社会能够有效应对自然灾难，保障群体的生存权。当然，任何事物都是利害参半，这个群体选择带来的问题：经过漫长时间的积累，每个个体在官吏面前温顺的像小绵羊，官吏在民面前像大老虎。整个社会只有一个思考、建议和实施通道，惟上是从，创新能力自我瓦解。这是过去2000多年，中国创新越来越弱的根源，也是中国古代社会自我腐败、古代民众自我愚弄、反智、没有逻辑的根源。只有大灾难来临，大量人已经死去，活着的人也朝不保夕，每个个体才能置之死地，重建集权组织。集权组织和集权组织之间，必须要分出胜负，最终选择一统集权组织。在东方人的世界观中，集权是应对多灾多难的有效手段，是个体生存的保障。拱卫集权的儒家文化因此周而复始的被社会选择。

西方民众都知道，市场是创新的主体，实际没有人负责任，所以西方民众参与创新是审慎与理性，在西方不会产生恶性竞争和烧钱大战。东方民众不知道：市场是创新的主体，实际没有人负责任，所以东方民众盲目、非理性、冲动。这是过去10年，私有制开始失效，中国拷贝西方创新模式产生大量“天坑”的根源。利润是市场的氧气，当投资不能产生利润，市场陷入极度缺氧状态，盲目、非理性和冲动会进一步加剧，X%的群体无赖化、无逻辑、非理性会导致监管采取相应的手段应对，两者互为强化，社会因此掉进沼泽，越陷越深。这是中国自上而下都没有（时间）认识到的问题。请注意，在高度分科、高度专业化的西方治理体系内，在牛顿世界观内，一个人要搞清全部，需要耗费几百年时间，但每个人都没有几百年的生命，因此是没有人真正认知到这个问题（东西方都一样）。这种信息不对称才是致命的。我们前面提到的：资本家把客户是上帝当做信仰，而客户（大众）则认为资本家在忽悠自己。同理，政府很多真诚愿望，也被大众视为口号，问题到底在哪？请重返上文，好好看看市场法的原则和群体暴力对个体的威慑。只有跳出牛顿世界观，重新建模才能缩短理解全貌的时间。

4、群体暴力，个体梦魇！
今日全球面临的问题的根源：市场法的基本原则是制度制定者不干预市场自由运转（制度不变），合法！干预市场（改变制度）天下（N%）共击之。历史明证：真正干预市场的只有两个人，希特勒和罗斯福。干预的前提是德国经济已经彻底破产，美国经济陷入史无前例的大萧条。因此，如果不解决认知问题，政策制定者调整市场法规的概率为零。如果希特勒能够给后来者警告，他会讲：“理性的人不应该考虑拯救恶魔（X%的群体）。我不理性，身败名裂，还要被打上恶魔的标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