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君最独特之处,是将中国传统文人心境,充塞进满满的江湖之气、侠义之气、酒肆之气,从而突出地鼓荡出一份俗、一份野、一份狂、一份真,这种风气在中国书中有,画中有,偏偏在音乐中不常有,尤其在主流的民乐古乐中没有。这是黄沾的特色。《将军令》那么求风雅讲韵味的一支曲,到黄沾这里全是气,全是吼,全是重拍,全是怒吼,强得不能再强。这是黄沾的创造,是中国人音乐世界里没有过的狂暴之声。《沧海一声笑》和《道,道,道》(《倩女幽魂》插曲),黄沾老先生开起口来也是一路狂吼如山野村夫,词是“谁胜谁负浪涛淘尽”之类的老词,声音境界上却是一顿乱拳什么都不讲的粗,是文人少有的野孤气,那种狂不是苏东坡辛弃疾等的豪迈能包得住的,自有黄沾的真性情,有他混迹于人间的闹市而不是人生的书桌边所特有的一份大粗大俗大鸣大放。从生活哲学看,那股横蛮的劲儿其实不是文士的旷达,而是野民的拼劲儿,于放浪鼓噪中自有人生的不讲理的一分热。
自上世纪六十年代至九十年代,黄沾在香港的商业文化中就这样一路展开中国的拳脚、中国的风景。他自己本身就是商业文化的体现,这中国风景也就是这三十年中香港文化的一个总体景观。我们完全可以说,从六十年代到九十年代,香港的主流文化就是一种以中国文化为核心的俗文化。
音乐上,这是顾嘉辉傲视群雄的时代。多少名倾一时的歌曲,黄沾是这一半,顾嘉辉是那一半。而顾嘉辉的曲,全不脱通俗交响背景上的中国音乐风格。
星坛上,这是罗文唱粤曲流行乐,汪明荃,邓丽君、关正杰、叶丽仪、甄妮、叶倩文、郑少秋、许冠杰、陈百强唱出大量东方小调的时代。是谭张梅以东方审美趣味的优美流行曲风化解日风西曲并一统歌坛的时代。
电影上,这是古装戏、鬼狐片、武侠剧、英雄电影风光一时的时代,楚原、李翰祥、许冠文、吴宇森、关锦鹏、徐克等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展现着中国的痴男怨女、鸳鸯蝴蝶、宫墙床帏、江湖侠义、历史烟云和世俗精神。
文学上,这是董桥的时代。一个香港的才子,一个会说伦敦腔英语的才子,比在中国内地的才子更像中国才子,比内地的才子更中国。更有一份守住书桌、守住宁静、守住文人雅趣、守住文化传统的操守。
大众文学上,这是金庸、梁羽生的时代。历史、佛经、武侠、旧体诗、传统章回体……看看同一时期的内地,真是香港比内地的中国传统风气更盛。
通观这一个时期香港的中国人,通观这一个时期香港的中国景观,真的很耐人寻味。
二00四年十一月二十四日,黄沾走了。之前,罗文走了,张国荣走了,梅艳芳走了。那一个在内地人心目中香港最辉煌的时代,绝代人物渐渐离去,只余下一座空空的舞台。
一个时代过去了。
分野其实早已出现,不必等到人亡物去。与黄沾同时代的各领城闪亮人物,开始落寞已经多年。作为黄沾创作生涯中的一个明显标志,我们不妨把这个尾端定于一九九五年。这一年,黄沾在写了他一生中最后一个有影响的音乐作品后(为电影《梁祝》的主题歌填词),很少再接到音乐写作方面的邀请,他回到了文人的老本行——写文章。而顾嘉辉、谭张梅、郑少秋、许冠文等俗文化的巨星,也基本在这个时间前后,失去了其呼风唤雨的魔力。
一九九五年以后的时代是林夕的时代,他和黄伟文取代了黄沾和郑国江,成为新一代香港的两大词霸;是雷颂德、王菲、周杰伦的时代,欧美的新潮曲风、跳舞音乐、HIP-HOP,取代了顾嘉辉、伦永亮、陈永良这些前朝巨匠,同时取代的是顾、伦、陈那种中国风浓郁的曲风。电影上兴起了王家卫和周星驰,一个是MV式的声光色影,一个是无厘头的拆解笑闹。一九九五年之前和一九九五年之后,直的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时代,新一代的词人,新一代的曲风,新一代的电影,新一代的文化内容。不光是香港,而是整个华人世界,出现了一个全面的时代交替。如果说前一个是中国时代,后一个完全是万花筒时代,是潮流变幻时代,或可简称为:世界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