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七岁登台算起，我的舞台生活已经将近六十年了。可是真正认识到舞台生活的意义，领略到舞台生活的乐趣，只是建国十年来的事。
一个忠于艺术的艺术工作者，毕生之志就是最大限度地搞好他的艺术，而这是离不开一个良好的政治环境的。
在艺术上，我从来是反对“闭关自守”的。早年，我有幸常常看到“须生泰斗”谭鑫培的表演，我长期和前辈艺术家汪笑侬、王洪寿（老三麻子）同台演出；我对花脸刘永春的唱和花旦冯子和的创造角色感到浓厚的兴趣……从他们身上，我深受熏陶，使我扩大了艺术眼界。
可是，解放后我才领会到：旧社会在我们艺人之间安放下多少道重重帷幕，使我们彼此隔绝，在艺术上不能交流，在感情上俨若路人。我虽力争冲破这帷幕，个人的力量毕竟是渺小的，直到全国解放为止，我不仅对祖国百花园里的胜景一知半解，即对京剧艺术的本身也是感到莫测高深的。
只是在1952年全国戏曲会演之后，通过几十个戏曲剧种的交流演出，我才恍然认识到：祖国的戏曲艺术是那么浩瀚渊博，无论是老大哥的秦腔、昆曲，还是小弟弟小妹妹的越剧、评剧，在共产党的培养灌溉下，都没有例外地长得那么茁壮，开得那么娇艳。
百花竞艳的结果，大家都为兄弟剧种的欣欣向荣额手称庆，同时，也对自己进一步地繁荣发展提出了努力方向和具体任务。坐井观天，必然故步自封。扩大艺术眼界，交流艺术经验，才能使艺术事业日益活跃，不断精进，共同提高。这是通过全国戏曲会演我所得到的最深切的感受和体会。
这之后，我就时时刻刻想着，要和全国的兄弟剧种的演员同志进一步地交流经验，时时刻刻想着，要把反复演了五十年的传统剧目进一步地从剧本上和表演上进行整理加工。许多我常演的剧目，在若干地方戏剧种，也是常演剧目。地方戏剧本文词的亲切生动、富于生活情趣，表演上的细腻逼真、感情充沛，深深打动了我。我决心博采众长来丰富和提高自己的脚本和表演。五十年来，我从来没有停止过自己对艺术创造的努力。现在，眼界扩大了，认识提高了，我有什么理由放松或停止这方面的努力呢？
1954年，在党的主持推动下，得到几位工作同志的热情协助，我的常演剧目，其中被公认为较优秀的十几出，进行了全面的修改和整理。我们对角色进行了新的估价，对故事进行了新的解释，对情节进行了必要的新的安排。对唱词、宾白进行了适当的润色。
经过一番修改整理，被歪曲了的革命英雄宋江不再是一个无聊的嫖客，《杀惜》不再是妒杀或仇杀，从这一般男女关系的事件中，体现出来的是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在《描容上路》一剧中，参考了地方戏的演出本，我把善良的老人张广才对贤德的少妇赵五娘的关怀和爱护更加人情化了，我要让这位父执辈的叮咛嘱咐倾吐出千千万万观众的心声。
在长期的演出实践中不断进行修改加工，虽然是中国戏曲的传统之一，但这一次修改显然不同于以往任何一次。经过这次彻底的修改，若干角色的精神面貌改变了，有些人物的精神品质升华了，舞台上出现了更加简洁、更加优美的新的局面。这就是党的“推陈出新”的方针的体现，而离开了党的领导，这种局面是永远不可能出现的。
1955年，当中央文化部为我和我的老友梅兰芳同志举行了“舞台生活五十年纪念”的大会和观摩演出之后，我的另一个愿望也实现了。中央为我安排了为期八个月的巡回演出，我们跑遍了东北、华北、华东五个省的十个城市。我们把不成熟的艺术给各地送上门去求教，同时我们也得到了最好的机会，认真向当地各个剧种学习他们的成就和经验。
1958年，我再一次得到为期六个月的巡回演出的机会。我们的足迹遍历中南、西南、西北、华北七个省的十一个城市。我们看到了更多的古老剧种的优秀艺术。而这之前，在1956年到1957年的期间，我还和上海京剧院许多同志一道访问了苏联的首都莫斯科和其他八个大小城市，并为那里的热情的观众作了整整两个月的演出。
通过在巡回演出中一连串的接触交往，使我永志难忘的第一件事是：人与人的关系彻底改变了。我不愿意去回想旧社会里人与人的那种冷酷无情的关系，但我必须指出：像现在这样路隔万座山、一见面就亲如同胞手足的现象，却是解放前我“跑码头”的时候从来没有遇见过的。人们尊称我为老艺术家，到处邀我看戏，开座谈会，到处是热情的笑脸。
说也有趣，“麒派”原是江南流行的一个艺术流派，我的学生大多是江南的京剧演员，而现在远至当时驻在朝鲜的志愿军京剧团里都有了我麒门弟子了。我一路上都在想：五十年来我对京剧艺术不能说没有一点贡献，但在和建国以来整个戏曲界的巨大成就对比之下，我的贡献实在太微小了。而从一路上我所观摩的各剧种的优秀的演出中，我所学习到和吸收到的东西却是太多了。
人们为什么对我这样尊重呢？透过他们热情的笑脸，我看到一颗颗真诚的、火热的心：为了社会主义的最高利益，他们千方百计地找寻一切机会来提高自己的素养，来丰富、改进自己的剧目和演出。除非是在社会主义时代和社会里，谁会有这样坚毅不拔的学习的精神？谁又会这样真诚地对待人和热情地帮助人？
一个忠于艺术的艺术工作者，毕生之志就是最大限度地搞好他的艺术，而这是离不开一个良好的政治环境的。
在艺术上，我从来是反对“闭关自守”的。早年，我有幸常常看到“须生泰斗”谭鑫培的表演，我长期和前辈艺术家汪笑侬、王洪寿（老三麻子）同台演出；我对花脸刘永春的唱和花旦冯子和的创造角色感到浓厚的兴趣……从他们身上，我深受熏陶，使我扩大了艺术眼界。
可是，解放后我才领会到：旧社会在我们艺人之间安放下多少道重重帷幕，使我们彼此隔绝，在艺术上不能交流，在感情上俨若路人。我虽力争冲破这帷幕，个人的力量毕竟是渺小的，直到全国解放为止，我不仅对祖国百花园里的胜景一知半解，即对京剧艺术的本身也是感到莫测高深的。
只是在1952年全国戏曲会演之后，通过几十个戏曲剧种的交流演出，我才恍然认识到：祖国的戏曲艺术是那么浩瀚渊博，无论是老大哥的秦腔、昆曲，还是小弟弟小妹妹的越剧、评剧，在共产党的培养灌溉下，都没有例外地长得那么茁壮，开得那么娇艳。
百花竞艳的结果，大家都为兄弟剧种的欣欣向荣额手称庆，同时，也对自己进一步地繁荣发展提出了努力方向和具体任务。坐井观天，必然故步自封。扩大艺术眼界，交流艺术经验，才能使艺术事业日益活跃，不断精进，共同提高。这是通过全国戏曲会演我所得到的最深切的感受和体会。
这之后，我就时时刻刻想着，要和全国的兄弟剧种的演员同志进一步地交流经验，时时刻刻想着，要把反复演了五十年的传统剧目进一步地从剧本上和表演上进行整理加工。许多我常演的剧目，在若干地方戏剧种，也是常演剧目。地方戏剧本文词的亲切生动、富于生活情趣，表演上的细腻逼真、感情充沛，深深打动了我。我决心博采众长来丰富和提高自己的脚本和表演。五十年来，我从来没有停止过自己对艺术创造的努力。现在，眼界扩大了，认识提高了，我有什么理由放松或停止这方面的努力呢？
1954年，在党的主持推动下，得到几位工作同志的热情协助，我的常演剧目，其中被公认为较优秀的十几出，进行了全面的修改和整理。我们对角色进行了新的估价，对故事进行了新的解释，对情节进行了必要的新的安排。对唱词、宾白进行了适当的润色。
经过一番修改整理，被歪曲了的革命英雄宋江不再是一个无聊的嫖客，《杀惜》不再是妒杀或仇杀，从这一般男女关系的事件中，体现出来的是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在《描容上路》一剧中，参考了地方戏的演出本，我把善良的老人张广才对贤德的少妇赵五娘的关怀和爱护更加人情化了，我要让这位父执辈的叮咛嘱咐倾吐出千千万万观众的心声。
在长期的演出实践中不断进行修改加工，虽然是中国戏曲的传统之一，但这一次修改显然不同于以往任何一次。经过这次彻底的修改，若干角色的精神面貌改变了，有些人物的精神品质升华了，舞台上出现了更加简洁、更加优美的新的局面。这就是党的“推陈出新”的方针的体现，而离开了党的领导，这种局面是永远不可能出现的。
1955年，当中央文化部为我和我的老友梅兰芳同志举行了“舞台生活五十年纪念”的大会和观摩演出之后，我的另一个愿望也实现了。中央为我安排了为期八个月的巡回演出，我们跑遍了东北、华北、华东五个省的十个城市。我们把不成熟的艺术给各地送上门去求教，同时我们也得到了最好的机会，认真向当地各个剧种学习他们的成就和经验。
1958年，我再一次得到为期六个月的巡回演出的机会。我们的足迹遍历中南、西南、西北、华北七个省的十一个城市。我们看到了更多的古老剧种的优秀艺术。而这之前，在1956年到1957年的期间，我还和上海京剧院许多同志一道访问了苏联的首都莫斯科和其他八个大小城市，并为那里的热情的观众作了整整两个月的演出。
通过在巡回演出中一连串的接触交往，使我永志难忘的第一件事是：人与人的关系彻底改变了。我不愿意去回想旧社会里人与人的那种冷酷无情的关系，但我必须指出：像现在这样路隔万座山、一见面就亲如同胞手足的现象，却是解放前我“跑码头”的时候从来没有遇见过的。人们尊称我为老艺术家，到处邀我看戏，开座谈会，到处是热情的笑脸。
说也有趣，“麒派”原是江南流行的一个艺术流派，我的学生大多是江南的京剧演员，而现在远至当时驻在朝鲜的志愿军京剧团里都有了我麒门弟子了。我一路上都在想：五十年来我对京剧艺术不能说没有一点贡献，但在和建国以来整个戏曲界的巨大成就对比之下，我的贡献实在太微小了。而从一路上我所观摩的各剧种的优秀的演出中，我所学习到和吸收到的东西却是太多了。
人们为什么对我这样尊重呢？透过他们热情的笑脸，我看到一颗颗真诚的、火热的心：为了社会主义的最高利益，他们千方百计地找寻一切机会来提高自己的素养，来丰富、改进自己的剧目和演出。除非是在社会主义时代和社会里，谁会有这样坚毅不拔的学习的精神？谁又会这样真诚地对待人和热情地帮助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