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十多年的持续努力，南京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在周勋初教授主持下校点的《册府元龟》，终于由凤凰出版社在不久前全部出版。这是至今为止中国学者采用新式标点和科学整理方法完成的最为宏大的单本古籍整理工程，也是此部列名宋四大书的空前大类书在宋、明两代四次刊本以后的一个全新的文本，对于中古文史研究具有极其重大的学术意义。我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以来，与南京大学诸位前辈和同仁接触较多，对此书从最初确定选题、分工整理直到后来的定稿付型，都曾有较多的了解。在学术风气普遍浮躁焦灼的环境下，不计名利，他们敢于选择如此重大而艰涩的课题，勇于在十多年的时间内默默无闻地做好此书整理，并为确保全书的学术质量作了连续数年认真的校勘、索引工作，十分难能可贵。我因为自己研究课题的需要，曾多次询问此书的出版消息，但所知所闻，都感到他们没有丝毫的松懈或耽搁，为求文本可信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辛劳。这种献身学术的精神，使我由衷钦佩，深怀敬意。
一、《册府元龟》的文献价值
北宋四大书中的《太平御览》对于宋前古籍辑佚的价值，《文苑英华》保存南北朝隋唐人诗文的意义，《太平广记》为保存古小说的渊薮，明清人早就有非常充分的认识，在各方面研究中发挥了不可估量的巨大作用。但对于《册府元龟》，则似乎从宋人开始就忽略了其文献价值，如袁褧《枫窗小牍》即认为该书“开卷皆常目所见，无罕觏异闻，不为艺家所重”，至明清两代仍普遍不太重视。到乾隆间邵晋涵在四库馆辑《旧五代史》时，据《册府元龟》录文已补《永乐大典》引文之残缺，较早认识到其价值。只可惜当时对于《册府元龟》所存上万则五代文献，仅取录三百多则，远未充分利用。近人陈垣既据以补出《魏书·乐志》残缺的一页史文，又提出据《册府》校《旧五代史》的计划，较充分地揭示了该书的史料价值，只可惜他的系列计划最终没有能够完成。周勋初教授在本书校订本前言中，从史料学、校雠学和学术史的角度，以翔实的例证，对于本书的价值作了很充分的阐述，我十分赞同。同时，我也愿意以自己多年来对于本书的利用，对其价值作些补充。
《册府元龟》由于部帙巨大，阅读不易，又没有具列文献来源，前人不免有许多认识误区。我认为《册府元龟》最重要的价值有两点，一是可以作为五代以前各种正史校订文本的重要依据，因为全书所采可信都是宋初以前的文本，即便原书具存，文本校勘的价值仍不容忽视；二是保存了数量可观的唐五代实录原文。
关于前一点，学者的看法比较一致。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华书局校订本《二十四史》五代以前各史校点工作，曾部分参校过《册府元龟》，但很不充分。我在数年前作《旧五代史新辑会证》时，采取将《册府元龟》全部五代文献复印后剪开，按照时间、人物、事件全面排比的方法，与校订本作了逐句的校对，确信当时利用远不充分。而在校订本各史中，《旧五代史》是利用《册府元龟》较多的一史，其它各史是否也是如此，值得斟酌。就我涉猎所及，如《册府元龟》隋代史事基本上专取《隋书》，很少涉及其它文献，可据以校补的文字就颇有可观。北朝三史，宋以后传本均非原本，已经据《北史》、《高氏小史》等书做过订补。校订本认为宋初流传的文本就是如此，但就《初学记》、《太平御览》、《通志》等书所存《北齐书》佚文来看，仍有校订本以外可以辑补的文字存在。如果有人能够将《册府元龟》所存北朝文献作全面的排比校勘，相信会有可观的收获。
唐五代实录是采用编年体写作的史书，在叙及重要人物去世时常附其事迹，即所谓实录本传。实录在转写为正史时，其编年部分被节写成本纪(《旧唐书》肃代后本纪烦碎即因删取实录而非国史，《旧五代史》本纪多达六十卷也是此一原因)，实录本传则成为正史列传写作的依凭。对于同一事件，实录叙述常更为原始而详尽，同时，实录还包含大量正史体例无法包容的细大不捐的各类史事。可以认为，唐五代实录是研究唐五代史事最直接最原始的第一手文献，《册府元龟》所存录的部分虽然经过杨亿等人的剪辑分类，但所有采入史文都仅作叙述角度的技术性加工，一般都能保存实录原本的面貌，并不像几部正史作者那样为了适应史书体例或展示史家立场而对史事作了太多的人为改写或重新表达，就此而言，《册府元龟》所存实录的文献价值远远超过正史和《通鉴》的记载。
《册府元龟》所存唐代重大历史事件的详尽记载，周勋初教授曾举到文宗大和间宦官陷害宰相宋申锡的例子，其中诬告的文案，仅此得见。我还可以补充两个例证。一是关于李唐先世事迹，《旧唐书·高祖纪》和《新唐书·宗室世系表》都有记载，但有关李虎的传记，则以《册府元龟》卷一所载最为详尽。再如贞观十七年(643)太宗废太子承干而立晋王李治，是唐初最重大政治事件之一，陈寅恪先生《唐代政治史述论稿》曾引证《资治通鉴》有关纪事。而《册府元龟》卷二五七有关此事的记录，是最原始而完整的记载。与《资治通鉴》比较，《册府元龟》所存显为《太宗实录》的原文，如述李泰之争宠，《通鉴》作“昨青雀投我怀”，《册府》作“泰昨入见，自投我怀中”；褚遂良进谏语，《通鉴》作“复宠魏王，礼秩过于承干，以成今日之祸”，《册府》作“复宠爱魏王，礼数有踰于承干者，良由嫡庶不分，所以至此”，所述更为清晰。而《册府》所载太原瑞石言“李治万吉”影响太宗之决断，允立晋王时“妃嫔列于纱窻内，倾耳者数百人，闻帝与无忌等立晋王议定，一时嚂呌，响振宫掖”，以及在此前后太宗的几次训示，都是很珍贵的记录，但《通鉴》都未记及。
类似的情况还可以举出五代时期的几个例子。一般来说，《新五代史》是依据《旧五代史》改写而成，但偶而也会有增出的事迹。排除今本《旧五代史》已经残缺的原因，相信《新五代史》参酌五代实录作了补充。如《新五代史》卷二五记符彦饶平定天成中汴州兵乱，详于《旧五代史》卷九一，而在《册府元龟》卷四二三有此事更详尽的叙述，可以证明欧阳修的依据就是此段实录，《册府》的记载也是研究此次兵乱的最原始记载。再如《新五代史》卷二五叙述天佑十七年(920)李嗣昭、李存审解朱友谦同州围的过程，比《旧五代史》卷五六所叙详细，事实也稍有不同，但更完整的记载，则见于《册府元龟》卷三六七，不仅有二李详细考虑军情的反复争议，有关作战过程的叙述也更为曲折。可以说，有了《册府元龟》的原始记载，两部正史的记载必然相形见绌，更不用说因为史事删节而可能造成的失误了。
此外，实录是以帝王和朝廷为中心的编年史，有关诏令、奏议、人事处置、君臣日常活动，以及四裔和藩镇的进奉等，都事无巨细，不分轻重，一一记录，以存事实。相比较起来，纪传体的本纪只能简略记载重大事件，别传部分以人物为中心，也难以具体到细节，而正史编写时突显的褒贬意识，更使学者很难可观具体地保存实录的原始纪事。比如每位皇帝即位、南郊以及宣布大赦时的长篇文告，正史中不可能全载，仅能保存于《册府元龟》和《唐大诏令集》中。而一些不太重要或未获采纳的臣僚奏议，正史多一笔带过，《册府元龟》各部中的引录则极其丰富。再如节庆临朝、雨雪放朝、宴会、巡游、祭祀、庆赐、旌表、慰劳等日常琐事，正史大多从省，而实录却逐一备记原委，《册府元龟》更分别门类编录，也保存了唐五代的大量基本史实。从储材备用以满足现代学术各种不同层面研究的需求来说，《册府元龟》是唐五代史原始文献取资不竭的巨大渊薮，其重要性绝不在几部正史和《资治通鉴》之下。
就此而言，《册府元龟》的整理确实是一件造福学界、功德无量的学术工程，必将为学者充分利用此书带来巨大的便利，并藉此为中古史研究新格局的展开提供大量第一手的珍贵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