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家中的时候，父亲身体已经好多了。
　　看到文书公的书，父亲点点头，“文书公的文笔还是不错的。想必写的故事也耐人寻味。”
　　“何止耐人寻味，简直就是……光怪陆离。”我答道。
　　“哦？都是虚构的吧？”
　　“那不一定。”我不敢断言，“你不是研究历史么？当初红军的地下工作者的资料有没有？”
　　“这个……不太好找。怎么，文书公跟红军还有来往？”
　　我苦笑一声，“何止有来往，他老婆就是红军。”
　　“哦？这倒是第一次听说。不过据我所知，文书公始终没有参加红军。所以要翻阅当年的资料，应该找不到他的名字。对了，他夫人叫什么名字？”
　　“族谱里没有吗？他因为老婆是红军，肯定不敢把名字往书里写。你自己看吧，里面全篇都是‘吾妻柳氏’。”
　　“是。这是他慎重的地方。不过既然如此慎重，族谱里就更不会有了。我们家到他那一代的时候，就只剩下他一个人了。记录族谱的工作也是他在经手，想必不会有妻子的名讳。”父亲认真分析道：“到他下一代，是丹青公。也就是我的爷爷，你的太爷爷。丹青公有两个儿子，大儿子继承了祖产，还住在西河口；小儿子嘛，就来到了四川。不过你爷爷去世也早，恐怕你都没什么印象了。”
　　“呵呵，”我笑道：“那你就有所不知了。文书公还有个儿子。”
　　“还有个儿子？来来，细说。”
　　我摆摆手，“等说完了，天都要黑了。还是您慢慢看吧。”不过，既然提到了这“另一位儿子”，我倒想起来了。“爸爸，斧头帮的资料你有吗？还有一些什么民国时期的邪教的资料，有没有？”
　　“这个嘛，有点印象。家里虽然有点资料，但始终比较少。如果你要查，可以去图书馆或者历史研究所。”
　　“您跟我说说，民国二十四发生的事。”
　　“二十四年，我算算……哦，那是1935年了。”
　　“对，那一年，斧头帮可有刺杀什么人吗？”
　　谁知父亲一敲我脑门，“你自己不也读历史吗？这么重要的事都忘了？”
　　我揉揉脑袋，“您给提个醒。”
　　“十一月一日，汪兆铭遇刺。”
　　我猛然间想起来，“对。但是汪兆铭没死吧？”
　　“当时是没死，但是伤口一直碍事。脊椎里的子弹没取出来，又活了九年，1944年死的。”
　　“刺客叫什么名字？”
　　“孙凤鸣。”
　　“有没有可能，王亚樵当初是派另一个人去刺杀汪兆铭，但临时换了个？”
　　“这个……我就不清楚了。不过我要告诉你的是，这孙凤鸣是斧头帮的骨干人物，他当时的任务是刺杀蒋。不过蒋不在，他才朝汪兆铭开的枪。”
　　我听得有些发冷汗，难道当初“他”的任务是去刺杀……
　　和父亲谈过之后的第二天，我去了家乡的一个历史研究所。说明来意之后，接待人员很热情。他们听闻有这样一本书，显得很激动，认为这是一个填补历史空白的机会。我有些不好意思，告诉他们那本书更像是志异小说，希望他们不要太在意。他们摇摇头，表示专业人士有辨别真伪的能力。
　　聊了一会，我进入主题，想要借阅斧头帮当年的资料，并明确告诉他我要查阅一个叫“楚荆”的人的资料。
　　“楚荆？这只能翻翻看了。卷宗太多，你突然这样问，我也记不起来。”
　　“他曾经是斧头帮的人，后来应该是参加红军了。而且很可能是参与了一些打击邪教势力的战斗。”
　　“斧头帮当年确实有一些义士加入了红军。如果范围缩小到这里，我该能找到。”
　　我和他们都很激动，颇有点不达目的不罢休的气概。
　　翻阅了整整一天，总算找到一份资料。
　　研究人员解释道：“这些都不是原稿。原稿在国家历史研究院。我们当初也只能借阅，然后拍照留念。不过你知道，照相机的闪光会破坏老旧的文件纸，因此你看到的，也都是当年我们慎重拍下来的照片了。”
　　资料里有“他”的主要经历，讲述了“他”的人生轨迹。其中大多数，我都早已熟知。不过，资料里的他，是另一个名字。
　　可能是当初研究人员拍照的时候角度没有掌握好，这份资料里应该夹带的一张照片没拍全。
　　可是上面的字还能看得清。上面写着：“三十六年春节，延安。与父母、弟弟、妹妹、妻十九合影留念。”
　　照片透着昏黄。四十四岁的他站在文书公身后，与妻子微微笑着。而弟弟和妹妹靠在母亲一侧。那一侧，正好是研究人员没有拍到的地方。时至今日，我都不知道自己这位“老祖奶奶”长什么样。
　　后来我没再去寻找别的资料了。
　　因为那份属于“他”的资料上，明明白白写着：“……民国三十六年，于孟良崮战役牺牲，享年四十四周岁。妻子纪十九亦在同年牺牲，未有子嗣。”
　　这便是那个人的故事。这便是他选择的路。
　　悲伤而又甜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