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掠夺者的第一支单曲《当你遇见一个美丽的外星人》*——没错，唱片公司最后选择了掠夺者这个名字，西里斯因此得意了整整半个月——在榜单上的成绩不甚理想，它在发行的第一周里排到了当时英国单曲排行榜的第46位，并在接下来的几周里名次以肉眼可见的速度下滑。如今看来，它取得这样的成绩也不意外。时值90年代初，市场还沉浸在70年代消极反叛的朋克浪潮余韵里，焦虑愤怒的垃圾摇滚就已经从大西洋彼岸席卷至英伦三岛，那首詹姆15岁时写的诙谐小调自然而然地就被淹没了。
唱片公司没说什么，但米勒娃明确告诉我们，如果想成功，掠夺者必须要拿出更像样的东西，否则，我们最终只会成为那种发了一两张无人问津的唱片就销声匿迹的三流乐队。
所有人都感到焦虑，低落，但谁都没有詹姆受到的打击大。正如我之前所说，他的人生一直一帆风顺，首支单曲的失利对他而言大概算是第一个严肃意义上的挫折。
当单曲的名次滑到79的时候，他已经整整三天没睡，这天在排练室看到他的时候，我差点被吓一跳。
“早啊，月亮脸。”他顶着乱得像鸡窝一样的黑发，一扫前段时间的垂头丧气，神采飞扬地和我打招呼。
“炉灰里的豌豆都捡完了吗，辛*？”我说。
“哈？”詹姆扬起眉毛，脸上带着我所熟悉的那种天真的惊讶。
“你好啊，月亮脸，”西里斯懒洋洋地蜷缩在沙发里冲我打招呼，然后伸了个极其夸张的懒腰，“咖啡还是茶？”
“都不要，”我没上当，因为我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无论我回答的是茶还是咖啡，这家伙绝对会补上一句“太好了，那顺便给我来杯加双份糖的拿铁”。“但你要是想喝，街角那家店刚刚开门。”
“别操心这个，”詹姆摆摆手，咧嘴一笑，“来吧，让我给你展示展示我和大脚板昨晚都干了些什么。”
我和西里斯盘腿坐在地板上，詹姆先朝我们夸张地鞠了个躬，然后拨弄了几下他那头乱得不行的黑发，才坐到钢琴边上。他看似随意地弹了一段简单的旋律，非常简单，我皱了皱眉，基本上就是循环的C大调，跟任何一首干巴巴的无趣的流行歌前奏没两样。詹姆边摇头晃脑边向我挤了挤眼睛，似乎是在等待我的回馈，我不得不用一个耸肩掩饰了自己的不以为然。西里斯发出一声嗤笑，“别折磨可怜的莱姆斯了。”他伸长手臂够到不远处的吉他，将它驾到腿上。我注视着西里斯垂下脑袋，黑发遮住了大半张脸，结着血痂的手指在弦上-对不起，我找不到比这更俗套但又更贴切的形容-舞蹈。他用一段怪腔怪调的g小调和弦加入了詹姆。旋律乍一听变化不大，整首曲子却瞬间变得生动起来，处处透着两个人漫不经心的聪明和调皮劲儿。每一句的相同调子，加上西里斯的吉他后，都变得层次感极强。我能听出他们在歌曲编排上的野心，虽然能感觉到他俩有些刻意的炫技，但比起我们第一支单曲的孩子气，这首曲子在处理上成熟得多。一阵兴奋的战栗蹿进我没吃早餐的胃里，让我几乎有呕吐的冲动。那一刻，狭窄阴暗的地下室不再是禁锢我们的牢笼，它变得广阔、明亮，像樱草山的半坡，风景极好。我着了迷似地紧盯着詹姆在钢琴上的手指，不自觉地在地板上打着拍子，而詹姆在旋律的起落里加上了他的呢喃，我们三个人完全、彻底地迷失在了一个陌生而美丽的维度。
等停下来的时候，我的眼睛发亮，“这是什么？”

“你喜欢吗，月亮脸？”西里斯微笑。
“我爱死它了，”我有些激动，“这简直是天才！”
“它还没完成，”听了我的话，詹姆眉开眼笑，他递给我一张纸，上面潦草地写着几段反复涂改的旋律，“我和西里斯都觉得鼓点和贝斯的部分需要你和莉莉的帮助，但我想它真的很棒，我对它感觉很好。”
“伦敦的这帮人根本不懂音乐，”西里斯点燃一根烟，轻浮地朝我们吐了个烟圈，“现在的单曲排行榜就是个笑话。他们不知道当真正的音乐破土而出，挤压在你喉咙里时是什么感受。”
“我知道，”我喉咙发紧，嘴角忍不住上扬，“而它简直***太棒了！”
那天晚些时候，莉莉回到了录音室。我们给她又展示了一遍这首新写的曲子，她在听到一半的时候就冲去抓起她的贝斯，加入了我们。她的打弦手法非常特别，并且神奇地中和了西里斯的燥和詹姆的浮，整首歌更扎实了。我们四个人都兴奋不已，一整天都窝在录音室里热烈地争论（是的，争论，在音乐上，我们每个人都有非常强烈的主见，并不是总能互相妥协），反复地在那张破破烂烂的纸上涂抹，修改，然后迸发出新的主意。到那天结束的时候，整首曲子已与我最初听的大不相同，它融合了詹姆极具创新的编排，西里斯迷幻而古怪的吉他，莉莉厚重冷峻的贝斯，和我-也许我该谦虚一点-疯狂而压迫的鼓点，它是我们第一支全心投入的合作曲。
我们在凌晨一点离开了录音室，意识到每个人都肚子空空，精疲力竭。詹姆掏遍了全身上下的口袋，找出了过期车票、一粒纽扣、所剩无几的大麻和几张皱巴巴的钞票。他将钞票举到半空中，对我们歪了歪头：“炸鱼和薯条？”
“还是来一杯吧。”西里斯一把夺过他手里的钱，冲我们挤挤眼睛，“同意的请举手？”
“炸鱼和薯条，然后再喝一杯。”莉莉懒洋洋地拉长调子，柔和的爱尔兰口音使她听起来就像在唱歌。
我对喝一杯没什么意见，但提醒他们别再去菲勒波路的那家酒馆，因为詹姆和西里斯已经被终身禁止入内。
“我都忘了为啥，”詹姆做了个鬼脸，“有可能是我捉弄了那几个讨人厌的常客。”
“你不是捉弄他们，”我实事求是地指出，“你是写了首挖苦他们的歌，并且使它风靡了整个街区。”
“噢，我还记得，”西里斯快活地哼了两句，“老实说，那是首很得体的小调。”

“谁管他们呢，等我们成为英国最火的乐队，那个势利鬼马库斯会把我画在厕所门板上的'伦敦最大的**集聚地'给拓下来挂到酒馆墙上的。”
所有人都被詹姆无比详尽的想像给逗乐了。我们在成名后没有回过那间破烂的小酒馆，也无从得知马库斯是否真的解除了对詹姆和西里斯的禁令，但在那个时刻，我仿佛能看到这个荒诞滑稽的画面：二十岁的詹姆醉酒后歪歪扭扭的字迹被裱在精美的画框里，下面写着一行字，英国最伟大的乐队掠夺者主唱詹姆曾在该地喝酒。
“但我是说真的，”詹姆又说，“我们会展示给他们看，”他的手握成拳头，在月光中激动地挥舞，“掠夺者要的不止是榜单前十名，也不只是英国，更不只是音乐产业，我们会征服整个世界，我们要成为世界上的一流。”
我永远记得那个时刻的我们，年轻，饥饿，一文不名；我也永远深爱那个时刻的詹姆波特，无畏，自信，充满热望。
TBC
*沿用Damon Albarn高中时写的一首小调的名字
*莱姆斯打趣詹姆是辛德瑞拉

（六)
我们用九天时间写完了整张专辑，有时候事情就是这样简单，一旦你开了头，一切似乎就水到渠成，仿佛之前的那点障碍不过是上帝的试炼。收到我们小样的时候，米勒娃麦格显然持着怀疑的态度。她见过不少天赋异禀的乐手，但我们的创作速度，对她而言还是头一遭。
“这可不是个玩笑，”她说，“你们的音乐面对的不再是小酒馆里的地痞和醉汉，又或者艺术学校的嬉皮，而是那些该死的刻薄得能让你后悔出生的乐评家，糟糕的是，他们虽然大多都是一些彻头彻尾的混球，却有着极高的音乐素养和影响力，如果你们搞砸了——”她透过方形眼镜严肃地扫射了我们四个人一眼，“——就意味着彻底完蛋。”
“我们不会搞砸的，米勒娃，”詹姆说，“我保证。”
“没错，”西里斯说，“相信我，这张专辑会让史密斯乐队听起来像一堆穿高领毛衣的无病呻吟的青少年。”
麦格看了他一眼，说：“你知道，西里斯，通常来说，主唱才是一支乐队里最目中无人的**，但很显然，你跟詹姆都具有这个品质。”
“他们只是有点过度兴奋，”我解释道，“几天没有睡好——”
“不，这很好，”麦格挥挥手，打断了我，“永远保持这种态度，”她透过方形镜片审视我们四人，“他们会爱死你们的。”
詹姆很吃惊：“你是说……”
“我们可以堂堂正正地当**？”西里斯接话。
“差不多，”麦格的眼睛里流露出一丝笑意，“但必须是才华横溢的**，”她又说，“如果人们只是想看小丑表演，他们大可以去马戏团。我不是在鼓励你们表现得更加傲慢，但是别为了迎合市场而磨掉棱角，”她扬了扬手中的小样，“那样永远成不了摇滚巨星。”
她的这番话对我们四个人产生了很深的影响，掠夺者的风格之所以在乐坛上独树一帜，很大程度上要感谢米勒娃麦格的引导。在掠夺者成名前后的几年里，麦格的角色不仅仅是我们的制作人，更像是一位长辈，而她跟詹姆最为亲近，后来他的死讯对麦格造成的伤害不亚于失去一位真正的亲人。这都是后话。
麦格把小样带回公司不久后，就派人捎话让我们尽快给曲子填词，准备正式录音。所有人都高兴坏了，决心大肆庆祝一番。彼时我们都搬到了伦敦，莉莉与她的朋友玛琳住在诺丁山，我住在雷丁，而詹姆跟西里斯在东伦敦租了间公寓，于是它理所当然地成为了乐队成员的常驻地点。那房子离铁路很近，噪声非常大，所以价格相当便宜。但詹姆神秘兮兮地向我透露，正是因为能听到火车驶过的声音，他才选了这个地方。我喜欢火车和汽笛声，他说，它们很浪漫。起居室的窗户正对着铁轨，詹姆和西里斯热衷于站在那儿冲路过的火车招手，除了孩子，几乎没有乘客会回应这两个傻瓜。莉莉戏称他们的公寓为“列车员休息室”。
我们在“列车员休息室”里吃了顿庆祝晚餐，大部分菜都出自于詹姆之手——出乎我的意料，他是个相当不错的厨子。西里斯掏出一瓶红酒，声称这是他离家出走时从他父亲的酒窖偷的价值不菲的珍酿。他主动给詹姆斟上一杯，后者尝了一口就全吐到了餐厅里那张脏兮兮的波斯挂毯上，西里斯和莉莉笑得东倒西歪，詹姆才意识到那是柏油水。

我们胡闹了整个晚上，直到楼下的南斯拉夫人过来敲门威胁要报警为止。
三天后，我们在东伦敦路边的一家小店里吃着炸鳕鱼，詹姆从牛仔裤口袋里掏出两张脏兮兮的餐巾纸，丢到桌上。
“不好意思，”莉莉说，“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们还在吃晚饭呢。”
“詹姆，”我说，“这是什么？”
“读一读它，”詹姆往后一靠，双手交叠在脑后，“这是给新专辑写的词。”
“你已经写好了？”我说。
“莱姆斯，如果我是你的话，就不会这么做。”西里斯慢条斯理地说，他头也没抬，正在跟沙拉里的腌黄瓜作斗争。
“别理西里斯，”詹姆说，“他只是在练习自己的摇滚巨星态度。”
“你读过了？”莉莉问西里斯。
“是的，很不幸，我是它们的第一位读者，并且读了两遍——不包括今天早上詹姆对着路过的火车朗诵的那一遍。”
到那时，我还在庆幸掠夺者的创作过程相对顺利，直到我读了那两张餐巾纸。没错，我们有了调子，很棒的调子，但是詹姆写出来的词，上帝啊，我从来不知道一个人的脑袋里竟然能装下这么多肉麻俗气的字眼。
“我们绝不能用这个，”我说，“否则那些中学生会在他们的蹩脚情书里没完没了地引用掠夺者的歌词。”
莉莉看上去很困惑，她反复研读了那些歌词，然后说：“詹姆，这真的是你写的？”
“如假包换，”西里斯抢着说，“我们的伟大诗人两天晚上没合眼呢。”
“干什么，”詹姆说，“你们都看懂了吗？”他有些恼火大家对歌词的反应，将餐巾纸从莉莉的手里夺了回来，自己又读了一遍。“至少它们都很押韵！”他最后嘟囔。
“但你也不能为了押韵写出‘爱的手套’这种玩意儿呀。”莉莉说。
“还有‘夏天’跟‘橡皮’。”我说。
“哦，关于这个，在詹姆冥思苦想的时候，我恳求他读一读Sonnet 18，”西里斯坏笑，“但是他说，‘不，我不想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创作’。”他的话音刚落，所有人都笑出声。詹姆眨眨眼睛，最终决定投降，但他的骄傲并没有因此受损，因为我们常常这样批评彼此，我的和声跑调，莉莉喜欢抢拍，西里斯过于注重他的表演姿势等等。
我们那天在小店里讨论了很久，做出决定，詹姆不能插手歌词创作，我们其他三人则各写一些词，到时一同交给唱片公司，由麦格做选择。
最终，唱片公司选了大部分西里斯的词，他的文字很美，带有强烈的叙事风格，哪怕没有曲子也会是非常出色的诗歌。然后，出于未知的原因，公司决定保留一段詹姆的原创歌词，自此，在那张专辑问世的十几年里，我总能在各种粗制滥造的言情电影或表白卡片上看到“爱的手套”和“夏天与橡皮”这种字眼。

***
掠夺者的专辑发布会定在1989年10月6日，柯彻斯特的一间铁路博物馆，乐队将在这里举行首场正式演出。选择这个地点没别的意思——柯彻斯特是詹姆的家乡，而我们都喜欢火车。我们在3日就从伦敦搭乘火车回到了詹姆的家乡。自从签约后，乐队的常驻地就变成了伦敦，我辞掉了药剂师的工作，詹姆和西里斯的在柯彻斯特的公寓也早已转租出去，这使我们落入了一个无处可去的尴尬境地。
最终，詹姆似乎下了很大的决心，他豪迈地挥挥手，“我们回家吧。”
“我以为你被家里人扫地出门了？”我怀疑地皱眉。
“呃，不是那个词，实际上更糟……”詹姆做了个鬼脸。
“他是被波特太太用水泼出门的。”西里斯慢条斯理地补充道。
“他们真的有那么糟糕吗？”莉莉说。
“不不，我亲爱的，你误会了，尤菲米娅和佛利蒙是我见过的世界上最酷的艺术家，你会喜欢他们的。”
“但是……”
“哦，谁能忍受这个大脑袋呢。”西里斯亲昵地捏了捏詹姆的脸。
“除了你。”我说。
“除了我，”西里斯理所当然地接受了这个说法，“但我的确非常想念尤菲米娅的蔓越莓馅饼。”
“别想什么馅饼了，”詹姆说，“我很怀疑老妈会不会在我们的晚餐里放洗涤剂。”
“你给他们打电话了吗？”莉莉问。
“没有，”詹姆说，“我想这样更好，也许他们看到我们会很惊喜，就忘了我跟西里斯的内裤还在学校的旗杆上飘着这回事儿。”
实际上，尤菲米娅和佛利蒙的记性相当好。当我们出现在波特家的院子里时，尤菲米娅先是愤怒地对着詹姆嚷嚷了足足五分钟，然后没好气地让詹姆到一边去，别踩到她那些可怜的波斯菊。接着她温柔地亲吻了西里斯，最后热情地拥抱了我和莉莉。佛利蒙佯装生气地用报纸敲了詹姆和西里斯的脑袋两下了事，然后微笑着转向我们：“欢迎，莱姆斯，莉莉，很高兴认识你们。”
西里斯是对的，佛利蒙和尤菲米娅的确是我见过最酷的艺术家。一走进前厅，我就注意到漆成暗红色的墙壁上挂着几幅马格利特的画作及一些叫不上名字的摄影作品，柜子上塞满了各种稀奇古怪的工艺品、冷门的爵士和福音唱片、一大摞用我完全没见过的文字著作的旧书和词典，地上和墙上都铺挂着他们在摩洛哥旅行时淘来的羊毛毯。波特家的房子里没有电视，事实上，最现代的东西也许就是角落里的那台电话了。

我才明白，詹姆并不是偶然出落为一个如此杰出、反叛的年轻人，成长在这样的环境，受着尤菲米娅和佛利蒙的熏陶，他注定与众不同。
西里斯对这里的一切都显得轻车熟路，他极力赞美了尤菲米娅正在完成的一幅画作（她是一位现代画家，很显然），与佛利蒙一同挖苦了最近文学界几部炙手可热的作品（他是一名剧作家），最后，他心满意足地靠在沙发上，发出感慨：“回家真好！”
莉莉也很讨尤菲米娅和佛利蒙的喜欢，我是说，谁能不喜欢莉莉伊万斯呢？虽然是第一次见面 ，但很快她就抛掉了拘谨，跟尤菲米娅热烈地讨论起了我们的近况，包括詹姆的蹩脚歌词创作，逗得所有人哈哈大笑。
詹姆坐在地毯上，像个五岁的孩子，把头枕在尤菲米娅的腿上，任由他的母亲轻轻地梳理着那头乱发。他侧耳听着我们的交谈，脸上露出微笑。
晚些时候，无视了尤菲米娅的坚持，西里斯待在厨房里与她一同准备晚餐，我与其他人则在花园里帮助佛利蒙除杂草。
“你们都是好孩子，我很高兴你们找到热爱的东西。”佛利蒙和蔼地说，詹姆那头乱糟糟的黑发显然继承于他，他们长得非常相似，我不禁思考起詹姆中年秃顶的可能性。
“詹姆总是对所有事情都充满信心，西里斯也是，”他说，“但是原谅我，作为父母总是会担心，”他朝我露出一个歉意的笑容，我点头表示理解。我的父母也对掠夺者是否能够成功持着怀疑态度，但那时我很肯定，比人生中的任何一个时刻都要肯定，我们会做出点什么。
“你觉得你们能走多远呢？”佛利蒙在那个阴沉的秋日下午问我。
“我不知道，先生，”我坦白说，“但我跟他们的信心一样坚定。”
佛利蒙停了一会，他当时七十四岁，他和尤菲米娅五十岁以后才有了詹姆，所以我可以想象他对詹姆的爱。
“我当然不怀疑你们会成名，”他说，“自从你们走进院子里的那一刻，我就知道。”然后他直起身子，用那双跟詹姆一模一样的眼睛注视我，“我只是很担心詹姆。”
“这没什么可担心的，事实上，大多数时候詹姆还在照顾我们呢。”这是真的，詹姆是我们之中最擅长照料人的，他对照顾病人和处理伤口都有着出奇的耐心，认识了尤菲米娅和佛利蒙以后，不难猜测他这些技能的来源。

“我说的是你们在成名之后即将面对的一切，”佛利蒙说，“名气、金钱、疯狂的粉丝、无缝不钻的小报记者。詹姆的性格也许——容我说一句，他太快乐了，而未来发生的东西可能会夺走这种快乐。”
我将手搭在佛利蒙的肩膀上，“詹姆比你想象中的要坚强。”
“是啊，是啊。”他没有再说什么，只是弯下腰继续除草。
我又说：“我会看着他的，波特先生。”
他忧伤地微笑起来，最后他点点头，“我知道你会的，莱姆斯，我知道。”
后来，我常常想起这次对话，当时的我太年轻，不知道自己对一位可怜的老人作出了怎样的承诺，也不知道那个承诺背后的责任。
佛利蒙与尤菲米娅波特死于1994年的一场车祸，他们并不知道自己唯一长子詹姆波特在五年后死于朋友的背叛和谋杀，这也许是我唯一感到安慰的地方。
TBC

（七）
我们在波特家度过了非常愉快的三天，尤菲米娅和佛利蒙腾出了地下室给我们排练，晚上，莉莉在客房休息，我们三个男孩则挤在詹姆房间的小床上胡说八道——或者说，我听着詹姆跟西里斯胡说八道。我们聊了很多，童年，音乐，未来等等。詹姆跟西里斯常因为某个只有他俩才懂的隐秘双关而笑得浑身发抖，我却一点也不觉得自己被排斥在外。因为他们总会压低声音跟我解释由来，然后为谁记错了一个细节而幼稚地开始枕头大战。我从未跟任何人有过如此亲密的经历，以后也再没试过，但我觉得很自在，很快乐。
詹姆还带我们去见了他一些高中同学，我们认识了弗兰克隆巴顿，后来他担任了很长一段时间掠夺者的键盘手。
发布会的前夜，吃过晚餐后，詹姆和西里斯就不见了踪影，我协助佛利蒙和尤菲米娅收拾好餐具，在后院里找到了莉莉。
她抱着贝斯坐在草地上，浸泡在黄昏特有的梦幻光影里，橘色的火光在她的红发上舞蹈。
也许我已经提过，从第一次见到莉莉，我就像傻瓜一样爱上了她。她很美，而且她身上有着某种坚毅的气质，让我不由自主地爱她。我猜，任何人都会的，任何男人，或者女人。组乐队的这些日子里，我的爱逐渐有了重量，它压在我的胃里，坦白说，有时让我害怕。我怕那爱会毁了我们的友谊，或者让我做出一些蠢事来。
我站在门廊上，就那样怔怔地望着她，而她一只手夹着根香烟，注视着袅袅升起的烟雾，若有所思，神情肃穆。
“莱姆斯？”最终她回过神，转头朝我微笑。
我的脸红了，感谢夜色，莉莉并没有察觉。她对我挥挥手，示意我坐到她的身边去。
“你想再去排练一会儿吗？”我说。
“就好像这两天詹姆催得还不够勤，”她摇摇头，我俩都笑了。
“你在想什么？”莉莉把烟递给我。
我接过香烟，抽了一口，决定对她撒谎，“我在想明天的发布会。”
“我也是，”莉莉说。我侧过头，她的绿眼睛闪着光，像两团小小的火焰。
“我有点忐忑，莱姆斯，”她接着说，“可能比你们都更忐忑。我可能……我非常需要掠夺者成功。”

我点点头，又摇摇头，渴望她告诉我更多。
“我想改变点什么。不怕你笑话，小时候我总梦想着自己成为凯特布什，但是现在我知道我不是凯特布什，我不是任何人，我是莉莉伊万斯，”她停了一会儿，眼睛里的火焰似乎烧到了脸颊上，“我是一名女性贝斯手，这意味着我的路将更加艰难。大部分乐队都是由男孩们组成的，这很不公平，也让我很难过。我需要掠夺者成功，”她深吸了一口气，转过头注视我，“我想证明某些东西，莱姆斯，我想让世界看见。”
我没有出声，心里想，原来这样的美丽也不会杀死人。但有一部分的我的确已经死在了她的脚下。
“我相信世界会看见。”她又说。我意识到她并不需要我的回答。我的心脏紧缩，呼吸沉重，一半是因为美丽的痛苦，一半是因为明亮的骄傲，我几乎立刻下定决心，永远不向她提起自己那点无足轻重的感情。
“他们会爱你的，”我说，“否则他们就是最大的傻瓜，我知道，因为我不是傻瓜。”
莉莉放下贝斯，然后伸出一只手握紧了我的手。她没有抬头，用很轻的声音叫道：“莱姆斯。”
我一动也不敢动，那个瞬间，我仿佛回到了六岁，在教堂里祈求祖母的病好起来的那个黄昏，我就像最无助的孩童，在心底用有生以来最虔诚的语气祈求宇宙间一切的神明，让时间停滞。
“无论未来如何，”她低声说，“别让那些东西改变我们，改变这一刻。”
我想有一部分的我永久地留在了那个时刻。后来，我没有再爱过任何一个姑娘。我在这个恐惧横飞的世界里呆了太久，好像过了五十、七十、一百年，连自己都认不出自己。但即使所有听着掠夺者流泪的十五岁男孩女孩都已长大，他们爱过并已忘记我们的一切，而我孤身一人，头发灰白，那个时刻依然熠熠发光。只要我回头，就能看见二十年前的黄昏，莉莉伊万斯满含热泪的微笑模样。她让我一下子就找到了路，从现在一步一步走回二十岁。她让我记得我。
那个晚上，我心事重重地回到房间，沉浸在自己的失落之中，而詹姆和西里斯彻夜未归。
“我想莉莉一直都知道。”西里斯突然说。
“什么？”我过于沉浸在自己的回忆里，冷不丁吓了一跳。

“你爱她，莱姆斯，我们都知道。”他说。
“我们都爱她。”我虚弱地解释。
“但你是不一样的。”西里斯看我。我觉得头痛，鼻子发酸。
“我试着把它藏起来，”我说，“显然我做得很糟。”
“爱不是一件坏事，莱姆斯，我以为你最清楚不过了。”
“你听起来真像詹姆。”我读着路牌，在分岔路口右拐。夜风里的海腥味更浓了，这意味着我们离港口越来越近。西里斯提议我们租一条小船，驶到深海里再动手。
“这样不容易被找到，”他说，“我不想在什么热带岛屿度假的时候被国际刑警找上门。”
“你打算去哪里？”我问。我以为在这之后西里斯会留下来，我也不知道，我猜我大概一直怀着某种不切实际的幻想，比如说能跟自己的逃犯老朋友隔三差五地喝上一杯什么的。我只是……太孤独了。
西里斯只是耸了耸肩。过了一会，他突然开始讲述起发布会前夜他跟詹姆的事情，他的记性变得很坏，时常不得不停下来努力思索，这让他很愤怒。
“监狱太糟了，”他苦笑，“监狱真的太糟了……”他自言自语，“……有时候我甚至想不起詹姆的脸。”那个瞬间，我几乎以为他在哭。
但他摇了摇头，点燃一根香烟，继续说下去。
詹姆带他去了湖边。那是一个很小的湖，四周肆意疯长的芦苇跟詹姆那头乱发如出一辙。这儿是十一岁詹姆的秘密基地，他小时候常常在湖边喂鸭子。与西里斯不同，詹姆成长于田野与溪流之间，他的童年记忆几乎都是大片的金黄和翠绿。但那天晚上没有鸭子，只有满天的星星。于是他们什么也没做，只是躺在湖边的草地上，凝视着寂静隐秘的夜空。
整个晚上，他们都没有谈论过关于发布会的东西，只是躺在那里，闭上眼睛，听着水流和树尖上的风发出的声音。他们俩都没有意识到那是个奇妙时刻，因为正如他们人生中过去的成千上万个时刻一样，他们是如此亲密、自在。谈起这些的时候，神采又回到了西里斯的眼睛里。我很清楚他隐瞒了一些细节，但我不在意，因为有那么一个瞬间，我过去所熟知的西里斯又回来了。他微笑着，神情快活，整个人都很柔软。我几近入神地侧耳倾听他亲昵而热烈地一遍遍说出詹姆的名字，渴望在这个异乡的冷酷夜晚里更贴近那些陌生的旧日时光，但当他停止回忆时，死亡的灰霾又重新爬满了他的脸庞。

“我们到了。”西里斯说。
我踩住刹车，轮胎在粗粝的砂石上拖出长痕。
这是个十分破败的老港口，码头上空无一人，四周胡乱堆放着废弃的集装箱和船锚，那些搁浅在沙滩上的船只残骸在月光下像沉默的鬼魅。
“西里斯，这里没法找到船。”我低声说。
“是啊，但是这里很完美，”西里斯指了指残骸，“我们可以拼凑一下，弄出个能出海的玩意儿。”
“只要浪稍微大一点儿，”我说，“我们可能会死掉。”
“没错，你介意吗？”
我想了想，耸耸肩，“老朋友，你知道我喜欢冒险。”
TBC

现在到（七）结束，我先等等，等中间有几层楼没显示出来的看看一会儿自己会不会出现……

（八）

“大多数人只是为了看热闹，”波特说，“有的人甚至连贝斯和吉他都分不清。彼得非常渴望能加入我们，可惜他什么乐器都不会。”
谁是彼得，我问道。
“一个同学。”布莱克说。
由于招募不到成员，他们的乐队计划暂时搁浅，一直到遇见莉莉伊万斯才出现了转机。
“我第一次遇到詹姆和西里斯时，正在给朋友的乐队帮忙，他们的贝斯手因为在屋顶上用气枪打信鸽①被抓了，所以我临时上台补缺。”伊万斯说，“詹姆和西里斯也在那儿看演出，表演的时候，我能注意到他们一直在台下盯着我看。”
“说实话，我们认为那支乐队糟糕透顶，但莉莉却使人转不开眼睛。”
“莉莉意识到我们在看她，我想她以为我俩是光头党。”布莱克说，“实际上我俩只是在台下不断发出惊叹，她太完美了！”
“他们在后台给我买了杯金汤力，”伊万斯微笑，“詹姆出了点洋相，但最终，当我们开始交谈时，我立刻喜欢上了这两个怪里怪气的家伙。”
男孩们毫不犹豫地邀请了伊万斯去参观“他们的”工作室，那是波特当时打工的地方，也是伊恩亨特曾经跟大卫鲍伊录制All The Young Dudes②的录音室。波特曾从爷爷留给他的遗产里拿出一大笔钱，和布莱克在这里录制了一张粗糙的专辑，里面充斥着青涩的吉他和弦和低保真的嘶哑声。虽然专辑不怎么样，但录音室的老板却对波特和布莱克相当欣赏，他提出一个非常慷慨的建议，男孩们可以在录音室里打杂，以换取每天独占录音室两小时的排练时间。
“那是个非常气派，宽敞的录音室，”伊万斯回忆，“但却不是我心目中的样子。我告诉他们，‘这很棒，但如果我们真的要组一支乐队，也许该更脚踏实地。’”
“当莉莉说出这句话的时候，我们都没反应过来，”波特说，“然后西里斯看着她，‘你刚说了“我们”’，莉莉点头，‘对，我说了我们，’而我却还愣在原地！”
掠夺者就在那一天初具雏形。他们给乐队起名叫伤风（“因为西里斯小时候养的狗！”），接下来便是四处奔波着寻找合适的录音室，当然，最重要的还是寻找鼓手。
“在莱姆斯之前，我们大概有过……十一还是十二任鼓手，”波特说，“他们都糟透了。”
“十二任，”布莱克纠正他的队友，“莱姆斯是第十三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