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顾”（顧）从页，雇声（“雇”音户）。“页”不是书页的“页”，而是音颉（xié）。“页”是头的意思。“顾”是回头看，所以从页。蒲松龄《狼》：“顾野有麦场。”

〔尻〕〔尾〕“尻”从尸，九声，是形声字。“尾”，从尸，从毛，是会意字。“尸”，金文作，侧看像人卧之形。从尸的字，表示人体的部分。“尻”是屁股，“尾”是尾巴。据《说文》说，古人和西南夷人喜欢用毛作尾形以为装饰，所以“尾”字从毛。蒲松龄《狼》：“身已半入，止露尻尾。”

〔乾∶幹∶干〕一律写作“干”（不包括乾坤的“乾”）。“乾”和“干”同音，“幹”和“干”同音不同调（“幹”去声，“干”阴平声）。古代“乾”“幹”“干”不通用。“乾”是乾燥的“乾”，“幹”是树幹、躯幹的“幹”（这个意义又写作“榦”）和才幹的“幹”，“干”是盾牌（“干戈”二字常常连用）。

〔无虑〕古代有副词“无虑”，不是无忧无虑的意思，而是“总有”“约有”（指数量）的意思。如“所击杀者无虑百十人”（徐珂《冯婉贞》）。

〔醒〕在上古汉语里，睡醒叫“觉”（又叫“寤”），酒醒叫“醒”，“觉”和“醒”本来是有分别的。古书中所谓“睡觉”，也就是睡醒，不是现代语的“睡觉”。如“妇人惊觉欠伸”（林嗣环《口技》），其中的“觉”字沿用了上古的意义。《口技》同时用“醒”字（“丈夫亦醒”“又一大儿醒”），那是古今词义杂用的例子。

由于谓语性质的不同，句子可以分为三类：（1）叙述句；（2）描写句；（3）判断句。
叙述句以动词为谓语。例如：
诸将请所之。（司马光《李愬雪夜入蔡州》）
四鼓，愬至城下。（同上）
描写句以形容词为谓语。例如：
雄兔脚扑朔，雌兔眼迷离。（《木兰诗》）
夜半雪愈甚。（司马光《李愬雪夜入蔡州》）
判断句以名词为谓语。例如：
吴广者，阳夏人也。（《史记·陈涉世家》）
其巫，老女子也。（褚少孙《西门豹治邺》）
以上所述汉语句子的构成，大多数情况都是古今语法一致的，所以不详细加以讨论。

至于我们所谓文言，纯然古文味儿的，却不是时下的一般青年所能写出来的。科举时代，读书人费了十年或二十年的苦功，专门揣摩古文的“策法”，尚且有“不通”的。现代青年们的脑子不是专装古文的了；英文、数学之类盘踞了脑子的大部分，只剩下一个小角落给国文，语体还弄不好，何况文言？中学里的国文教员如果教学生写两篇“白话化”的文言文，我们还不置可否，如果教他们正经地揣摩起古文来，我们就认为是误人子弟。因为学不好固然是贻笑大方，学好了也是作茧自缚。文章越像古文，就越不像现代的话。身为现代的人而不能说现代的话，多难受！况且在学习古文的时候不知不觉地学会了古人运用思想的方式，于是空疏、浮夸、不合逻辑，种种古人易犯的毛病都来了。所以即使学到了三苏的地步，仍旧是得不偿失。
什么时候可以学习文言呢？我们说是进了大学之后。什么人可以学习文言呢？我们说是中国语言文学系的学生。研究中国语言史的人，对于古代语言，不能不从古书中寻找它的形式。研究中国文学史的人，更不能不研究历代的文学作品。语史学家对于古文，要能分析；文学史家对于古文，要能欣赏。然而若非设身处地，做一个过来人，则所谓分析未必正确，所谓欣赏也未必到家。甲骨文的研究者没有一个不会写甲骨文的，而且多数写得很好。他们并非想要拿甲骨文来应用，只是希望写熟了，研究甲骨文的时候可以得到若干启发。语言史和文学史的研究者也应该明白这个道理，如果你对于文言的写作是个门外汉，你并不算是了解古代的语言和文学——至少是了解得不彻底。
但是，模仿古人，真是谈何容易！严格地说起来，自古至今没有一个人成功过。拟古乃是一种违反自然的事情。自己的口语如此，而笔下偏要如彼，一个不留神，就会露出马脚来。姚鼐、曾国藩之流，总算是一心揣摩古文了，咱们如果肯在他们的文章里吹毛求疵，还可以找出若干欠古的地方。至于一般不以古文著名的文人，就更常常以今为古了。例如《三国演义》里所记载的刘备给诸葛亮的一封信：
备久慕高名，两次晋谒，不遇空回，惆怅何似！窃念备汉朝苗裔，滥叨名爵，伏睹朝廷陵替，纲纪崩摧，群雄乱国，恶党欺君，备心胆俱裂。虽有匡济之诚，实乏经伦之策。仰望先生仁慈忠义，慨然展吕望之大才，施子房之鸿略，天下幸甚！社稷幸甚！先此布达，再容斋戒薰沐，特拜尊颜，面倾鄙悃。统希鉴原。
如果现代的人能写这样一封文言的信，该算是很好的了。但是，汉末的时代却绝对不会有这样的文章。“先此布达”“统希鉴原”一类的话是最近代的书信客套，不会早到宋代。至于排偶平仄，整齐到这种地步，也不会早到南北朝以前。单就词汇而论，也有许多字义不是汉代所有的。

现在试举出几个显而易见的例子来说：
1.“两次晋谒”的“两次”，汉代以前只称为“再”。《左传·文公十五年》“诸侯五年再相朝”，就是“五年相朝两次”的意思。《谷梁传·隐公九年》“八日之间再有大变”，也就是“八日之间有两次大变”的意思。中古以前，行为的称数法不用单位名词（如“次”字之类），这里是词汇和语法都不合。
2.“不遇空回”的“回”，汉代以前只叫“反”。《论语》“吾自卫反鲁”，《孟子》“则必餍酒肉而后反”，都是“回”的意思。汉代以前的“回”只能有“迂回”“潆洄”“邪”“违”一类的意思。
3.“滥叨名爵”的“叨”，“再容斋戒薰沐”的“再”，“特拜尊颜”的“特”，等等，也都是当时所没有的词汇。
依古文家的理论看来，这一封信的本身也不是最好的文章，因为它的格调不高。所谓格调不高者，也就是词汇、语法、风格、声律四方面都和两汉以前的文章不相符合的缘故。

相传唐代诗人刘禹锡要做一首重阳诗，想用“餻”字，忽然想起五经中没有这个字，就此搁笔。宋子京作诗嘲笑他道：“刘郎不敢题餻字，虚负诗中一世豪。”其实，古代文人像刘禹锡的很多。因为大家受了“不敢题餻”的约束，数千年来的文言文里的词汇才能保持着相当的统一性。假使每一个时代的每一个文人都毫无顾忌地运用当时口语和自己的方言，那么，写下来的文章必然地比现在咱们所能看见的难懂好几倍。但是，古人都并非因为希望后人易懂而甘心受那不敢题“餻”的约束，他们只是仰慕圣贤，于是以经史子集的词汇为雅言。“古”和“雅”，在历代的文人看来，是有连带关系的。咱们如果要学习文言，得先遵守这第一个规律。

第二，中国上古没有使成式。所谓使成式，就是“做好”“弄坏”“打死”“救活”之类。“做好”，古谓之“成”（《诗·大雅》：“经始灵台，经之营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弄坏”，古谓之“毁”（《左传·襄公十七年》：“饮马于重丘，毁其瓶。”）；“打死”，古谓之“杀”（《孟子·梁惠王》：“杀人以梃与刃，有以异乎？”）；“救活”，古谓之“活（《庄子·外物》：“君岂有升斗之水而活我哉？”）。由此类推，咱们写文言文的时候，要说“想起”，只能说“忆”或“念”；要说“赶走”，只能说“驱”；要说“躲开”，只能说“避”。有时候，形容词或不及物动词可以当使动词用。例如《论语·述而》：“人洁己以进。”“洁”等于“弄干净”。《论语·宪问》：“夫子欲寡其过而未能也。”“寡”等于“减少”。《左传·宣公十五年》：“华元登子返之床，起之。”“起”等于“叫起”或“拉起”。《史记·晋世家》：“齐女乃与赵衰等谋醉重耳。”“醉”等于“灌醉”。《史记·卫青传》：“走白羊楼烦王。”“走”等于“赶走”或“打退”。《汉书·朱买臣传》：“买臣深怨，常欲死之。”“死”等于“害死”。由此类推，咱们要说“推翻”，只能说“倾覆”；要说“攻破（城池）”，只能说“隳”。使成式大约在唐代以前已经有了；唐诗里有“打起黄莺儿”的话。但是，后代只在诗词中有它，散文中非常罕见。俚语可以入诗词，却不可以入散文。使成式不过是其中之一例而已。

中国上古没有处置式。所谓处置式，就是“将其歼灭”“把他骂了一顿”之类。这种语法在唐诗里已有了，例如李群玉诗：“未把彩毫还郭璞。”方干诗：“应把清风遗子孙。”但是，它也像使成式一样，一般地只能入诗，不能入文。一般人以为“将”字比“把”字较古，其实即在唐诗里，“将”和“把”的用途也并不一样。“将”是“拿”的意思（国语里，“拿”和“把”也不一样，细看《红楼梦》便知），动词后面有直接目的语。例如刘禹锡的诗：“还将大笔注春秋。”王建诗：“惟将直气折王侯。”上面所引的“把彩毫还郭璞”可以倒过来说成“还彩毫于郭璞”，而“将大笔注春秋”不可以倒过来说成“注大笔于春秋”。近人的“将”字用于处置式，可说是一种谬误的仿古，“将其歼灭”一类的句子是极“不文”的。

量词还可以细分为两种：一种是度量衡的单位和其他规定的单位，如“亩”“卷”等，另一种是天然单位，如“匹”“张”等。在现代汉语里，表示天然单位时，数词很少与名词直接组合，一般总有量词作为中介；在古代汉语里，表示天然单位时，数词经常与名词直接组合，不需要量词作为中介。例如“一桌、一椅、一扇、一抚尺”，并不说成“一张桌、一把椅、一把扇、一把抚尺”。
量词又可以分为名量词、动量词。名量词是“个”“只”“张”“把”等。动量词是“次”“趟”“回”“下”等。在古代汉语里，不但名量词是罕用的，动量词也是罕用的。夏禹治水，“三过其门而不入”，不说“过三次”。

古人所谓“谋篇”“布局”“炼句”之类，大致也是属于风格方面的事。不过，咱们现在研究古文，不应该再拿批评的眼光去看古人的“谋篇”“布局”“炼句”，只应该拿历史的眼光去观察它们。咱们应该留心观察古人的“谋篇”“布局”“炼句”和现代文章有什么差异之点，哪一种篇法或句法是古所常有而今所罕见的，又有哪一种是古所罕见而今所常有的。古所常有的篇法和句法，咱们在文言文里就用得着它；古所罕见的，咱们在文言文里就应该避免。

文章的繁简也和文章的风格有关。今人以为应该简的地方，古人不一定以为应该简。反过来说，今人以为应该繁的地方，古人也不一定以为应该繁。韩愈《原道》里说：“其所谓道，道其所道，非吾所谓道也；其所谓德，德其所德，非吾所谓德也。”若依现代的风格，可省为：“其所谓道德，非吾所谓道德也。”柳宗元《封建论》里说：“天地果无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生人果有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若依现代的风格，也可以省为：“天地与生人之有初与否，吾不得而知之也。”但是，古人以为这种地方若不拉长作为排句，则文气不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