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见领袖丨管涛（中银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
正式通过的“十四五”规划中，就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单独成篇，强调要统筹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把安全发展贯穿国家发展各领域和全过程，防范化解影响我国现代化进程的各种风险，筑牢国家安全屏障。其中，在“实施金融安全战略”的章节中，对提高开放条件下风险防控和应对能力做了具体部署。笔者以为，“十四五”金融开放需要关注以下风险。

　　宏观经济稳定
　　改革开放是中国的基本国策。中国渐进式的开放是先贸易开放再金融开放、先经常项目再资本项目、先长期资本后短期资本。“十四五”期间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对外开放，将不可避免步入金融开放的深水区，包括开放短期资本、对外投资和个人投资。
　　短期资本流动具有较强的顺周期性和超调属性，会给东道国经济金融稳定带来巨大挑战。所有货币危机都是从资本流入开始的，没有前期东道国的经济成功，吸引资本的过度流入，造成经济过热、信贷膨胀、资产泡沫和货币错配，就不会有后期经济下行、泡沫破灭时，资本集中流出的冲击。尤其当汇率缺乏弹性时，有可能加剧无风险套利资本流入。一旦形势逆转，套利资本集中流出，又可能形成对外汇储备的挤兑，最终酿成汇率贬值叠加债务违约的国际收支危机。
　　随着资本流动越来越开放，宏观调控有可能从汇率稳定、货币政策独立和资本自由流动“三者不可兼得”的“三元悖论”，走向资本账户开放前提下，汇率不论固定还是浮动，货币政策都不可能完全独立的“二元悖论”。中国宏观调控有待进一步完善，符合高质量发展要求的现代财税金融制度有待进一步健全。其中，货币政策传导对于跨境资本流动调节尤为重要。为此，要健全现代货币政策框架，包括优化的货币政策目标体系、创新的货币政策工具体系和畅通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同时，要在增强货币政策操作的规则性和透明度基础上，建立制度化的货币政策沟通机制，有效管理和引导预期。
　　有序开放双向跨境资本流动，有助于变暗为明，提高国际收支统计质量。但是，跨境资本流动的流量和存量监测（后者为对外金融资产负债）还有待加强。由于长期“宽进严出”的管理，中国对资本流入和对外负债的统计监测相对比较健全，而对资本流出和对外资产（债权）的统计监测相对比较薄弱。并且，统计监测的内涵也要与时俱进。如即便境外投资者（包括境外主权机构）持有的是中长期债券，在二级债券市场也是随时可以变现的，因此，若将其套用传统的短期外债监测标准，恐低估了中国面临的外汇流动性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