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有意识的错误所导致的悲剧。《霸王别姬》中的虞姬可以被看成是有意识的错误中的另一类型的悲剧人物。她面临着两种愿望或两种理想的选择和斗争，在这里，悲剧行动就产生于她的嫉妒、恐惧的弱点所导致的有意识的行为。一方面，她深挚地爱着项羽，另一方面是虞姬对自己命运的沉思，她怀疑她这样生存在世界上的目标究竟是什么。他活着，为了他的壮志而活着她仅仅是他的高亢的英雄的呼啸的一个微弱的回音，轻下去，轻下去，终于死寂了。当汉军经围攻上来，项羽要虞姬随他一起突围，虞姬怕他分心，拔出刀来刺进自己的胸膛。她躺在项羽怀中，给他留下一句他听不懂的话“我比较喜欢这样的收梢”。刚才的沉思是这谜语式句子的注脚：与其面对那样的命运，还不如有个漂亮的收场。张爱玲借这一历史故事探讨了当代女性的处境：她们意识到自己对男人的依附，洞悉了这依附后面的空虚，却又无力摆脱这种依附，她们就在这两难之境中苦苦挣扎，“虞姬的自刎不是真正的摆脱，而是将这挣扎定格了－－定格为一个美丽而悲凉的手势”。
    

    第三，人性的欲望的扩张所导致的悲剧。例如《十八春》中的曼璐，开篇就写她年纪轻轻就独立支撑起养活父母和妹妹的重担，作为一名弱女子她只有去做暗女昌，但随着作者对她逐渐膨胀起来的人性深处的恶的展示，一位年轻学者曾说，“我们无法不怀疑她这一行为的背后，有多少是为家庭为亲人作出牺牲的成分，有多少是自己贪图享乐、禁不起诱huo的成分，甚至她为家庭和亲人付出牺牲也可以成为她自甘堕落的借口，一种摆脱心理焦虑的伪饰”。话虽是偏激了点，但却是对曼璐这一人物形象的绝好理解。《金锁记》中人物的情欲更是“燃烧得象着了火”。如果说对季泽的渴望是七巧人性的表现，那么泯灭了那点爱，她便彻底地套上了黄金的枷锁，变成了地道的疯子。“疯狂来自黄金欲，而黄金欲变成盲目的破坏力量，又是爱情得不到满足的直接结果”。七巧的悲剧是无可奈何的，她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悲剧的根源在她的本性中，她摆脱不了。傅雷曾对《金锁记》进行了充分肯定，认为“它是一个最圆满肯定的答复。情欲的作用，很少象在这件作品里那么重要。”在对七巧性格的主客观因素作了分析之后，指出了作品的三个基本特色。第一是心理分析的精妙。“她用暗示把动作言语、心理打成一片。”第二是省略法的运用。第三是风格特点，色彩鲜明，收得住、泼得出。“新旧文字的揉合，新旧意境的交错，在本篇里已是恰到好处，仿佛这利落痛快的文章是天造地设的一般。譬喻的巧妙，形象的入画，固是作者风格的特色。但在完成整个作品上，从没象在这篇里那样地尽快妙用。”
    

    阿•尼柯尔说过，“所有伟大的悲剧都是提出问题，而不提供解决问题的办法”，在张爱玲的小说里，见不到鲁迅“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沉痛，也没有曹禺、巴金“吾与汝偕亡”式的愤怒，没有改造国民性的抱负，有的只是“同情的了解，了解的同情”，有的只是复杂的爱恨情结，剪不断、理还乱的难以明言的依恋。对于张爱玲，认识人生就是认识人生的悲剧性，但是，获得这种认识，既不能给人带来安慰，也无助于现实处境的改变，相反，它将人放置于空虚、幻灭的重压之下。因此，张爱玲的小说成了“没有多少亮色的无望的彻头彻尾的悲剧”。
     张爱玲小说中的苍凉美加深了我们对女性书写的悲凉体认，进而去填补被压抑的空白。陈芳明从女性本位立场来看，张爱玲文本中的女性意识表现出了大的叛逆，她的骨子里流淌着叛逆的血。她探寻女性的不幸，但并不是只注意表面环境，而是将目光转向女性自身，从女性自身的悲剧性格，从人性堕落的角度来挖掘她们不幸的根源，具有内审倾向。
    挖掘人性，探索文体，是优秀作家的成功之路。但张爱玲行走的方式和许多大的作家都不相同。以鲁迅为代表，尽管二人在文学创作方面有些相通之处，例如，一是皆十分注重对国民性弱点的挖掘。张非常佩服鲁迅对国人性格中的阴暗面和劣根性的揭露，她自己亦是描绘人性弱点的圣手。二是都有较强的文体意识。但差异性是很明显的。如果说鲁迅侧重对国民性的传统文化之根的探索，那么张爱玲更多表现的是中外文化开出了什么样的奇花野果。茅盾说鲁迅的每一篇小说都有一种新形式，大体是公正的。张爱玲探索过多种文体，最后形成了她自己的风格。鲁迅经过几十年来的几次革命，和反动，他的寻求是战场上的受伤的斗士的凄厉的呼唤；张爱玲不这样，到了她手里，文学从政治走回人间，因而也成为更亲切的。时代在解体，她寻求的是自由、真实而安稳的人生。她是个人主义的，苏格拉底的个人主义是无依靠的，鲁迅的个人主义是凄厉的，而她的个人主义则是柔和，明净。鲁迅首先是个思想家，他以文学为批判旧文化改造国民性的利器，具有典型的启蒙主义作家风范。张爱玲却是一个纯粹的文学家，更带有自由主义作家的气息。因而在人性针砭、文体表现上呈现迥然不同的风貌。
     张爱玲的风格与五四前后很多作家都不同。她为自己刻意选择了于五四文学传统偏离其外的边缘者位置，以一种感性形式的个人化姿态，貌似逃遁地进行创造性的反抗。追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张爱玲的出身以及童年使她早熟，让她对社会和人生都有了自己独特的较深刻清醒的认识。另一方面，她出生在了一个新旧交替的时代里。如果说鲁迅、郭沫若、郁达夫等一批文坛巨擘将“自我伸张”和“人性解放”作为了他们文章表达的主题，张爱玲则是出于一个较新的文化背景里，新元素的大量涌入带给了她较新的文化体验。由自由、突变转向了对个性的厌倦和自我的虚空。她的现代性的表现不同于鲁迅等一批人，也不同于沈从文、老舍等回归自然的主张，她主张在都市文明中寻找都市与民间在表面上相对立的文化。她将新文学技术与都市通俗相融合，表现出了新旧交映的特色。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