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诃夫是不婚主义者（后来在41岁的时候倒结婚了），因此他当时的女朋友米齐诺娃为了让他感受一下压力，就给列维坦送温暖了。契诃夫非常不爽，专门写了一个短篇小说叫跳来跳去的女人，把米齐诺娃和列维坦写成一对***。列维坦气急败坏地要跟契诃夫决斗（被朋友们劝住了），两人就绝交了。3年后列维坦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因为失恋开枪自杀未遂，契诃夫听到消息后就跑到列维坦的家彻夜陪护，之前的不愉快终于都成为过眼烟云。

契诃夫对朋友讲义气，对身边的女人却很不公平。米齐诺娃与契诃夫相恋9年，她两次主动向契诃夫求婚，契诃夫总是玩暧昧：不同意、不拒绝。米奇诺娃一看勾搭列维坦也没起什么作用，又跟契诃夫的另一个朋友、作家帕塔宾科私奔了，还生了一个女儿，但很快米奇诺娃被帕塔宾科抛弃，女儿也生病死了，契诃夫又把这段经历写成话剧海鸥。

他也有自己的偶像。他曾经说过：俄罗斯第一伟大的人是托尔斯泰，第二伟大的是柴可夫斯基，而他自己则排在第九十八位。

契诃夫第一次去见托尔斯泰的时候，紧张得在出门前不停地换了一个小时的裤子，一会儿说：这条裤子紧得不像话，他（托尔斯泰）一定会认为我是个下流作家；一会儿又说：这条又宽松得像黑海一样，他会想我是无赖。其实契诃夫大可不必为了穿一条什么样的裤子而苦恼：在去托尔斯泰的庄园的路上，他经过了一条河，托尔斯泰刚刚干完农活，浑身大汗，正脱光了衣服在河里洗澡，老爷子一看契诃夫来了，马上热情地邀请他共浴。盛情难却，于是契诃夫也脱得赤条条地跟托尔斯泰在河里一边淌水、一边聊天。

托尔斯泰对契诃夫的作品评价非常高，有一次他问朋友谢尔盖延科的看法，谢尔盖延科说契诃夫写得不怎么样，结果托尔斯泰当场朗读契诃夫的小说宝贝儿，刚读了第一段就站起身赞叹道：太好了，多么精彩的语言；通篇读完后老爷子生气地对谢尔盖延科说：您怎么能说不怎么样？这简直是一颗珍珠！我们之中，无论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屠格涅夫、冈察洛夫还是我，都不可能写得这么好。后来只要托尔斯泰心情好的时候，就会给家人朋友朗读这篇宝贝儿，以至于几乎能背下来。久而久之，连老爷子的儿子女儿也成为契诃夫的超级粉丝。

要知道托尔斯泰看上去仙风道骨，其实是一个粗犷自负、甚至专横苛刻的人，他很少表扬其他的作家，连莎士比亚都看不上眼，却对契诃夫赞不绝口。不过他一般都是在背后夸契诃夫，当着老契的面就毫不客气地批评他笔下的人物庸庸碌碌、缺乏精神高度：您写的那些主人公，您想把他们带到哪里去？他们躺在沙发上，呆在堆满杂物的房间里，这样来来去去。

对于老爷子的批评，契诃夫一直是虚心接受、拒不悔改，毕竟在个性和人生经历上、他与托尔斯泰完全是两个世界的人。他曾经跟朋友吐槽过托尔斯泰：对人类的爱，不在于戒掉吃肉、戒掉性交（托尔斯泰主张的禁欲主义），而在于电力和蒸汽（文明的进步）；战争是坏事，审判是坏事，却不能因此就得出结论说我应该穿上树皮鞋，跟长工和他的妻子一块儿睡在炉台上。应该说，契诃夫对托尔斯泰的评价一针见血。
他还吐槽过战争与和平：假如我在安德烈公爵身旁，我肯定能把他医好。读起来真的让人奇怪，公爵是个有钱的人，白天黑夜都有医生守着他，而他的伤口却发出尸体的气味。托尔斯泰在写这部很厚的长篇小说时，一定不由自主地充满了对医学的憎恨。

在契诃夫生命中的最后几年，他变得比较悲观，有一次高尔基陪他去散步，看到阳光下有一条狗在欢快地叫着，契诃夫一边咳嗽着一边慢慢地说：说来可耻又可悲，但却是事实，许多人羡慕狗的生活。
他所说的许多人，应该是指他自己。

最后说下高尔基
高尔基很早就是党外合作者，资格老，政治上可靠，又从不拉帮结派，偶尔对布尔什维克的作法发点小牢骚，伟大导师敲打几下就马上闭嘴了。十月革命后高尔基对加米涅夫激进的劫农济工政策不满，跟鹰派的托洛茨基关系也不好，加上有肺结核，就申请出国去温暖干燥的地方疗养，伟大导师当时手里有马雅可夫斯基，就批准高尔基去意大利了。

老高曾经给列宁写过一本传记，因此慈父打算让老高给他也写一本，但老高拖拖拉拉一直不动笔，还不能催他，一催老高就说自己身体不好。后来还是法国左派作家巴比塞替慈父写了传记，要说拍马屁捧臭脚的水平，法国大公鸡真比不上毛熊，巴比塞的这本慈父传写得极烂，烂到慈父自己都读不下去，派人把所有印出来的书都买下来销毁掉。后来巴比塞到莫斯科开会，莫名其妙地就扑街了，官方的说法是病逝。对此高尔基幸灾乐祸一样地跟身边的人说：幸亏写这本书的人不是我。

其实高尔基心里也清楚自己的弄臣地位，只是他想趁自己还有话语权的时候多保护一些人。扎米亚京由于写了反乌托邦名作《我们》，受到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协会（简称拉普，著名诗人马雅科夫斯基和叶赛宁就是被他们逼死的）的猛烈批判，连工作都丢了，是高尔基伸出援手、替他办好出国许可。临走前扎米亚京去高尔基家道别，老爷子留他吃饭，结果一摇餐铃，餐桌上来了十几个人，都是住在高尔基家的，有的都已经住了好几年。吃饭时高尔基坐在长方型餐桌的主位，餐桌两边是十几个表情凝重、默默地掰着面包喝着汤的男人，扎米亚京觉得眼前的景象简直不可思议，就像一幅沙俄时代的贵族家庭的油画一样。

本来高尔基利用自己的影响力保护文人，慈父也睁一眼闭一只眼了，后来在大清洗中，高尔基打电话给慈父替老朋友加米涅夫求情，慈父冷冷地回答道：高尔基先生，不是您教导我们，敌人不投降，那就消灭他吗？这个问题请您不要过问了。为了试探高尔基的忠心，慈父还让人传话给老高、让他给真理报写一篇谴责个人恐怖的文章，所谓个人恐怖，就是指控加米涅夫的罪名。高尔基愤怒地回答：我不仅要谴责个人恐怖，更要谴责国家恐怖！从此高尔基不仅再也见不到慈父了，甚至被软禁起来，连自己的别墅也出不去。

高尔基一直到死，都没能离开掌控。他有个贴身女秘书玛丽亚伊格纳季耶夫娜，也是他的非正式妻子，昵称叫穆拉。从老高的衣食起居到作品的誊抄修改，穆拉全都一手包办，老高对她无比信任，在儿子马克西姆死后、修改遗嘱把自己所有的国外版税都转给她（国内版税属于国家）。就是这个穆拉，几乎所有人都知道她是政治保卫局派来监视老高的。

高尔基的身体就已经不行了，经常长时间痛苦地咳嗽，可能是他的儿子突然去世给他的打击太大，他每次咳血，都会大呼小叫“我要死了”、“有人要毒死我”。现在有一种说法是政治保卫局局长亚戈达派人毒死了马克西姆，而且就连高尔基本人也是他命令穆拉毒死的。老高的秘书、文学报编辑蔡特金信誓旦旦地说，在高尔基死前，他看到穆拉在老高的病房里呆了40分钟，等穆拉出来的时候，老高已经死了；他进了病房后发现床头放着一杯已经喝了一小半的水，过了不久政治保卫局的人来了，这杯水就不见了。

高尔基从前一天的晚上就开始昏迷不醒，直到第二天中午在睡梦中离开人世；穆拉也不在他的身边，而是回到了老高的别墅。而且就算是政治保卫局暗杀了高尔基，幕后主使也不会是亚戈达，因为这个时候亚戈达已经彻底失势，实际掌控政治保卫局的是政委叶若夫。另外，其实高尔基与亚戈达私交还算不错，亚戈达到处吹牛逼说自己是高尔基的粉丝，每天不读高尔基的书就浑身不舒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