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没有一场优雅的告别，人们对分离可能更加难以释怀。死亡对生者而言，也是一种悲痛的失去。

即使死亡如此痛苦，在西方文化的背景下，西方人依然会坦然讨论死亡问题，通过思考“死”领悟“生”，从死亡教育推展到生命教育。

相比起来，受到儒家文化影响的中国人更加注重现实，认为死亡会彻底毁灭世俗生命之乐，把死亡当作忌讳的话题。

大多数人终其一生都假装它并不存在，不得不提到这个字眼时，基本靠"意会"。曹操曾在《军谯令》中用成语“百年之后”代指逝世以后。老人们常常会用到这个说法，显得意蕴深沉，不过分直接。更通俗的语境下，人们会用“去了”“走了”“没了”等词代替“死”。

越是避讳，人们越是缺少对生命意义的思考和对身后事的规划。结果就是，当死亡来得猝不及防时，逝者不能安息，生者不能宽慰。

根据中国“入殓师”亲历故事编撰的《白事会》里有这样一个故事：102岁老人去世，家里人把他的尸体放在一边，只顾着打电话，向亲友通知他去世的消息。

到葬礼当天，有人请乐队在门口空旷处演奏，有人找来14匹马14头牛为老人“送路”，把街道堵得水泄不通。这场葬礼变成一场没有感情、只有陋习的大型闹剧。

没人在乎逝者想要什么，只是“按流程办事”

哈佛大学教授、外科医生阿图·葛文德在《最好的告别》一书里，提到了人们在临终时优先考虑的事项。

“人们希望分享记忆、传承智慧和纪念品、解决关系问题、确立遗产、与上帝讲和、确定留下的人能好好活着。

他们希望按照自己的主张结束自己的故事。”

当逝者完成这些事项，安心接受死亡时，生者也会更加释然，他们还能在追思纪念、感念孝道中，将家族文化传承给下一代人。

走好生命最后一站
比生前规划更重要的是：让它们实现。这是现代殡葬服务的发展要求。

在中国传统文化里，丧葬文化的意义比现在更为深厚，不仅与“孝”文化紧密相关，还迎合了当时的社会伦理与社会政治思想，以适应封建政治制度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