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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来探讨一下，做这件事背后的理念为何。
杨金鑫提出的【大武夷战略】，很显然是把区县的红利往上收。这个举动，跟接下来经济观察报这则报道里提到的内容精神是一样的：【1994年延平区“撤市设区”后的经济衰弱则被建阳视为“前车之鉴”。南平市本级财政总收入主要来自延平辖区企业。1995年市改区后，延平区财政只剩下7000多万元，此前1994年县级南平市的财政是2.6亿元。延平区由于受半级财政的制约、土地指标问题束缚、资源的不合理调配等体制方面影响，经济发展缓慢。】。
通过这两件事，都可以让人知道，在杨金鑫担任智囊的时期，地级市政府热衷于从区县榨取红利。
关于杨金鑫本人，按南风窗的采访，杨金鑫具有深度的【红色情结】，摘取部分内容：【第一次走进南平市府原副秘书长杨金鑫的办公室，我们吓了一跳。墙壁上悬挂着毛泽东的画像，办公桌上则摆放着毛泽东的塑像。……杨说，主张市场经济的他并不怀念毛泽东时代的体制安排，他之所以“供奉”毛泽东的影像，皆出于饮水思源的感恩心态。5岁丧父，和小脚母亲相依为命，杨认为他能够读书上大学并成材，都是毛泽东带来的福祉。过去40年，他换过很多办公室，但毛泽东的画像从没有消失过。】。
有趣的是，这篇报道还从负面角度描写了承包制和小农意识，比如：【较之往昔，喜欢说“想当年”的一个南平明星科技特派员感叹：不能和过去比呀。他估计的数据我们不知道是否准确 ，但我们相信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胡瑞法研究员的数据。胡接受《半月谈》采访时介绍：1990年代中叶，中国在册的农业技术推广人员多达百万，呈“金字塔”结构。国家级农技人员万分之五，省级2%，地市一级6%，30%在县一级，一半以上的农技人员在乡镇。如今，金字塔由于“底座”被毁弃，变成了“倒金字塔”。1980年代初叶，村一级农技人员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确立，一夜间消失于无形。1990年代初叶，乡镇一级农技人员随着“断奶断粮”的时势，也骤然间四分五裂，各谋出路。】——这段就是近期没少被中央官媒提及的【科技特派员制度】出现的前提，就是因为旧体制崩溃了。
我以上引用的两段是高度相关的。我接下来就说明这点。
毛在中国的光谱里代表左的方向，实际上一个人是复杂的。毛有一个地方分权的思想跟杨金鑫的理念是极度冲突。我们不要忘记，毛青年时代是从民国联省自治熏陶下出来的青年，共产党并入国民党时期，毛直接参与过国民党广州政府做代宣传部长，一起造北洋军阀的反，所以毛的思想中，有一个极为鲜明的特色，就是地方分权化。曾经在失败的大跃进中实践过，邓正是大跃进的副帅。邓的改革开放，在一开始也是延续了这种地方分权化思想，因此有福建广东的财政大包干制度（包税制），这种分权制度分别在1970年左右和大跃进时期出现过雏形。从5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期，大约三十多年，中国地方财政收入跟中央比长期是七三开，地方七成，中央三成。支出上，地方一般占四五成，最高也就是七成。所以地方政府的支出占比，基本低于其收入的占比，有时候还低很多。这不光是毛时代的制度安排，也是邓时代80年代的制度安排。这段历史终结于94年的分税制改革，然后靠返税和转移支付来做调节。收支分配格局改变以后地方财政收入占比剧烈下降，绝对值连续两年没有超过1993年水平。这意味着当年有很多地方的财政收入下降。包括连广州的财政收入都（含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在94年下降。
近年，央对地转移占地方本级收入的比重还在增加，2020年达45%以上。财政资金直达县级的制度继续扩张了宏观调控能力，这回面上是削弱省级等科层权力，效果于地方层面的权力下放。中央级有中央级的宏观调控，地方级也有地方级的宏观调控，包括市级也有市级的宏观调控，宏观调控实质就是干预市场、干预下级单位。所以宏观调控从80年代末的治理整顿以后正式被引入中国，当时一定意义上是为解决重复建设的问题，但在21世纪以来，部分地方政府的宏观调控行为，本身引发了更大的重复建设。比如各地以鬼城闻名的XX新区。为了办大事，地方政府必须集中财力，将下级政区的税收X%增量截流，就可以打着宏观调控的名义。为了建设新区，地方政府必须集中财力，就可以打着宏观调控的名义。宏观调控引入的一开始是为了解决重复建设，以后却变成了重复建设的帮凶。宏观调控还有另一个与集中财力相匹配的措施，俗称大水漫灌，也相当于是上级行政主体集中财力办大事，搞不好就是挤压了其他更有效益的地方或民间投资。这时候，确实需要杨金鑫的偶像毛思想的光辉照耀。
接下来，来见识一下毛的地方分权化思想，1971年毛对再次访华的斯诺表示：【中国要学美国的分权的发展办法，把责任和财富分到50个州去。中央政府不要包办。中国必须依靠地区和地方的积极性，统统抓在手里是不行的。】。毛多次表示上级要放权给下级搞活，在农业领域，1959年郑州会议上他说：【斯大林（集权）的积极性太多，对农民竭泽而渔。现在反保守主义，反本位主义（即地方保护），我就支持这些主义，改为合法权利。我相当支持瞒产私分……】。那么在工业领域，1966年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毛更直言：【中央收上来的厂收多了，凡是收的都叫他们出中央，到地方上去，连人带马都出去。】。
如果按照杨金鑫崇拜的毛的思想，地级市政府就不应该抢夺和泛化武夷这个标志，也不应该占有过多本该属于区县级的企业和财政，打消地方积极性。
考察杨金鑫曾经供职的南平市的情况，一般公共预算按2020年快报数，南平全市总收入（税收＋非税＋最后会返还回来的上划中央级收入）146.12亿元，其中，市本级35.43亿元，占比24%。支出，全市332.78亿元，其中，市本级62.75亿元，占比18.8%。那么福建的水平是，全省总收入5158.35亿元，其中省级1867.82亿元，占比36.2%，预算数全省支出4808亿元，其中省级524.81亿元，占比10.9%。
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占比：南平市本级24%对18%。福建省级36.2%对10.9%。
表面看上去，南平市本级占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总收入的比重低于福建省级，但如果是按上面那则报道说的【南平市本级财政总收入主要来自延平辖区企业】，即使占比少，负面影响仍然大。因为从主要指标上看，延平区是该市最大的经济体，当地产生的财政收入不能更多用于撬动当地的发展是不科学的。看延平区的数据，从1995年到2019年，公共财政总收入（口径大于一般公共预算总收入包括上级补助、发行一般债券和各种腾挪的资金）出现三次负增长，分别是1998、2016和2019年。但包含市直的公共财政总收入，却没有一次负增长。2018年延平区的公共财政总收入仅12.8亿元，含市直的公共财政总收入，达50.06亿元，含市直的一般公共预算总收入，达46.4亿元。也就是说，延平区只能拿到该区产生的财政收入的四分之一。
再来政府性基金（主要是卖地），南平全市收入113.49亿元，其中市本级40.66亿元，占比35.8%。福建全省收入按快报数3429.7亿元，其中省级486亿元，占比14.2%。
所以，把一般公共预算总收入和政府性基金收入加起来，南平的市本级占到29%（市本级预＋基＝76.1／全市预＋基＝259.6），福建的省级占到27.4%（省级预＋基＝2354／全省预＋基＝8588），反而低于南平市。
这个辖福建省国土面积最大的政区的市政府就算咬住了企业的收入，也不愿把土地收入放给区县。还疯狂抵押资产向银行借贷，集中财力办大事。就是地方宏观调控的一个例子。
虽然不清楚杨金鑫在这上面的贡献是什么。但可以知道的是，杨崇拜的毛，不喜欢这样。
回到之前的报道内容，杨金鑫说【主张市场经济的他并不怀念毛泽东时代的体制安排】，对于【体制安排】，既然他用市场经济来对应，那他指的是计划经济（城市国有经济＋农村集体经济）。其实毛时代的体制安排，当然不止是计划经济。比如我刚才提到的地方分权化也是一大块。然而，杨金鑫热衷于从区县榨取红利的做法，也不是毛思想。他确实做到了在地方分权方面否定【毛时代的体制安排】。主张市场经济的邓没有，在地方分权化上，邓时代80年代更是这样。
不过说到这条【1980年代初叶，村一级农技人员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确立，一夜间消失于无形。1990年代初叶，乡镇一级农技人员随着“断奶断粮”的时势，也骤然间四分五裂，各谋出路。】，却是【毛时代的体制安排】崩溃的结果。集体经济的崩溃，客观上造成城乡分化扩大。这个体制安排，不知道有感于【农村被极大地冷落了】的杨金鑫先生怀念不怀念？
这件事其实说明人的复杂性：不要光听他平时怎么说，要看他每临大事怎么做。比如杨金鑫崇拜毛，毛非常重要的地方分权思想，在杨金鑫先生身上，却没有看到。就目前所见消息，很显然，杨金鑫在地方经济上，他的核心主张是上级集权，用行政权力干预进去重新改变分配格局，而非发挥下级积极性（即加强区县自主性与竞争力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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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的谈话《和旅游规划专家谈闽北（二）》中写照了杨金鑫的【左倾冐进】构想（http://blog.sina.com.cn/s/blog_4b873363010006wf.html）。谈话的前半段主要是谈文化，跟本帖的主题无关，后半段开始跟各地的专家谈怎么发展当地旅游，杨金鑫的主要思路一句话，用地方文化、生态条件、用地方风味的饮食土产等，把武夷山的游客分流到其他的县市，写照他的【大武夷品牌】思路。杨金鑫最后说：【闽北大武夷旅游体系要建立，有一个比较敏感的问题，南平市更名为武夷山市。我很早以前有个设想，就是要把建阳建成50万人口的中心城市，更名后的武夷山市就放在建阳。建阳地盘很大，可以容纳上百万人口，北与武夷山市区南与建瓯市区连成一片。】。
杨金鑫未免太看得起大武夷的外溢效应，武夷山连它坐落的武夷山市自己都发达不起来。
按七普，建阳区的人口34万人，延平区的人口46万人，在十几年前应该还接近50万人，换句话说，杨金鑫想用建阳取延平而代之。杨金鑫认为建阳【可以容纳上百万人口】。可是之前本帖已经说到过，跟地盘大没有绝对关系。河南地盘比浙江大，那又怎样呢？
杨金鑫想把30多万人口的建阳区，变成50万人口的中心城市。方法是改名武夷和政府搬迁。这不是市场经济。其实这很有意思。
杨金鑫的名字塞满了金这个属性。而毛主席的名字里有水，在八字里，金生水。所以杨金鑫崇拜毛，还符合命理学。但是杨金鑫的政策构想，走向了毛的反面。不知道杨金鑫是否想到过，他【主张市场经济】正是导致农村衰败的根源。杨金鑫又想挽救农村和振兴农业，科技兴农还远远不够，还要拓展市场，我就不说包销本身也是计划经济，最终杨金鑫给出的方案是【大武夷】，这个战略也非市场经济，因为大武夷是打造区域品牌，强调政府主导分配资源的作用。杨金鑫背叛了自己的【市场经济】主张。这是逻辑上的必然。因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源应该往区位最好、最靠近福州的延平区聚集才对。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闽东北地方应该往南一边倒，就像福建本身的区域格局：往沿海一边倒。而在计划经济思维下，才会产生杨金鑫那种立足于中间平原带，辐射四方或四方向其进贡（税收、品牌）的构想。
杨金鑫说【主张市场经济的他并不怀念毛泽东时代的体制安排】，实际上杨的【大武夷战略】不是什么市场经济思维，而更像是计划经济思维。披上市场经济的外衣，干计划经济的事情。
所以【主张市场经济的他并不怀念毛泽东时代的体制安排】这句话应该这么理解：杨金鑫竖毛的牌位，好的东西没学来（地方分权化），被淘汰的计划经济的影子一直他没有甩掉。放权——放弃拿到手的奶酪难，收权容易。
杨金鑫那种理念落地，客观上势必导致请示太多、审批太多、拿来太多、滥用太多。
杨金鑫又回顾：【1985年，我曾经提出以武夷山为中心，联结南平、建瓯、建阳、邵武的152个景点，建成半月形的旅游网。这个建议被当时地委、行署采纳，并写进1986—1995《建阳地区发展战略纲要》。经过十几年的努力，这个半月形的旅游网并没有建成，原因是什么？我看一是旅游业摆不上位置，二是机场、铁路等基础设施有个建设的过程，三是人们的消费需求还没有形成，四是缺乏一个很好的规划。这几年武夷山的旅游业发展很快，前面三个问题都解决了，全国重视旅游，党中央国务院把发展旅游业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来抓，武夷山也完成了原始积累，铁路通了，机场通了，旅客进得来、住得下、出得去。人们的观念也变了，旅游需求空前高涨。因此加快发展闽北的旅游业最关键的是要搞一个很好的规划。】。
杨金鑫再次做出了太乐观的判断，他说【前面三个问题都解决了】，那不止是武夷山解决，那是全国一盘棋，至于【人们的消费需求形成】，中国仍然不是高收入经济体，就算消费需求形成了，武夷山在中国这个动辄数千年文化遗产的国家，能不能脱颖而出，还是未定之天，2021年7月汛情严重的郑州就辖有登封少林寺这种家喻户晓的景点，中国人对少林寺的感觉比对朱子的感觉更清晰得多，光登封市的旅游接待人次就跟武夷山市差不多在1700万人，只是旅游收入差了一截，遭到汛情的河南地方还包括标榜以治水闻名的大禹的故乡，随便分一分，武夷山就没有了。武夷山只有垄断东南区域的旅游人次和收入，才具备拉动整个闽东北经济的能力。大一统年代，武夷山十辈子也做不到。是居民收入和服务质量造成瓶颈，【福建人的消费需求还没有真正形成】到可以溢出让武夷山在全国景点竞争中成为能够带动闽东北经济的一极。在2021年《小康》杂志全国县域品牌形象百优县市榜单里，武夷山市仅仅排名84，还不如晋江、南安，第一是嘉兴市的南湖区，也就是中共一大开会的地点，有政治因素，第二名是属于浙江湖州的吴兴区，两山理论发源地的代表，第三名是山东曲阜市，就知道，朱子跟孔子差远了。一些头大的福建人应该看到，现在可不是南宋小朝廷，北方被金国占据，理论家们只好在南方另起炉灶，现在是北京大朝廷，山东靠近北京，武夷山想谈大文化还是轮不到的。靠天然的山竟然不如靠人为的人。武夷山这座所谓的双世遗，连把武夷山自己都提升不到哪去。武夷山几个双世遗是国际上机构认可，在国内的教科书里，武夷山还摆不上位置，朱子文化还没有正名。就算是国际上好了，时至2019年，14亿人口大国中国，在全球旅游目的地国里排名只有第四位，在十五年前的2004年，中国（内地）上升为全球旅游目的地第四位，从此长期保持在这个位置，只有在2010~12年短暂超过西班牙成为第三大旅游目的地。90年代中期世界旅游组织曾预测：中国将在2020年超过法国、西班牙、美国而成为世界第一旅游目的地。然而2020年新冠疫情肆虐全球，重击了各国旅游酒店业，中国还没有成为世界第一旅游目的地，距离杨金鑫期待的大武夷战略更远了。且今时不同往日，在80年代闽中和闽东北经济在福建还处于中游偏上，现在早就不是那么回事了。发展以农林牧渔初级产品为上游的关联工业没问题，问题是借着这个名义还魂计划经济，搞左倾冒进的区域格局重整。
【大武夷】不可持续，以为不断增强市级的调控能力，不断从区县榨取红利，凡是区县的好东西，就拿过来贴自己身上，放大泛化，以为这样就能让事态好转，当然是不能得到。没有足够的资源，必须有所取舍。平潭是福建省在打造，进展距离一极还十分遥远（福建对某个政区举全省之力这个表述先用在平潭）。何况是一个市级的能力。
表面上放大区县的优势，实则摊薄了竞争力。最后没一个好的。杨金鑫先生应该想到，他之所以【能够读书上大学并成材】，正是因为他父亲早亡。如果他父亲继续活下来，多生一个儿子，按照杨金鑫先生作为智囊提出的政策，也就是红利上收，然后撒胡椒面。那么杨金鑫能不能【上大学成材】是要打个问号的。因为杨金鑫先生将会看到，他父亲把有限的资源分成两拨，一拨投在杨金鑫身上，一拨投在另一个儿子身上，摊薄了资源，降低了利用效率。还以为是一种美德。杨金鑫没有得到足够的投入，是否还能在那个年代【上大学成材】，是很可以怀疑的。要知道，让梨的孔融也算是名流大户人家子弟，让一让又怎样。
到底是杨金鑫父亲把有限资源分成几拨，每个兄弟分一点好，还是杨金鑫母亲全力打造杨金鑫一人，杀出一条血路【上大学成材】以后带动其他兄弟鸡犬升天好，到底哪一个路线更好呢？
担心给予下级政区太多权力会破坏宏观调控造成重复建设的人，看到了集权于上之后孕育的武夷新区本身更大的重复建设，该作何感想。正如可持续的扶贫绝非用政府资金采购农特产品和定向贷款硬生生打造出一些用于宣传的典型农户，搞【波将金农庄】。与其榨取区县的优质资源【乱为】，不如把区域品牌和税权还给区县，让有这方面潜力的地方专利这方面事情。这就是毛-邓的地方分权化思想要告诉杨金鑫先生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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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结，帖子主要引出这几个内容：第一，人的主张是可以随着实际条件变化而变化的，看杨，今天主张市场经济，明天就可以因为自己的目标靠市场经济达不到，而改成政府主导。市场经济可以换成其他各种东西，所以不用过分迷信其讲话内容，了解归了解。第二，据杨金鑫自叙【父母请邻居“良贤”老先生为我取了个名字叫“金鑫”，说我五行缺金。】，八字上金生水，杨金鑫崇拜名字里有水的伟人，关于杨说自己【能够读书上大学并成材，都是毛带来的福祉】，根据杨自叙他出生于【一个贫民家里】日期是【1944年4月24日】，那么他接受高等教育的年纪，应该就是政治高压的年代，以杨金鑫的出身，确实得到了毛思想的光辉普照。表面看上去，八字有点道理，但这只是概率问题吧。毕竟人们也不能说，若某个地方发大水，是因为当地主官的名字里没有土或者八字缺土。第三，杨或刘的空间大转移的政策换在今天就是不守财金纪律的案例。近期有很明显的收紧趋势，像6月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征管改从税务部门7月的加强地方人大对政府债务审查监督的意见都在反映这点。第四，至今为止中国改名把希望放在旅游业的地方，没有一个经济发达，那不能都算到供给侧的问题，另一方面是我国的居民消费还不足以支持。在2020年的通缩中结构势必又往回退了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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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了这些杨金鑫的坏话，最后用一段好话，来收尾吧。杨金鑫没有因为自己姓杨，就乱认祖归宗，是明智的，但这是个人德性，丝毫不能掩盖他在公共事务上的罪过，杨金鑫说：【在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里，杨氏是个大姓。历朝历代，名人辈出，文能治国，武能安邦。继秦始皇之后第二个统一中国的隋朝开国皇帝杨坚；东汉清白廉洁，反贪拒贿的杨震；北宋保家卫国，满门忠烈的杨业。闽北也出了“三杨”：北宋大文学家浦城的杨亿，“程门立雪”将乐的杨时，明朝“四朝元老”建瓯的杨荣。我出生于杨家，我的祖宗是谁？不知道，既无家谱，更无族谱。我只知道，我的祖父母杨增钰和李青青，曾祖父母杨奶仁和倪桂英，再往前，我一无所知。人家说我是宰相杨荣的后代，我不敢沾这光，没有根据。杨荣同东汉的杨震是一脉,“四知”堂，而我从小时候就知道，我们家是“余庆堂”。】（见他的回忆文章：http://blog.sina.com.cn/s/blog_4b873363010006yz.html），同姓本来就不一定是同一个祖先，特别是大姓。古代好几个姓最后通过各种方式并入一个大姓。其实来历不同，地望也不同。
有这么几种可能性：第一，迁徙改姓，入乡随俗。第二，过继改姓，现在世界就有个现实的例子，安倍晋三的胞弟过继给岸家，起名岸信夫，现任岛国防卫相。古代荒年，人口交易市场活跃，领养转让孩子这种情况当然很多。第三，仰慕改姓，比如胡人进入中原仰慕当时有权势的某个大姓，给自己取这个姓。有各种情况。像杨金鑫说自家【既无家谱，更无族谱】，可以肯定杨金鑫不是出自大族，以前有名望的家族，如果是，按福建人的习惯，一般都要修谱。
但是最后我想说，杨金鑫可能不是隋室的后裔，但杨金鑫的政策，确实很像隋炀帝。隋炀帝最著名的政绩营建东都洛阳、以洛阳为中心的人字大运河，征用以百万计的壮丁背井离乡，跑来跑去，大运河的政治意义就是便于混一戎华，同时打破地域；杨金鑫思想影响下的政策，泛化大武夷概念贯通福建东北部，开山辟土，搬迁行政中心，滥用非市场化手段，带动行政移民和一小撮投机移民去“重新开始”。隋炀帝发展洛阳，天下之中，杨金鑫发展建阳，号称福建东北部之中。杨金鑫可能不是隋室的血统后人，至少也是后世的精神效法者之一。
大运河号称罪在当代，功在千秋。那么杨金鑫的大武夷，对于福建这个地方来说，有没有类似的效果，是很令人怀疑的。
因为建阳和洛阳虽然都叫阳（这个我说下，地名中带阳字的通常指位于某条水的北岸，带阴字的则位于南岸，比如韩信那个淮阴侯，就是南岸，福州的江阴港，南岸），说到洛阳的区位在中国，比起建阳的区位在福建，只是貌似而已。福建的“洛阳”不在建阳，更可以是位于闽江下游靠近出海口的福州，洛阳通过打通水系遏控江南和燕地，谷物通过运河运到洛阳后入关中，这跟闽东北粮仓的谷物往下走到福州，才算异曲同工，就算按杨金鑫的思路硬要放在中间，福建版“洛阳”起码也是南剑州。杨金鑫更名迁府那一套之于福建，无法与大运河的效益之于中国等量齐观，按杨金鑫的思路绘下去，几千亿下去也不足以振兴。
杨金鑫的大武夷很明显是往江西方向靠的一个布局。福建东北部地区接壤江西，局部民风与赣文化接近。杨金鑫先生美好的江西经历也构成到他的建设布局观（杨说：【我刚满六岁，就上了江西人办的私立小学----新赣小学。因为家里贫困，学校免收学杂费】【想当年，江西人赶了100只蛤蟆到福建，99只留在崇安不走了，有一只跳到建瓯。建瓯的这只蛤蟆欢迎你去观光。人们会说，我99只蛤蟆都看过了，你那一只蛤蟆再好我也不去看了。所以我说“看完武夷不看山，全靠文化作文章”。】，此外杨金鑫还夸口说：【光泽有特殊的区位优势，闽赣两省的省会被你一肩挑，一头连福州，一头连南昌，只要你旅游搞出特色，搞出魅力，两个省会的人都会赶到你光泽来。】）。
杨金鑫大概是忽略了，现在既非偏安一隅的南宋小朝廷，便于武夷区域品牌收割北方人才，现在也不是江西帮影响朝政的明朝前期，朝廷对海洋经济不感兴趣，乃至以国安理由限制，给了内陆制造基地大崛起的环境。
举个例子，明朝初期按洪武26年，江西户籍口数占全国比重达15%（官方控制范围898／6055万人），在之前的元初世祖至元27年比重更是达到了25%（同上1452／5883万人），当时的江西正位于承接带。现在按七普，江西常住人口占全国比重仅3.2%（4519／141178万人）。那么同时代的福建东北部，同样处于高峰。建宁府在明初洪武年间占比福建口数达14%（54万／392万人），建宁府的建制在今天相当于建瓯市、武夷山市、建阳区、浦城县、政和县、松溪县。按七普，这六个县级地区的人口加起来165万人，占比福建4154万常住人口只有4%。
只有在以上这种时代，闽浙赣交界地方达到了历史高峰，只有这种时代，闽浙赣交界真正大有可为。杨金鑫先生完美的错误估计了所处环境，硬生生调转箭头，引导部分福建人，去追逐那个不可企及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