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河顾羡季（随）先生“集词人、诗人、戏（曲）作家文论诗论鉴赏批评家、书法大家、禅学家于一身” [1]，是二十世纪不可多得的一位大师级人物。顾先生的师承除诗歌、书法方面的沈尹默先生外，二周先生（周作人、周树人）对他的影响颇大，有学者认为顾先生“应该说是个‘鲁迅党’的一员”[2]，亦属持之有故。然而，这位北京大学英文系出身、新文化运动的亲历者，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尤其是对待儒学的态度，和那个时代的新派学者却有很大的不同。
从目前搜集到的顾先生作品来看，顾先生除了早年根据《论语》有关章节敷演而成的短篇小说《孔子的自白》、《浮海》外[3]，二十世纪四十年代顾先生致弟子周汝昌的信中还提到所撰《孔门诗案》已完成了十分之七。只是这部《孔门诗案》已不可见。顾先生讲述儒学的作品，今可见者惟有弟子叶嘉莹整理的“《论语》六讲”[4]。
据叶嘉莹所记，这份“《论语》六讲”的笔记应在一九四二年至一九四七年之间。以笔记的内容和风格来看，顾先生应是在这五年间的某个时候，一气呵成，连续六次讲完的。
研读这篇讲稿，对我们进一步解读顾先生，乃至于深入理解二十世纪学术史上的某些重大问题，都将有所启发。
一
顾先生在“《论语》六讲”中，借助《论语》中的相关经文，分析了曾子的人格力量，充满着欣赏、赞叹，真知卓见，在在皆是。
顾先生充分肯定了曾子躬亲践履的做人风格。他指出，曾子的特点是“身体力行，别人当作一句话说，而他当作一件事情干，他是不但记住这句话，而且非要做出行为来”[5]，又说，从这个风格来看，“曾子可代表儒家”，“儒家此点与宗教精神同，知是第二，行第一”。
顾先生着重分析了曾子说过的几句话，认为足以感受到曾子的人格力量。
曾子说过“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顾先生认为“真是读之可以增意气，开胸臆” ，并说“青年最怕意气颓唐，胸襟窄小” ，而“若想要作好人，必须心里先做成一好人心”，可谓语重心长。
曾子说“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有若无，实若虚，犯而不校”，顾先生认为“曾子之虚心也许是后天的，但用功至极点，则其后天与先天打成一片”，“曾子虚心是后天功夫与先天个性合于一”，“犯而不校在宗教上熟”，怕人对宗教有误解，他解释说：“其实宗教上的犯而不校不是消极的，是积极的”，这种宗教式的不计较与怯懦是两回事，“乡下好人是明哲保身，是懦弱偷生苟活，不怒是不敢怒。宗教上所谓不怒是‘大勇’”。
曾子说“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顾先生对此感悟很深，说“要想活着，不免要常想到曾子这两句话”。
曾子回答孔子“吾道一以贯之”的时候，以一个“唯”字作答，顾先生认为，这个 “‘唯’字不是敷衍，是有生命的、活的，不仅两心相印，简直是二心为一”。
通过上述引文，我们可以看出来，顾先生是非常赞赏曾子，推崇儒学的。他认为：“一个大教主、大思想家都是极高的天才，极丰富的思想，他们的思想是复杂的，许多他知道的我们不知道。这真是平凡的悲哀”，而孔子就有这样高度的伟人，一般的普通人难以企及。但后人不必气馁，“孔子我们跟不上，但曾子老实，与我们相近，你学尚易”。
顾先生对曾子的评价是 “颜渊死后只曾子得到孔子学问”，“曾子在孔子门下是能继承道统的”。既然谈到了“道统”，可见顾先生是把儒家当作宗教来看待的，上文动辄以宗教作比，正是基于这个认识。我们知道，道统之说创于宋儒，而宋儒是从信仰的角度来认识儒学的。这一点，顾先生与宋儒是不同的，他自有入处。
二
如果说宋儒是从信仰的角度理解儒学的，那么，顾先生则是由文学的角度进入儒学的。顾先生读儒家经典，与经师重视小学不同，与理学家注重心性修养也不同，他关注的是经典的文学魅力。
对于读经，顾先生要求“读经必须一个字一个字读，固然读书皆当如此，尤其经。先不用说不懂、不认识，用心稍微不到，小有轻重便不是了。”这是顾先生的庄重之处，但他欣赏经典乃侧重在语言的文学性方面。谈到曾子的“托孤寄命”，他说：“先不用说这点道理、这点精神，文章就这么好”。谈到《论语》，他说：“《论语》文字真好，而最难讲，若西洋《圣经》文字”，赞叹《论语》之余，亦可见顾先生对《圣经》的理解也是从文学入手的。 针对《史记·孔子世家》引《论语》往往改字的做法，顾先生说：“以司马迁天才，一改就糟，就不是了。‘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改为‘三人行，必得我师’，是还是，而没味了。” 谈到文字的含蓄性，他说：“陶渊明十二分力量只写十分，老杜十分力量使十二分，《论语》十二分力量只使六七分，有多说话没说。[6]” 对于哲理文的文学性问题，他认为：“高的哲理文中也有一派诗情，不但有浓厚哲理，且含有深厚诗情。”以《论语》为例，顾先生说：“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不但意味无穷（具有深刻哲理），而且韵味无穷（富有深厚诗情）。”
顾先生一生以赤子之心对人对事，其能从生命的感发处进入儒学、进入经典，良有以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