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恢复了秦朝的国家垄断，通过推恩令将郡国权力收归中央，实行对外扩张，南征百越，北击匈奴，西通西域，军士战马耗尽。为了应对巨额财政赤字，汉武帝实施民可以用金买爵赎罪的政策，这又造成了豪商富贾对爵位的垄断，官僚机构臃肿，腐败开始盛行起来。
贯穿于西汉帝国的经济政策问题是：黄老道家的自由放任与儒家的国家垄断之间的争辩。汉昭帝继位后，辅政大臣霍光召开盐铁会议，两派人士在会上展开了大辩论。一边是以桑弘羊为代表的官府垄断派，另一边则是民间的贤良文学派。贤良文学派虽然是儒者，但其主张自由放任，方向上与黄老道家一致。
汉元帝倒向盐铁会议中的贤良文学派一边，实行盐铁业的彻底私有化。汉成帝时，豪商富贾、皇家贵族依靠自身的实力优势，在自由竞争的环境下不断的形成私人垄断集团。汉哀帝在位时，想通过限田令阻止土地兼并，扼制关内垄断集团的势力，但改革困难重重，由于反对派的实力巨大，最终无法实施。

王莽篡汉后，面对私有化泛滥所导致的“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局面，他大胆地开启激烈的国有化改革，把一切土地全部收归国有，不准买卖，一切奴隶亦不得交易；又实行盐、铁、酒、铸钱全部收归国有等垄断性政策。
由于王莽的土地国有化改革过于剧烈和反复，一方面遭到大地主的反对，另一方面导致农民对土地剥夺产生不满。农民被逼逃离仅剩的地产，流离失所，在天灾人祸和饥荒的刺激下，爆发了起义。
西汉武帝末年，搜粟都尉赵过发明了代田法、耦犁和耧车，悄然的引发了一场农业革命。耦犁和耧车的出现，缩减了农业对劳动力的依赖性，方便开展组织性大生产，这就为豪强地主兼并土地提供了需求和动机。

农业技术的改进，使汉宣帝时“岁丰谷贱”，不得不建常平仓以调节农产品价格。在自由化、私有化的土壤上，迅速的滋生了土地兼并的现象。东汉光武帝实现“度田令”、核实土地户口、限制兼并，按土地亩数收税，这才化解了贫富差距巨大的社会矛盾。
《盐铁论》：“言之非难，行之为难。故贤者处实而效功，亦非徒陈空文而已。”嘴上说说并不困难，而真正做起来就感到困难。所以贤明的人总是务实而后求其功效，而不是只陈上空文就罢了。“善治人者，能自治者也。”善于管理别人的人，首先能管理好自己。
“世不患无法，而患无必行之法。”不担心世上没有法令，担心的是有法令而不能付诸实行。没有法律还可以制定，法律不完善还可以补充。但是，有了法律却不按法律办事，或者对有些人按法律办事，对另外一些人不按法律办事，就会失去法律的尊严和价值，大失民望。

《盐铁论》：“多见者博，多闻者智；拒谏者塞，专己者孤。”多见的人学问广博，多闻的人聪明多智；拒绝别人意见的人闭塞寡闻，独断自专的人孤独无助。桑弘羊从十三岁的时候就跟随在皇帝汉武帝身边，一辈子当了将近50年的官，掌控财政就将近四十年。
桑弘羊的行为在儒生们看来是与民争利，就导致了儒生们的不满，所以霍光看到了他们对桑弘羊不满，而霍光又担心桑弘羊的政治作为影响他掌控大权，就促成了盐铁会议的举办。这些儒生是被霍光利用来牵制桑弘羊的。商鞅变法后，商鞅死得很惨，但是秦法还是照旧实行。桑弘羊虽然被打倒了，但是他的主张对汉朝廷有利，所以继续实行。
“盐铁会议”及时的召开，为昭（帝）宣（帝）中兴提供了理论与实际上的支撑。盐铁会议之后，霍光更加受到昭帝的信任，昭帝授权霍光掌管朝中大权，霍光也将休养生息的政策进行了贯彻和落实，收到了积极的效果，比如霍光废除了关中地区的盐铁官，接着又逐步废除盐铁官营。

晚年的汉武帝发现，虽然取得了战争胜利，但好好的一个大汉江山，又回到了民穷国敝的地步，于是郑重其事的写了个检讨——《轮台罪己诏》，检讨自己的错误，不该穷兵黩武，用尽民力，建议后来者要放宽政策，与民生息，让老百姓生活好一点。
桑弘羊出生于汉景帝五年（前152年），是“洛阳贾人子”，也就是商人的儿子。中国古代通常重本轻末，商人不受重视甚至被歧视，但也有例外的时候，西汉初年实行休养生息的政策，对商业发展持开放态度。在桑弘羊13岁时，因为精通算学而被朝廷选中，成为郎官，并进而加侍中。
侍中是秦朝所置的官职，本是一种加官，也就是“兼职”，拥有此职，就可以往来于一些普通官员不能进入的机要之地。西汉也设侍中，主要职责是侍从于皇帝左右，“出入禁中，顾问应对，位次常侍”。桑弘羊担任侍中，任务是陪比他大4岁的太子刘彻读书。

汉武帝采纳右内使郑当时的建议，下令实施盐铁官营，由国家垄断盐、铁等重要物资的生产。汉武帝任用郑当时为大农令，任用盐商东郭咸阳、冶铁商孔仅为大农丞，由他们负责此事。桑弘羊是商人的儿子，又精于计算和经济问题，汉武帝也让他参与盐铁官营。
元鼎二年（前115 年）汉武帝提拔桑弘羊为大农丞，负责推行经济改革。元封元年（前110 年），汉武帝任命桑弘羊为治粟都尉，代理大农令，掌握财经大权。
自此开始，直到汉武帝去世，桑弘羊一直是西汉朝廷经济方面的负责人，独掌财经权长达23年，汉武帝所取得的文治武功，离不开桑弘羊在经济方面的大力支持。

桑弘羊担任大农丞后，进一步对各郡国的盐铁官进行整顿，增设了新的盐铁官，使全国设置的盐官达到35处，分布于27个郡国；铁官达到48 处，分布于40个郡国。这些盐铁官都由朝廷统一管理，盐和铁的生产经营全部纳入国家专管专营的范围内。
桑弘羊代理大农令后，又立即奏请汉武帝，设置“大农部丞数十人”，让他们“分部主郡国”，以此监管、指导各郡国的财经工作，改变以往分散管理、多头管理造成的弊端，建立起“垂直领导”的财经管理体系。
太初元年（前104年），大农令改称大司农，在桑弘羊的推动下， 大司农进行了组织机构和人员的扩充，除已有的令丞外，还增加了5个负责专项工作的令丞，使财经管理更加细化，分工更为明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