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期燕国名将乐毅受到燕昭王的礼遇和重用。乐毅率领部队连下齐国七十余城,直逼齐国都城临淄,恰逢燕昭王去世,燕惠王即位,其人心胸狭窄、多猜善疑,受到齐国田单反间计的影响,撤销了乐毅的军权,并派骑劫为将,然骑劫连败于齐国。此时,燕惠王担心逃到赵国的乐毅趁机率领赵国部队攻打燕国,向乐毅致信,批评乐毅忘恩负义,希望乐毅返回燕国。乐毅针对燕昭王“使人数之以罪”,通过对先王燕昭王任用贤良的魄力之事进行追忆,入情入理地阐释自己之所以能被委以重任,都在于报效先王的缘故。而燕惠王的猜疑、指责、非议在燕昭王的信任、欣赏、肯定的对比下,失色太多,这就是乐毅选择逃到赵国的原因之一。乐毅逃到赵国的原因之二在于他能够明白,历史上国君对大臣有猜忌时,大臣很少有幸免的。乐毅在信中告诉燕惠王,从情感上讲,“免身立功,以明先王之迹,臣之上计也”;从理性上讲,“离毁辱之诽谤,隳先王之名,臣之所大恐也”。为了维护燕昭王尊重贤良所形成的良好口碑,更感恩特定历史时期君臣之遇,这是乐毅所期待的,也是乐毅一直以来行事风格的前提。如果能够了解乐毅的行事风格,必然不会担心乐毅会率赵国部队攻打燕国,再次印证了燕惠王目光短浅、缺乏政治眼光。乐毅的这封信,既露忠义之心,又显感遇之情,做到了情理交融,读来令人动容。
通识时变、勇于任事的张居正在担任内阁首辅后,主持朝政,推行改革,国运为之一振。当时湖广巡抚想为张居正在其家乡修建三诏亭以示恭维。张居正严词拒绝,并写下了《答湖广巡抚朱谨吾辞建亭书》这封信。张居正以宦海感悟起笔,说到近些年来,许多地方官为自己“建坊营作”,造成了“损上储”“劳乡民”的负面影响,此事令自己“日夜念之,寝食弗宁”。在反省此事基础之上,张居正告诫湖广巡抚再兴土木是“重困乡人,益吾不德”的行为,应该坚决从思想中去除打算做这件事的意识。张居正能够摒弃流俗观点,认为“流俗之所艳”的是“恩宠之隆,阀阅之盛”,不是圣贤所教诲的“三不朽”盛业,而大兴土木、修建三诏亭更不是“三不朽”盛业。紧接着,张居正举近世之名臣张文忠,人称“贤相”,“然其声施于后世者,亦不因三诏亭而后显也”;再举前代汉文帝因考虑到修建露台需要花费百斤铜钱,相当于十户中等人家的产业,最终作罢。在此基础上,张居正得出“举百家之产,千人之命”来修建三诏亭,实为不宜。最后,张居正以家道荣辱兴衰本为常事来劝诫,现在修亭子,未来可能踏为平地,不要寄希望于通过某种物质手段来固化人的政绩、显示人的荣耀,这些都是没有用的。张居正在整篇文章中据理行文,其所阐发的道理令人深思。
通识时变、勇于任事的张居正在担任内阁首辅后,主持朝政,推行改革,国运为之一振。当时湖广巡抚想为张居正在其家乡修建三诏亭以示恭维。张居正严词拒绝,并写下了《答湖广巡抚朱谨吾辞建亭书》这封信。张居正以宦海感悟起笔,说到近些年来,许多地方官为自己“建坊营作”,造成了“损上储”“劳乡民”的负面影响,此事令自己“日夜念之,寝食弗宁”。在反省此事基础之上,张居正告诫湖广巡抚再兴土木是“重困乡人,益吾不德”的行为,应该坚决从思想中去除打算做这件事的意识。张居正能够摒弃流俗观点,认为“流俗之所艳”的是“恩宠之隆,阀阅之盛”,不是圣贤所教诲的“三不朽”盛业,而大兴土木、修建三诏亭更不是“三不朽”盛业。紧接着,张居正举近世之名臣张文忠,人称“贤相”,“然其声施于后世者,亦不因三诏亭而后显也”;再举前代汉文帝因考虑到修建露台需要花费百斤铜钱,相当于十户中等人家的产业,最终作罢。在此基础上,张居正得出“举百家之产,千人之命”来修建三诏亭,实为不宜。最后,张居正以家道荣辱兴衰本为常事来劝诫,现在修亭子,未来可能踏为平地,不要寄希望于通过某种物质手段来固化人的政绩、显示人的荣耀,这些都是没有用的。张居正在整篇文章中据理行文,其所阐发的道理令人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