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徵明(1470-1559),原名壁,或作璧,字徵明。四十二岁时,以字行,更字微仲。因先世为衡山人,故号衡山居士。是明代中期著名的画家、书法家、文学家。
文徵明的父亲文林,是唐寅的伯乐,一方面,他欣赏唐寅的才华,唐寅回忆说文林“爱寅之俊雅,谓必有成,每每良宴必呼共之”,另一方面,饱经官场洗礼的他也看穿了唐寅性格上的缺失,常对唐寅加以训导,“一闻寅纵失,辄痛切督训,不为少假”。
在文林前往温州出任温州知府时,唐寅曾作《送文温州序》赠之,表达了自己对文林的敬佩感谢之情。此序文林看后大为欢喜,又将此文转给苏州知府曹凤观阅。后来唐寅为提学御史不喜,亏得曹凤为其进言,而这个转折的伏笔,正是文林为唐寅打下的。
文徵明与唐寅同岁,二人性情虽不相同,唐寅在《送文温州序》中言:“衡山文壁与寅齿相铸,又同井闰;然端彭自持,尚好不同,外相方圆,而实有埙境之美。”但性格上的“尚好不同”并没有影响到二人的友谊。二人十六岁相识,终其一生为知己。
文徵明笔下的唐寅,多是风流放荡的形象,如《简子畏》一诗:这首诗将唐寅风流才子的形象表现得淋漓尽致:对月狂歌、高楼大叫的不拘理法,把酒言欢、红袖添香的酒色生活。文徵明将唐寅比作猖狂的阮籍,言行出格的刘叉,在他眼中,唐寅的狂放是与六朝名士的纵情任诞是一脉相承的。
又如《月夜登南楼有怀唐子畏》:“玉郎何处拥掸娟”一句,毫不避忌地写出了唐寅的纵情声色。在文徵明这样端方拘谨的正人君子人眼中,唐寅的行径简直就是阮籍再世,但他对唐寅的人格,却有着深深的同情与理解。
在《饮子畏小楼》中,文徵明描述了二人之间的深厚感情,把酒对坐,直到暮色苍茫,仍觉意犹未尽。二人的深情与默契,充溢在字里行间。此外,现存唐寅与文徵明的三封书信,也是研究唐寅历史形象的极其重要的史料。
根据信中内容,此信大约作于科场案之后。在这封一千二百余字的长信里,唐寅收起了从前的狂放,极言自己的卑微、孤独和痛苦。可见其经历科考案后凄惨万状的境况,也可见出经此一番变动,唐寅对自己的性情有过深刻反省。
信中唐寅认为“墙高基下,遂为祸的。侧目在旁,而仆不知;从容,己在虎口。”即自己在官场中毫无根基,又天真直率,心无城府,是酿就祸患的根本原因。信末写道,希望文徵明能接济一下他的弟弟唐申,唐家免遭绝嗣之厄。这显示出唐寅虽无视礼教,却也受到了儒家重子嗣、重传承的家庭伦理的潜移默化的影响。
第二封信写于正德元年,全文文辞尖刻,气势嚣张,结尾更是决绝:“性灵既异,趋从乃殊……寅束发从事二十年矣,不能剪饰,用触尊怒;然牛羊逆,愿勿相异也。”文氏的来信今不可见,但我们有理由猜想是唐寅又做了放诞之事,文徵明写信规劝,或因来信中责备语气甚深,心高气盛的唐寅不听从劝告,故而发出本非同类、道不同不相为谋的感慨。
第三封信约写于正德八年,唐伯虎四十四岁之时。此信一改前一封信的尖锐,语气谦虚诚挚。信中表达了对文徵明学问和道德的钦佩,掏心掏肺,情真意切。对文的赞赏坦诚而大方,而对于自己的缺点更是绝不讳言,一种谦虚善学的情感充溢其间。可见,在强调唐寅狂放不羁形象的同时,我们也不能忽略他谦恭有礼的一面。
上述唐寅给文徵明的三封信,不仅呈现出了唐文二人一生友谊的发展经历,从年少时的亲昵,到中期因性情迥异而产生分歧,最后因深度理解而恢复敬重。而且也折射出唐寅自身的心路历程,即从狂放到“繁华落尽见真淳”的简洁和质朴。
文徵明的父亲文林,是唐寅的伯乐,一方面,他欣赏唐寅的才华,唐寅回忆说文林“爱寅之俊雅,谓必有成,每每良宴必呼共之”,另一方面,饱经官场洗礼的他也看穿了唐寅性格上的缺失,常对唐寅加以训导,“一闻寅纵失,辄痛切督训,不为少假”。
在文林前往温州出任温州知府时,唐寅曾作《送文温州序》赠之,表达了自己对文林的敬佩感谢之情。此序文林看后大为欢喜,又将此文转给苏州知府曹凤观阅。后来唐寅为提学御史不喜,亏得曹凤为其进言,而这个转折的伏笔,正是文林为唐寅打下的。
文徵明与唐寅同岁,二人性情虽不相同,唐寅在《送文温州序》中言:“衡山文壁与寅齿相铸,又同井闰;然端彭自持,尚好不同,外相方圆,而实有埙境之美。”但性格上的“尚好不同”并没有影响到二人的友谊。二人十六岁相识,终其一生为知己。
文徵明笔下的唐寅,多是风流放荡的形象,如《简子畏》一诗:这首诗将唐寅风流才子的形象表现得淋漓尽致:对月狂歌、高楼大叫的不拘理法,把酒言欢、红袖添香的酒色生活。文徵明将唐寅比作猖狂的阮籍,言行出格的刘叉,在他眼中,唐寅的狂放是与六朝名士的纵情任诞是一脉相承的。
又如《月夜登南楼有怀唐子畏》:“玉郎何处拥掸娟”一句,毫不避忌地写出了唐寅的纵情声色。在文徵明这样端方拘谨的正人君子人眼中,唐寅的行径简直就是阮籍再世,但他对唐寅的人格,却有着深深的同情与理解。
在《饮子畏小楼》中,文徵明描述了二人之间的深厚感情,把酒对坐,直到暮色苍茫,仍觉意犹未尽。二人的深情与默契,充溢在字里行间。此外,现存唐寅与文徵明的三封书信,也是研究唐寅历史形象的极其重要的史料。
根据信中内容,此信大约作于科场案之后。在这封一千二百余字的长信里,唐寅收起了从前的狂放,极言自己的卑微、孤独和痛苦。可见其经历科考案后凄惨万状的境况,也可见出经此一番变动,唐寅对自己的性情有过深刻反省。
信中唐寅认为“墙高基下,遂为祸的。侧目在旁,而仆不知;从容,己在虎口。”即自己在官场中毫无根基,又天真直率,心无城府,是酿就祸患的根本原因。信末写道,希望文徵明能接济一下他的弟弟唐申,唐家免遭绝嗣之厄。这显示出唐寅虽无视礼教,却也受到了儒家重子嗣、重传承的家庭伦理的潜移默化的影响。
第二封信写于正德元年,全文文辞尖刻,气势嚣张,结尾更是决绝:“性灵既异,趋从乃殊……寅束发从事二十年矣,不能剪饰,用触尊怒;然牛羊逆,愿勿相异也。”文氏的来信今不可见,但我们有理由猜想是唐寅又做了放诞之事,文徵明写信规劝,或因来信中责备语气甚深,心高气盛的唐寅不听从劝告,故而发出本非同类、道不同不相为谋的感慨。
第三封信约写于正德八年,唐伯虎四十四岁之时。此信一改前一封信的尖锐,语气谦虚诚挚。信中表达了对文徵明学问和道德的钦佩,掏心掏肺,情真意切。对文的赞赏坦诚而大方,而对于自己的缺点更是绝不讳言,一种谦虚善学的情感充溢其间。可见,在强调唐寅狂放不羁形象的同时,我们也不能忽略他谦恭有礼的一面。
上述唐寅给文徵明的三封信,不仅呈现出了唐文二人一生友谊的发展经历,从年少时的亲昵,到中期因性情迥异而产生分歧,最后因深度理解而恢复敬重。而且也折射出唐寅自身的心路历程,即从狂放到“繁华落尽见真淳”的简洁和质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