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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音原理初探
唐继凯
所谓“纳音”者，是指依照某种原则和计算方法将五音、十二律吕纳入以干支、五行等为纪历标志的中国传统历法体系。此说之渊源至今学术界还没有统一的说法。神其说者多把它归之于战国时期的鬼谷子名下，甚至把它和容成造历的传说相联系。虽然皆无法考证，但从《吕氏春秋•仲夏纪》中“仲夏之月：日在东井，昏亢中，旦危中。其日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其虫羽。其音徵。律中蕤宾。其数七。” 的记载看，说其渊源甚古，恐怕也非完全虚妄。此说后来则被《史记》、《汉书》、《淮南子》等全盘接受，构成了中国传统律吕学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后世的律吕学著作大多很难绕开这一环节，留下了大量篇幅的相关论述。
“纳音”一说在今日音乐界内几乎已成“行外话”，鲜见有人提起，但又常常是传统律吕学研读中难以回避的羁绊。如朱载堉《律历融通卷一•求纳音》：“子午丑未，甲乙起宫；寅申卯酉，甲乙起商；辰戌巳亥，甲乙起角；丙丁而下例知。凡宫为土、商金、角木、徵火、羽水迭为次第终而复始，各以所生者为纳音。” 沈括《梦溪笔谈卷五•乐律一》：“六十甲子有纳音，鲜原其意。盖六十律旋相为宫法也。一律含五音，十二律纳六十音也” 等。究其缘由，盖其多与传统历法有涉,今试解读之。

结语
“纳音”对今之音乐实践而言已然恍若隔世，但作为沿用已久的一个律吕学概念，梳理其理论之脉络，弄清其概念之内涵，既是律学界及音乐史学界责无旁贷的份内之事，又是影响波及周边学科的边缘课题。在这里,律学界及音乐史学界的研究尤其显得举足轻重。例如前引的朱载堉《律历融通•律岁》,显然是与《淮南子》完全不同的另一种“旋宫”体系，其复杂程度已足使“不知律不可以言历，不知历不可以言律”，远“非愚昧所知也”。虽然其最终究竟能否“以十二律应二十四时之变”或个中另有什么奥妙仍有待进一步的深入研究，但以往简单地以“牵强附会”“荒诞无稽”之类的托辞一推了之，已显得我们把古人理解得太无聊了。
再如 “旋相为宫”一说，现能见到的与之相应的有关实际运用之记载也仅提到了十二律：“凡为乐器，以十有二律为之数度，以十有二声为之齐量。凡和乐亦如之。”（《周礼•春官》）。至汉时，“京房又以隔八相生，……更增四十八律，以为六十。……其依行在辰，上生包育，隔九编于冬至之后”（《晋书•律历志》），至梁博士沈重“乃依《淮南》本数，用京房之术求之，得三百六十律。……其次日建律，皆依次类运行。……以考声徵气，辨识时序，万类所宜，各顺其节。”（《隋书•律历志》），“（何）承天更设新率，……各以律本所建之月，五行生王，终始之音，……传推月气，悉无差舛。”（《隋书•律历志》）这里从最初《周礼•春官》的“凡和乐亦如之”到京房的六十律既说“无施于乐”又说“其术施行于史官，候部用之”，再到后来其他几例已与音乐实践日渐疏远，最终几乎看不出到底与实际的音乐实践有何瓜葛。
实际上，在古代随月用律的体制下，又有“神瞽”“以耳齐声”的变通办法，实际运用当中“十二管还相为宫”应是无太大的问题的。而“旋相为宫”在当初是否一定要“黄钟还原”则更是大可受到怀疑。较为合理的解释则是在“律历合一”的指导思想下，后人出于对天文历法更精确的研究的需要，“还相为宫”才被理解为“使至仲吕复生黄钟，循环无端，止于十二，以合天地大数” 。于是乎，十八律有之，六十律有之，三百六十律亦有之。不能不使人有发如此之联想的是，这些律制几乎统统出自各代官方天文历法学者之手。
假使此论成立，则无论十二律、十八律、六十律、或三百六十律，与其说是中国古代音乐史上的学术成就，勿宁看作是辉煌的中国古代天文历法研究的副产品，这样也许更接近历史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