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期燕国名将乐毅受到燕昭王的礼遇和重用。乐毅率领部队连下齐国七十余城，直逼齐国都城临淄，恰逢燕昭王去世，燕惠王即位，其人心胸狭窄、多猜善疑，受到齐国田单反间计的影响，撤销了乐毅的军权，并派骑劫为将，然骑劫连败于齐国。此时，燕惠王担心逃到赵国的乐毅趁机率领赵国部队攻打燕国，向乐毅致信，批评乐毅忘恩负义，希望乐毅返回燕国。乐毅针对燕昭王“使人数之以罪”，通过对先王燕昭王任用贤良的魄力之事进行追忆，入情入理地阐释自己之所以能被委以重任，都在于报效先王的缘故。而燕惠王的猜疑、指责、非议在燕昭王的信任、欣赏、肯定的对比下，失色太多，这就是乐毅选择逃到赵国的原因之一。乐毅逃到赵国的原因之二在于他能够明白，历史上国君对大臣有猜忌时，大臣很少有幸免的。乐毅在信中告诉燕惠王，从情感上讲，“免身立功，以明先王之迹，臣之上计也”；从理性上讲，“离毁辱之诽谤，隳先王之名，臣之所大恐也”。为了维护燕昭王尊重贤良所形成的良好口碑，更感恩特定历史时期君臣之遇，这是乐毅所期待的，也是乐毅一直以来行事风格的前提。如果能够了解乐毅的行事风格，必然不会担心乐毅会率赵国部队攻打燕国，再次印证了燕惠王目光短浅、缺乏政治眼光。乐毅的这封信，既露忠义之心，又显感遇之情，做到了情理交融，读来令人动容。
　　通识时变、勇于任事的张居正在担任内阁首辅后，主持朝政，推行改革，国运为之一振。当时湖广巡抚想为张居正在其家乡修建三诏亭以示恭维。张居正严词拒绝，并写下了《答湖广巡抚朱谨吾辞建亭书》这封信。张居正以宦海感悟起笔，说到近些年来，许多地方官为自己“建坊营作”，造成了“损上储”“劳乡民”的负面影响，此事令自己“日夜念之，寝食弗宁”。在反省此事基础之上，张居正告诫湖广巡抚再兴土木是“重困乡人，益吾不德”的行为，应该坚决从思想中去除打算做这件事的意识。张居正能够摒弃流俗观点，认为“流俗之所艳”的是“恩宠之隆，阀阅之盛”，不是圣贤所教诲的“三不朽”盛业，而大兴土木、修建三诏亭更不是“三不朽”盛业。紧接着，张居正举近世之名臣张文忠，人称“贤相”，“然其声施于后世者，亦不因三诏亭而后显也”；再举前代汉文帝因考虑到修建露台需要花费百斤铜钱，相当于十户中等人家的产业，最终作罢。在此基础上，张居正得出“举百家之产，千人之命”来修建三诏亭，实为不宜。最后，张居正以家道荣辱兴衰本为常事来劝诫，现在修亭子，未来可能踏为平地，不要寄希望于通过某种物质手段来固化人的政绩、显示人的荣耀，这些都是没有用的。张居正在整篇文章中据理行文，其所阐发的道理令人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