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俄国19世纪前期的著名国务活动家，自由主义政治改革家。他并非出身贵族，而是来自贫苦的乡村教士家庭。正是斯佩兰斯基的智慧、工作能力及杰出的管理才能使得他一度成为俄国事实上的首相。

斯佩兰斯基是一个乡村牧师的儿子，并在圣彼得堡的神学院度过了他的童年，在这里他成为了数学和物理学讲师。斯佩兰斯基杰出的才能和素质使得他受到了政府的注意，并被库拉金亲王招为秘书。不久后斯佩兰斯基就成为最有才能的帝国官员。

1808年年底，斯佩兰斯基在亚历山大一世授权下拟定了《1809年国法概论》、《1809年国家法典草案》，正式将国家机构改革写进文献。他认为，三权分立和四级结构应该成为俄国改革的重点，而国务会议就是重中之重。这些改革措施一旦成为政策，亚历山大一世的权力就必定会削弱，国务会议将成为一个主要的政策决策机构。

斯佩兰斯基理想中的三权，应该是国家杜马、国王、参政院，这三个权力机构分别是立法系统、行政系统、司法系统的最高机关。杜马也要由四级机构分别选出，组成乡杜马、州杜马、省杜马、国家杜马，层层递进，成员从下一级机构中选出，每3年举行一次选举。所有的法律不经过国家杜马都不能生效，国家杜马掌握着绝对的立法权和法律监督权。 到那个时候，沙皇将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国王。国王的下级是大臣委员会，下面还有四级管理委员会。这很明显的是种权力下放，沙皇原先手中的权力被下放到各个机构，根据斯佩兰斯基的想法，这些机构都是要向法律负责而不是对国王负责。

其实，斯佩兰斯基的想法没有错，他想让俄国跟上西方国家的脚步，确切地说，他已经意识到了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给俄国带来的种种弊端。不过改革有时同战争一样，一不留神就会成为众矢之的。一旦触碰了封建势力的敏感区，这个在俄国呼风唤雨的团体就会出来百般阻挠。

斯佩兰斯基有这样的勇气，却不见得有这样的实力。他提出有宫廷封号、头衔的贵族都应该有自己实际的工作岗位，而不是尸位素餐，单是有个官衔什么都不干。要知道，从叶卡捷琳娜二世开始，宫廷贵族都有官衔，而且会随着年龄的增长有所提升。这些贵族们大多数都游手好闲，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生活得悠闲自在。

无疑，斯佩兰斯基的改革为贵族的晋升设置了障碍，改变了他们的生活轨迹，也就自然会遭到反对。不过这才是个开始，根据斯佩兰斯基的建议，所有的官衔都需要经过考试，合格者方能胜任。很明显，这是在针对那些不学无术的纨绔子弟，告诉他们什么叫能者居上。也就是说，贵族们想保住原先的地位，就需要努力学习，努力工作，这种生活状态的突然转变让贵族们无法接受。

斯佩兰斯基在1809年开始进行宏伟的改革，然而，这场改革中大部份都失败了，只有国务会议在1810年10月成立；尽管如此，俄罗斯帝国宪政改革计划中最重要的其他部份还是在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实现了。帝国立法会议在1905年成立并以斯佩兰斯基的建议命名，1864年设立的地方自治局（the zemstvo）制度也是他其中的一个改革计划。斯佩兰斯基的《自由农民法》也被列入宪法中并在亚历山大一世的准许下在波兰和芬兰试行。

在1809年到1812年期间，斯佩兰斯基几乎是俄国事实上的首相，迄今为止，皇帝难以捉摸的个性使得他身边的大臣们是如此的不受信任和遭到频繁调换。亚历山大一世替换了他早年非正式委员会的亲信们；在皇帝的信任下，斯佩兰斯基实际上成为了唯一的御前重臣，所有政务在呈抵御前之前都先由斯佩兰斯基单独过目，并经常立刻与亚历山大一世探讨决定。哪怕是另一位权倾朝野的战争大臣阿列克谢·安德烈耶维奇·阿拉克切耶夫伯爵也被斯佩兰斯基强势排挤。斯佩兰斯基不带私人目的的运用其巨大的权力。然而斯佩兰斯基或多或少是个理想主义者，他如今的权势也为他将来的失势埋下了种子。

然而，斯佩兰斯基犯下了一个不小的错误，他是一个热忱的共济会成员，1809年他设想改革教会学校教育，并责成一些更加有才能的神职人员加入其中。斯佩兰斯基提出在教会学校要实行新的教学大纲，建立与世俗学校相类似、教学大纲连贯性的四级教会学校，即教区教会学校、县教会学校、中等教会学校、教会学院，并建教学区。教会学院院长和中等教会学校学监职务实行选举制原则。斯佩兰斯基还制定了四级教会学校的规章条例，要求教会学校的学生学习世俗学校的课程，如学习数学、物理、生物、本国和世界通史、语言文学、哲学、近现代外语等等。亚历山大一世同意并开展了计划的第一阶段，但改革要到1814年才完成。随后斯佩兰斯基即开始压制一些现存的秘密集会；尽管他们已经公开承认了自己的秘密，但斯佩兰斯基还是理所当然地怀疑这些秘密社团。斯佩兰斯基失败的计划所造成的唯一结果是在神职人员中增加了不少敌人。

改革已经举步维艰，如果稍有闪失，带来的就是排山倒海的唾骂。可偏偏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斯佩兰斯基的改革出现了失误，这个错误成为反对者攻击的有力武器。

俄国自从与拿破仑开战后，经济就迅速下滑，连年赤字，通货膨胀，民不聊生。为了处理这种局面，斯佩兰斯基决定停发纸币，增加税收，出售公债，来恢复经济，可是这些措施不是行不通就是收效甚微。就像他临时增加的土地税，这些税款的重担自然而然落在了农民的头上，搞得民间怨声载道。没什么比民怨更可怕的了，这无论是对统治者还是改革实施者都是个极大的挑战。

所有反对改革的人都抓住了这个机会，准备把斯佩兰斯基斩于马下。而且当时俄国正在与拿破仑针锋相对，硝烟密布，一场大战在所难免。这些因素结合在一起，对改革产生了极其恶劣的影响。 俄国全心全力准备对法战争，可是斯佩兰斯基的改革措施恰恰都是以法国为榜样的。这也难免会让人产生“遐想”，一个忠实于法兰西政策的人、一个视拿破仑为偶像的人，在那个敏感的时候，当然会被人视为异类和叛徒。

当时很多人都建议亚历山大一世处治斯佩兰斯基，以安抚躁烈的民心。在那些元老贵族看来，斯佩兰斯基是个阴谋家，是拿破仑的走狗，是人民的公敌。在与法国即将开战的时候，沙皇应该处治斯佩兰斯基，对人民有个交代，好让大家能全心全意投入战争。当然，这些想法，是建立在斯佩兰斯基触动了封建势力利益的前提下的，也自然少了几分客观性。不过这些话一个人说也许还没有什么说服力，如果说的人多了，沙皇难免会动摇改革决心，也会怀疑自己的判断力。人言可畏，纵使斯佩兰斯基有三头六臂也难以抵挡众多的唇枪舌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