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黄天悲歌——漫谈黄巾起义（中）》，曾引了这样一段话，时任郎中的张钧上书说，“窃惟张角所以能兴兵作乱，万民所以乐附之者，其源皆由十常侍多放父兄、子弟、婚亲、宾客典据州郡，辜榷财利，侵掠百姓，百姓之冤，无所告诉，故谋议不轨，聚为盗贼。宜斩十常侍，县头南郊，以谢百姓。遣使者布告天下，可不须师旅而大寇自消”。黄巾之乱并非起于张角，而是起于内廷之中，东汉末年的许多士人都抱有如此的观点。在本文中，即想和大家聊聊这曾让万民激愤十常侍。或者说，透过十常侍来和大家探讨一下中国独有的宦官文化。
       《后汉书》中有这样一个故事：“扶风人孟佗，资产饶赡，与奴朋结，倾谒馈问，无所遗爱。奴咸德之，问佗曰：“君何所欲？力能办也。”曰：“吾望汝曹为我一拜耳。”时宾客求谒让者，车恒数百千两，佗时指让，后至，不得进，监奴乃率诸仓头迎拜于路，遂共轝车入门。宾客咸惊，谓佗善于让，皆争以珍玩赂之。佗分以遗让，让大喜，遂以佗为凉州刺史。”真可谓“官大一级压死人”，只是被人以为“善于让”就可以如此狐假虎威。从中，我们不难看出在中国古代，人治已经达到了多么可笑的地步了。韩非子强调，法的执行要靠法、势、术三者的结合。而在中国古代，势与术的应用恐怕已经被发挥到了极致，只是法这最重要的一维却缺失了。既然是在这样一个人治到了荒唐地步的国家，那么如果能够讨好到处于最上位者，平步青云的仕途也是可想而知的吧。每天都在皇帝身边转来转去的宦官，自然不会放过这样一个改变自己地位的好机会。或许，就是因为此，中国历史上宦官篡权才会发生得如此之多。上面这个很可笑的故事还曾被赴会到明朝大宦魏忠贤身上，古代中国人对宦官篡权的憎恨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宦官是中国历史的独特产物，而宦官文化也是中国文化的独特组成部分。甚至有人把宦官文化称为中国文化的耻部，见不得人但很重要。有意思的是，宦官几乎可以被说成是中国古代政局的晴雨表——如果政局清明，宦官就隐蔽台后，不起眼的躲入皇帝的阴影；一旦政局昏聩，宦官就跳到前台，作威作福的把持朝政。
      其实，宦官也只是中国古代封建制度的牺牲品。出生在社会底层的贫寒人家，在连生活都成问题的情况下，选择那样的道路，大概也是出于无可奈何吧。或者说，连选择都没有。可以想象，父母只要还有一点办法，应该也不会将自己的儿子送入宫中。现代精神分析学认为，一个整体的人格是由三部分组成的，即本我、自我和超我。其中，居于管制地位最高部分的是超我，他是在向父母认同过程中，把父母行为当作楷模，间接学得的道德规范和社会良心，他在人格结构中遵循着完美原则对自我和本我进行管制。而自幼就被弃置宫中的宦官，往往得不到父母的关爱。在得不到亲情关怀的幼年生活中，他们的人格结构恐怕很难发展到超我的层面。也就是说，他们的人格往往是不健全的，甚至是异常的。这种异常可以是各种类型的人格异常倾向，但整体说来表现为没有是非善恶的判断能力和羞耻心，并且极端自我中心。当汉灵帝把开篇引用的那段张钧的上书给张让等人看时，张让等人“皆免冠徒跣顿首，乞自致洛阳诏狱，并出家财以助军费”，然而风声一过，即“诏使廷尉、侍御史考为张角道者，御史承让等旨，遂诬奏钧学黄巾道，收掠死狱中”。像这样对上位者表面唯唯诺诺，而转为暗中向对方攻击破坏，说作是权略也未尝不可。但时而“皆免冠徒跣顿首，乞自致洛阳诏狱”之软弱，时而又“收掠死狱中”之凶残，如此“用被动而间接的方式表达其带有狠意的攻击行为”，其懦弱和矛盾之中也不乏被动攻击的人格异常倾向吧。
人本身都会有一种于生活目标下求全求美的心态，宦官自然也不例外。可是，为了生活他们又不得不委曲求全的放弃自尊。如此，超我与本我之间便产生了冲突，并由此产生了焦虑。为了减轻这种焦虑，便会形成一些改变本质的行为。这些行为并非出自个体的意识境界，而是出自潜意识境界，是下意识的，是个体感觉不到的。这些行为也就是精神分析中所谓的“防卫作用”。更直白的说法是，为了生存和安全，宦官不得不放弃了自尊，而一旦有机会他们就会不择手段的去补偿饱受凌辱的内心。《后汉书》中载“宦者得志，无所惮畏，并起第宅，拟则宫室”。让自己宅第的规模超过皇宫，在封建时代这可是相当危险的。而为了“恐其（灵帝）望见居外”，宦官们费尽心机编出“天子不当登高，登高则百姓虚散”的借口，骗得灵帝“自是不敢复升台榭”。虽然如此，还是要修建豪宅，这可真是一种近乎疯狂的虚荣。而在这种疯狂虚荣的背后，我想更多的其实是自尊的缺失，是自卑。再讲一则更为著名的故事吧。“初，中丞相赵高欲专秦权，恐群臣不听，乃先设验，持鹿献于二世曰：‘马也。’二世笑曰：‘丞相误邪，谓鹿为马。’问左右，左右或默，或言马以阿顺赵高，或言鹿者。高因阴中诸言鹿者以法，后群臣皆畏高，莫敢言其过。”以上这段“指鹿为马”的故事引自《资治通鉴》。当然，这可以简单的说作是专权前的“设验”，但从赵高对彰显权力的那种迷醉来看，这也不可不说是一种不亚于前例的疯狂虚荣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