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两种矛盾的变化：中国网络意识形态的现状与隐忧

摘要：随着冷战的加深和意识形态对抗的加剧，互联网作为最重要的舆论阵地，无疑具有重大的政治价值。互联网不仅仅反映了中国新生代年轻人的心态，也预言了未来需要面对的问题。所以，从国家安全角度看，对国内互联网舆论的意识形态变化做出准确判断和预估，具有相当的意义。

说起来，笔者近来阅览了不少国内网络意识形态的论述，但大多偏理论化。当前的内外形势需要更为实际的论述，今天，笔者作为一个曾经的行业人员，结合过往，简单讲述一下当前中国的网络意识形态变化，以及未来可能出现的隐忧，仅供参考，希望有所助益。两大矛盾的突出对网络意识形态的影响
尽管海内外很多人过于强调官方在网络意识形态变化中的作用，但实际上，跟历史上所有民间重大意识形态的变化一样，除了国家的有效引导，真正对社会舆情起主要作用的，乃是大环境的变化和代际认知的变迁，中国网络意识形态的近些年变化同样如此。
笔者作为曾经的行业人员，对中国网络舆情的关注历来极为关注，从2015年以来，中国网络意识形态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离不开两种关键性的因素。

第一种因素，乃是外部因素。
即中西方关系自2015年底以来的不断恶化，这种恶化从美军战舰2015年底进入南海岛礁12海里以内开始，经历了2016年南海仲裁、2018年贸易战、2019年HK风暴、2020年疫情对抗和2021年新冲突等，每次冲突都使得中美民间互相观感急速恶化，这不仅仅促成了中国民族主义的崛起，也很大程度上带来了中国自由主义的衰败——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本质上亲西方思潮，是不可能在中西方对抗日益加剧的时代找到道义基础的。
考虑到中西方关系未来还会继续恶化，自由主义在中国的衰败还将继续，除非中西方关系未来改善，否则自由主义不会复兴。
事实上，当前中国自由主义的衰败，与中国近代史上两种意识形态衰亡的情势是一样的。如：
1931年中日关系急速恶化后，曾经在辛亥时代风盛一时的大亚细亚主义在中国迅速衰败，那时候的国民党要员如汪精卫等很多同盟会元老，作为坚定认同亚细亚主义的忠实信徒，他们对中日开战是非常痛苦的，很多人接受不了这种结局，甚至选择是投敌加入伪政府——而亚细亚主义在抗战中的消亡，更使得其几乎被中国人完全遗忘了。
20世纪60年代中苏关系急速恶化，在曾经对苏联极度仰慕的部分干部和知识分子中，造成了巨大的思想震动。
因此，今天中西方走向冷战，第一个巨大的冲击就是指向中国的自由主义牺牲品，他们的衰退是历史的浪潮的第一波，这同时也促成了中国民族主义的兴起。这种思潮变化的情势，并不让人意外。

第二种因素，乃是代际认知分化或者说代际矛盾
相比于外部因素，中国社会的代际认知分化，同样对网络意识形态造成了深远影响。自改革开放以来，一代代的中国人受惠于开放和市场带来的好处，尤其是知识青年，更是如此。60后、70后大学生毕业后，很快以较低的成本在城市定居，过上了舒适的中产阶级生活，他们对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规则认同度是非常高的，这一代高知人群甚至普通人很难理解任何对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反感情绪。
这种心态大致一直持续到80后左右，但到了90后年轻人中，则发生了真正的变化，至少相当一部分90后知识青年对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认知与前辈不同。我们很难理清变化的时点，但新一代年轻人对市场经济规则的看法确实是负面的，至少比前辈更不好。最明显的迹象，就是中国新一代知识青年尤其是小镇迁居到大城市工作的知识青年，在经济上更崇尚财富平等而非自由竞争，对市场经济和私人产权合理性的看法更加复杂化，甚至偏负面。
60后、70后往往很难理解90后、00后的认知，因为在他们眼里，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曾带给他们相当明显的地位提升和财富增加，他们不可能理解相当一部分新生代为何会反感市场经济和私人产权。

中国网络代际认知的变化轨迹
关于中国新生代年轻人思想变化的轨迹，其实是有迹可循的，笔者作为曾经的舆情工作者，对此一直关注，并体会甚深，下面我以自己观察的几个节点，列出中国互联网思潮的变化，以此笼统的划出新生代年轻人的思想变迁。
1、2016-2017年颓废思想的出现
在至少2015年之前，大多数中国新生代年轻人对市场经济竞争是抱有正面看法的，但是，2016年出现一个尤为值得注意的网络舆情，预示着这种看法的变化：2016年7月，中国著名喜剧演员葛优在1993年《我爱我家》中的颓废躺瘫剧照激发了整个互联网的热情，相当多人（以年轻人为主）转载这种照片，对之报以积极评价，使之成为当月最热的舆情，事后，一份官方媒体这样评价道，“一张20多年的瘫躺剧照，没有任何宣传、营销、炒作的情况下，为何有越刷越火，火到巅峰的势头呢？有专家认为，葛优躺其实是一个负面颓废形象，可以理解为当前快节奏的状态下，人们对葛优躺的羡慕嫉妒恨”；
2017年7月至11月，一位叫周立齐于2012年盗窃被捕后的视频也开始爆火，原因是周的几句话，如“打工是不可能打工的，这辈子都不可能打工”，竟然点燃了广大网民的热情，进而引燃了舆情。而且这个视频，2013年就出现了，但在当时毫无反响，却于2017年爆火，与葛优躺一样，这种舆情显然是触摸到了新生代年轻人的共情之处。

这两件舆情，从舆情分析来看，如此巨大的热度，实际上，表明了相当多新生代网民思潮的第一个变迁点，对市场经济秩序呈现出消极的看法。事实上，到了2017年末，中国互联网舆情大数据中，可以清晰看到“内卷化”一词的引用频次急剧攀升，这个曾经的古老词汇越来越多出现在中文互联网上，作为新生代工薪阶层对时代焦虑的表达。

2、2019年4月-2021年5月初仇富思潮的出现
从代际认知的角度看，2019年4月是一个中国互联网意识形态的重要节点，这个月，彼时的中国首富马云提出了九九六福报的看法，结果遭到了新生代年轻网民的疯狂批评，这一舆情事件点燃了中国新生代对企业家的负面看法，从此以后，年轻人攻击富人的舆情事件越来越多。
2020年，相当多以小镇做题家的年轻人在互联网上攻击丁真、攻击《后浪》、甚至攻击清华合唱团，2020年后半期，中国互联网上出现了新的词汇——“打工人”，这个名词是新生代将自身处境地更加负面化，对自身经济阶层的更加具象化，实际上也更加具体地表达了自身的不满。2021年5月，大批网民猛烈攻击了腾讯高管张军和著名演员张国立，这进一步显示出代际认知的差距和仇富思潮的明确化。
说起来，部分中国新生代网民对前辈精英阶层的敌视，并不一定因其体制内外、立场左右而变化，否则不能解释他们猛烈攻击《后浪》、《老年清华合唱团》。与大多数海内外观察家想象的不同，这是一种经济矛盾的体现，而非政治矛盾的异化——他们本质上是不满于经济秩序，一种他们眼里，他们需要付出比先辈更高、更重代价的经济秩序。他们的这种愤怒还会进一步延伸和变化。

未来网络的变化：自由主义的破灭与新生代矛盾的出现
尽管自由主义的激进面人所共知，但事实上，现代自由主义本质上是一种有产者思潮，她体现了有产者实现有产后对政治权力和更大经济利益的追逐。从本质上看，他对更渴望追求基本经济利益的无产者毫无吸引力，这也是英美之外的自由主义者历来只会把事情搞砸的原因——在夺取权力的过程中，人数稀少的自由主义者依赖于无产者的不满，却在事成之后无法建立无产者真正渴望的经济秩序，进而引发新的动荡。
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大多数源于体制内外的有产阶层，他们往往倾向于将这种本质上服务于自己利益的思潮视为人类道德的唯一追求，并虚伪地自我感动不已。说起来，我常常看到这些人不能理解中国新生代年轻人为何对自由主义如此反感——新生代年轻人不仅厌恶政治自由主义，更仇视经济自由主义——但实际上，这仅仅表明他们根本不了解大多数中国新生代的境况。
事实上，自法国大革命以来，所有自由主义者对体制的挑战，本质上是一种有产者之间的内部斗争，这种冲突是温和的，也是有规则的，因为彼此的矛盾不涉及经济利益。
在过去几年里，基于对自由主义的共同反感，体制和新生代结成了强大的联盟，借助内外有利因素，他们基本完全压倒了自由主义浪潮。

总结
在当前贫富分化日趋明显和中西方对抗不断加深的世界，中国自由主义无论从各方面来看，都是一个既没有时势，又缺乏群众的没落思潮，它只能是知识分子聊以自嘲的愚蠢沙龙。
对中国未来真正可能构成威胁、并抓住新生代灵魂的激进思潮和主要矛盾的，一定是基于强烈民族主义，同时在经济上致力于无情推进均贫富的意识形态，这种思潮，就是北一辉式的思想。与此同时，就像群众政治的历史所揭示的那般，一个贫穷的新生代群体必然仇恨的真正直接压迫他们的有产者，这决定他们必然呼唤能够对有产者冷酷的群众领袖。
但是，这样的意识形态必然是激烈冲击现有经济秩序的，也是必然反体制的，尽管它的旗帜可能颇有迷惑性，但无法回避的经济矛盾改变不了这种本性——对此，应该尽早引起重视。++++
历史经验显示，在外部环境恶化的情况下，贫穷一代新生代年轻人的意识形态偶像往往是一个轻视财产的激烈民族主义钢铁狂人，如北一辉、希特勒这种才能承担。自由主义对国家构成的威胁，绝不可能与之匹敌。而这些年轻人的偶像一旦被证明是一个贪财的家伙，就会立刻失去吸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