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不会消逝，但产业的“青春期”该结束了

二十年前，冯小刚在《大腕儿》里调侃过“成功电影”的定义：
“成功电影就是拍什么电影都拍广告最多的，不拍观众最爱的！所以，我们做电影的口号就是：不求电影最好看，但求广告费最高！”
戏谑的台词背后，是20年前就已经初露苗头的，国产片的商业化思维。

《大腕儿》上映没多久，院线制改革推行，“电影产业”的概念被正式提出。之后，在电影产业的激荡二十年里，国产商业片崛起，不断创造着新的票房纪录；下游院线扩张，银幕建设到了观众家门口，看电影逐渐成为人们日常的消费活动——内地电影市场开始了它生猛的成长之路。
当票房的增速超出GDP增长曲线的时候，有人开始形容“这是一个没有上限的市场”。行业欣喜若狂地迎接对电影的热情前所未有地高涨的观众，谈下沉市场、用户画像；类型片卖座，工业化概念开始被讨论，观众对电影的接纳让一切都充满希望。

正值从业者雄心勃勃，打算建设一个更大、更好的电影市场时，“寒冬”来了，行业自我净化、重整旗鼓的动作尚未完成，去年的疫情让一切忽然被打回原点；逐渐复苏后，前几日的大片撤档、影院关门，又让从业者再次泄了气。
危机似乎从未远离电影产业。从艰难起步到高速发展、褪热，遭受重创，再重建复苏，停滞，中国电影产业可谓命途多舛。但每一次危急时刻的脆弱、不堪一击背后，暴露的都是中国电影产业太多从未被解决的症结。

“一个行业要发展，可以不那么快，但必须有规则和秩序。”有资深电影人对毒眸表示，曾经的电影行业缺少制约，很多电影人只关心自己眼前的利益，各自讲故事，缺乏长远的目光，产业也就这么“义无反顾”地走到了今天。
回过头来看，中国电影产业20年，风起云涌，中间每个时间节点里的每个问题，都为今天行业的脆弱埋着伏笔。好在，二十年的路并不算太长，像一个普通人从出生到青年，经历了青春期的叛逆、倔强、不成熟，犯过错，但终归是在成长的。
到了2021年，站在一个新的20年的起点处，我们必须承认，中国电影产业的“青春期”，该结束了。而正在思变的电影人，或许可以把这20年的尾声，变成中国电影更好地活下去的开篇。

大多数九零后的童年是没有电影院的，在家里看录像带、盗版碟，或者是在学校的大礼堂、城市的露天广场看电影。因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电影是处在计划经济体制的放映模式下的，更像一个“特许行业”：
有资格拍电影的是包括长影、上影等在内的16家制片厂，国家拨款给其拍摄，每年的产出有限；中影集团以固定的价格买来影片，向省级电影公司征订拷贝，定多少付多少钱，片子卖得再好，也大多与片方没有什么关系；放电影的，是各地方的国营影院。
不管是拍电影还是放电影，都会受到一定的限制，观众可选择的并不多，全年票房也有限，在这种情况下，很难把中国电影行业称之为“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