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山哲学伦理思想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七个方面：道器观、体用观、动静观、知行观、理势观、心性观、理欲观,在这些诸多观点中，船山的知行观最为重要，贯穿了其他所有观点，理由大致有如下几点：
第一，王船山的知行观，带动而且贯穿了他所有的其他观点。因为认识论是解决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问题的一个前提条件。船山最痛切的是大明灭亡，所以他说“六经责我开生面”,从哪开起?这就要总结明王朝的经验，就要面对山河破碎、国破家亡这样一个现实，怎么认识这个问题?这是他“开生面”的逻辑起点。
第二，王船山的知行观，和他后来的价值观有密切关系。他的价值观有两点最突出，一个是人民的观点，一个是民族的观点。人民的观点，后来清末的思想家谭嗣同等人说他的学说“纯是兴民权之微旨”侯外庐等人说他是一个启蒙思想家，很重要的理由，就是他的人民的观点。民族的观点，包括民族气节、民族精神，主要体现在《黄书》中。王船山的价值观就有民本主义、民族主义这两个大的支撑点，而贯穿这两大支撑点的是他的知行观。
第三，王船山以他的知行观为理学纠错、纠偏。嵇文甫对船山思想的性质有一个基本判断是“宗师横渠，修正程朱，反对陆王”,陈来先生则加上了一句“渊源濂溪”。这十六个字我基本认同。实际上王船山对阳明是纠错，对程朱是纠偏，他是在纠错和纠偏的基础之上，形成自己的思想。那么这个纠错和纠偏是怎么来的呢?是从认识论来的。特别是在知行观里面，他对阳明心学的知行观，有很多具体的、生动的批判，他对朱熹的先知后行、格物穷理，也有很多的批评。
他认为朱熹的知行思想，实际上是把知和行的关系割裂开，分成两截了。贺麟曾经指出：“从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看来，朱熹知先行后的观点，并没有看出知识的感性的和实践的基础。他孤立地机械地分知行为二截，方法不辩证，没有看出知行的内在联系，知行之反复推移和矛盾发展的关系。这是很明白的。”49朱熹将知和行分成两截以后，他把这两截之两个端点的距离拉得很长。所以朱熹主张格物穷理，格物穷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往往十年寒窗苦读，读破万卷书，行过万里路，还是没有把握能领悟到这个“天理”。用朱熹自己的话来说：“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也。是以《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实际上他把知看得太重了，把行看得很轻。
王阳明把知和行的距离给缩短了，他说知和行不是分开的，而是“知行合一”。他在《传习录》里举了一个最生动的例子，“故《大学》指个真知行与人看，说‘如好好色，如恶恶臭’。见好色属知，好好色属行。只见那好色时已自好了，不是见了后又立个心去好。”所以王阳明仍然认为知和行是两样东西，但这两样东西同时发生，这就是王阳明所说的“知行合一”。
王船山对阳明心学的批评很严厉。他说明代理学“沉溺于训诂”,所以有陈白沙、王阳明等人的心学兴起，但阳明心学的实质是“阳儒阴释”, “故白沙起而厌弃之，然而遂启姚江王氏阳儒阴释诬圣之邪说”。他认为阳明学本身就有问题，而王学的末流，在传承过程中越来越走样，流弊甚多，最后造成了明朝的覆亡。明朝的思想，一个是理学，一个是心学。这两个思想都使明朝的学界和官场，出现了一种“虚”和“空”的倾向。这就是我们常常说的客观唯心主义和主观唯心主义。
以上这些所反映的一个事实就是，宋明理学，不管是程朱理学，还是陆王心学，都失去了统合人心的力量。所以王船山的认识论，实际上是用来对程朱和陆王纠偏、纠错的。因此我们说，王船山的思想是返本开新、别开生面的。他的“开生面”的逻辑起点，就是他的认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