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逵路遇打劫的李鬼，被李鬼的鬼话所骗，不但不杀他，反而送他银子，让他改做正当行业，改邪归正。但是，一转眼，这李鬼夫妇竟然要谋害李逵。李逵发觉，劈头揪住李鬼，按翻在地，身边掣出腰刀，早割下头来。
又去李鬼腿上割下两块肉来，洗净了，灶里抓些炭火来便烧。一面烧，一面吃。
《水浒传》里，一再写到吃人肉的情节，并且还特别故意写得非常轻松，非常自然，好像极其常见，从而毫无芥蒂。
一个礼仪之邦，怎么会有这样公然渲染吃人肉的作品呢？
首先，这有事实依据。每次遇到大的社会动乱和饥荒，“人相食”的记载在历代正史和野史笔记中比比皆是。《水浒传》产生的年代——元明易代之时，就是一个特别严重的时期。元人陶宗仪所著的《南村辍耕录》，就记录了朱元璋的“淮右之军”吃人的事实：“天下兵甲方殷，而淮右之军嗜食人……”注意，是“嗜食人”，吃上瘾了。
更重要的是，在权力社会里，中国的民间，实际上处于长期的压抑状态，太多的人受损害被侮辱，而且无处申诉，从而人人内心都积压着太多的怨气。我把这种生存状态称之为“带气生存”，在大多数人的生存状态都是“带气生存”的情况下，全社会都充斥着一股可怕的暴戾之气。一个社会不可能让人人不受委屈，但是，要给委屈人一个说理的地方。如果没有说理的地方，那就逼得人们不去“说理”，而是付诸暴力了。所以，《水浒》中一再出现的吃人肉情节，是作者内心压抑的表现，更是全社会压抑心理的非理性释放。专制使人变态，专制使人暴戾，专制使人选择暴力并赞赏暴力，《水浒》的这种描写，是《水浒》作者以及更为广泛的读者集体变态心理的表现，是权力社会的真实图景。
马克思说，“君主政体的原则总的来说是轻视人，蔑视人，使人不成其为人。”“专制制度必然具有兽性，并且和人性是不相容的，兽的关系只能靠兽性来维持。”（《马恩全集》第一卷，第411，414页）
专制政体及其对人性的兽性化改造，是《水浒传》中人的兽性大发作的根本原因。
《水浒》“暴力美学”的代表人物，就是李逵。
李逵一家一直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而且，除了感受到贫困、压迫、凌辱和歧视，从来没有得到过社会的温暖。
我以前在讲武松的时候，说到，在封建社会，只有两种人：良民（顺民）和暴民。
在武松家里，武大是良民，武松是暴民；
在李逵家里，李逵是暴民，李逵母亲和大哥李达是良民。
问题在于，良民在这个社会里，得到了什么？
武大被害了。李逵母亲穷困潦倒，眼睛哭瞎了，最后还被老虎吃了。
李达呢？确实算得上是“良民”，甚至配合官府捉拿兄弟，但是，官府对他大哥的报答却是叫他“披枷戴锁，受了万千的苦。”
暴民乃是良民变的，是什么力量让良民变成了暴民？这是我们今天读《水浒》需要思考的。
李逵杀人，有六大特点。
第一，杀得快。
李逵杀人，简直令人目不暇接。他绰号“黑旋风”，就是指他杀起人来如同一阵旋风。
第二：杀得多。
江州劫法场一役（yiyi），被杀死的军民达500多人，这里有不少就是李逵板斧下的冤魂。
在沂水县，被他杀掉的人，李鬼老婆、里正、曹太公三人，三十多个土兵，外加一批猎户，人数至少四十个之多。
三打祝家庄，杀扈太公一门男女老小，有多少人口？我们可以做一个类推。宋江打破无为军时，杀了黄文炳一家老小四五十口。扈太公家里应该与此不相上下。
第三：谁挡我路我杀谁。这是典型的强盗逻辑。而这，也正是权力逻辑。
杀罗真人就是这样的逻辑。
第四：不分青红皂白，滥杀无辜。在上述李逵杀掉的人里面，大多数都是无辜的。
第五：杀得毫不愧疚，毫不心软。
李逵杀完扈家庄男女老幼之后，直到宋江面前请功。
宋江将他功过相抵，他笑道：“虽然没了功劳，也吃我杀得快活。”
连功劳都不要，更不在乎，杀人本身就是快活，让我杀人就是奖赏。
第六，他杀人极其残忍。
宋江、吴用要逼朱仝上山。派李逵去杀害小衙内。李逵在小衙内的嘴上抹上了蒙汗药，然后一直抱到城外树林里，在僻静无人之处，一板斧把孩子的头劈做两半个！
悲哀的是，李逵的这六个“暴力”特点，其实正是权力社会里的“权力”特点！
有一个很沉重的问题，那就是《水浒》的批注者李贽、金圣叹对梁山好汉的滥杀无辜往往缺乏判断力，尤其是金圣叹。金圣叹在李逵杀曹太公、李鬼老婆、里正、众位猎户、三十来个土兵下面，连续批了五个“杀得好！”
这可以证明我前面说的话：《水浒》的作者和很多读者，包括金圣叹，都是有严重的心理变态的。而引起这样大面积、贯穿好几百年的心理变态的，是权力社会。
又去李鬼腿上割下两块肉来，洗净了，灶里抓些炭火来便烧。一面烧，一面吃。
《水浒传》里，一再写到吃人肉的情节，并且还特别故意写得非常轻松，非常自然，好像极其常见，从而毫无芥蒂。
一个礼仪之邦，怎么会有这样公然渲染吃人肉的作品呢？
首先，这有事实依据。每次遇到大的社会动乱和饥荒，“人相食”的记载在历代正史和野史笔记中比比皆是。《水浒传》产生的年代——元明易代之时，就是一个特别严重的时期。元人陶宗仪所著的《南村辍耕录》，就记录了朱元璋的“淮右之军”吃人的事实：“天下兵甲方殷，而淮右之军嗜食人……”注意，是“嗜食人”，吃上瘾了。
更重要的是，在权力社会里，中国的民间，实际上处于长期的压抑状态，太多的人受损害被侮辱，而且无处申诉，从而人人内心都积压着太多的怨气。我把这种生存状态称之为“带气生存”，在大多数人的生存状态都是“带气生存”的情况下，全社会都充斥着一股可怕的暴戾之气。一个社会不可能让人人不受委屈，但是，要给委屈人一个说理的地方。如果没有说理的地方，那就逼得人们不去“说理”，而是付诸暴力了。所以，《水浒》中一再出现的吃人肉情节，是作者内心压抑的表现，更是全社会压抑心理的非理性释放。专制使人变态，专制使人暴戾，专制使人选择暴力并赞赏暴力，《水浒》的这种描写，是《水浒》作者以及更为广泛的读者集体变态心理的表现，是权力社会的真实图景。
马克思说，“君主政体的原则总的来说是轻视人，蔑视人，使人不成其为人。”“专制制度必然具有兽性，并且和人性是不相容的，兽的关系只能靠兽性来维持。”（《马恩全集》第一卷，第411，414页）
专制政体及其对人性的兽性化改造，是《水浒传》中人的兽性大发作的根本原因。
《水浒》“暴力美学”的代表人物，就是李逵。
李逵一家一直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而且，除了感受到贫困、压迫、凌辱和歧视，从来没有得到过社会的温暖。
我以前在讲武松的时候，说到，在封建社会，只有两种人：良民（顺民）和暴民。
在武松家里，武大是良民，武松是暴民；
在李逵家里，李逵是暴民，李逵母亲和大哥李达是良民。
问题在于，良民在这个社会里，得到了什么？
武大被害了。李逵母亲穷困潦倒，眼睛哭瞎了，最后还被老虎吃了。
李达呢？确实算得上是“良民”，甚至配合官府捉拿兄弟，但是，官府对他大哥的报答却是叫他“披枷戴锁，受了万千的苦。”
暴民乃是良民变的，是什么力量让良民变成了暴民？这是我们今天读《水浒》需要思考的。
李逵杀人，有六大特点。
第一，杀得快。
李逵杀人，简直令人目不暇接。他绰号“黑旋风”，就是指他杀起人来如同一阵旋风。
第二：杀得多。
江州劫法场一役（yiyi），被杀死的军民达500多人，这里有不少就是李逵板斧下的冤魂。
在沂水县，被他杀掉的人，李鬼老婆、里正、曹太公三人，三十多个土兵，外加一批猎户，人数至少四十个之多。
三打祝家庄，杀扈太公一门男女老小，有多少人口？我们可以做一个类推。宋江打破无为军时，杀了黄文炳一家老小四五十口。扈太公家里应该与此不相上下。
第三：谁挡我路我杀谁。这是典型的强盗逻辑。而这，也正是权力逻辑。
杀罗真人就是这样的逻辑。
第四：不分青红皂白，滥杀无辜。在上述李逵杀掉的人里面，大多数都是无辜的。
第五：杀得毫不愧疚，毫不心软。
李逵杀完扈家庄男女老幼之后，直到宋江面前请功。
宋江将他功过相抵，他笑道：“虽然没了功劳，也吃我杀得快活。”
连功劳都不要，更不在乎，杀人本身就是快活，让我杀人就是奖赏。
第六，他杀人极其残忍。
宋江、吴用要逼朱仝上山。派李逵去杀害小衙内。李逵在小衙内的嘴上抹上了蒙汗药，然后一直抱到城外树林里，在僻静无人之处，一板斧把孩子的头劈做两半个！
悲哀的是，李逵的这六个“暴力”特点，其实正是权力社会里的“权力”特点！
有一个很沉重的问题，那就是《水浒》的批注者李贽、金圣叹对梁山好汉的滥杀无辜往往缺乏判断力，尤其是金圣叹。金圣叹在李逵杀曹太公、李鬼老婆、里正、众位猎户、三十来个土兵下面，连续批了五个“杀得好！”
这可以证明我前面说的话：《水浒》的作者和很多读者，包括金圣叹，都是有严重的心理变态的。而引起这样大面积、贯穿好几百年的心理变态的，是权力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