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文／万叶堂主
《乐书》是《史记》的一篇亡篇，在《史记》成书后即散佚。现存的《乐书》大部分篇幅是后人摘抄《礼记》中的《乐记》部分进行补续的，但是《乐书》中的序言部分大多数学者都认为系司马迁所作，这一观点我基本赞同，但从序言中透露出的一些道家观点来看，我觉得更有可能是出自司马迁之父司马谈的手笔。司马迁著《史记》只是一个俗称，司马迁最初所定的书名是《太史公书》，名为《史记》是东汉桓帝时期的事了。太史公即太史令，司马谈父子均任此官职，司马迁属于是子承父业，从《太史公书》这个书名可以看出书是父子二人的合作，并非司马迁一人之功劳。司马迁对其父的手笔应该会予以保留，司马谈系道家，而司马迁更倾向儒家，书中的观点难免就会有前后抵牾之处，后人往往因此迁罪于司马迁，但如果从作者系两人的角度去看就不足为奇了。认为《史记》的文字均为司马迁一人所为这本身就是一个误会。《乐书》的序言部分究竟是哪一位太史公所书，这里不做深入探讨。但作为太史公的“一家之言”这部分内容还是值得仔细研读的。这篇札记就截取了其中一段文字通过几种《史记》版本进行对读来探讨其中的含义。文字底本还是取自中华书局新修订本，其他几种对校版本有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点校本日本泷川资言著《史记会注考证》（以下简称《考证》），日本水泽利忠著《史记会注考证校补》（以下简称《校补》），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杨钟贤、郝志达主编《全校全注全译全评史记》（以下简称《全译》），商务印书馆出版张大可《史记通解》（以下简称《通解》）。
原文（P1399页）：
秦二世尤以为娱。丞相李斯进谏曰：“放弃《诗》《书》，极意声色，祖伊所以惧也；轻积细过，恣心长夜，纣所以亡也。”赵高曰：“五帝、三王乐各殊名，示不相袭。上自（1）朝廷，下至人民，得以接欢喜，合殷勤，非此（2）和说不通，解泽不流，亦各一世之化，度时之乐。何必华山之（马录）耳而后行远乎？”二世然之。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马录）是一个合体字，因为打不出来，只好用两个字做拼接。另外此段文字要讨论的两处关键点分别用（1）（2）做标识。
为了方便理解此段文字的意思，先附上《全译》本和《通解》本的译文仅供参考：
秦二世更加喜好以音声为娱乐。丞相李斯谏说道：“放弃《诗》《书》所载道理，极力肆意于音声和女色，是引起殷代贤臣祖伊忧惧的原因；轻视细小过失的积累，恣意于长夜的欢乐，是殷纣王灭亡的原因。”赵高说：“五帝、三王的乐曲各不相同，表明彼此不相沿袭。而上自朝廷，下百姓，得以同欢喜，共勤劳，非音乐上下的和顺欢悦不能相通，结节的恩泽不能流布，各自同样是一世的教化，超度时俗的音乐。难道一定要有产华山的耳骏马，然后才能远行吗？”秦二世以为赵高说得对。（杨钟贤、郝志达主编《全校全注全译全评史记》）
秦二世尤其喜欢以音乐为娱乐，丞相李斯进言规劝说：“放弃《诗》、《书》，陶醉于声色，是祖伊所害怕的事情，不重视细小的过失，彻夜放纵情玉，这是商纣王之所以亡国的原因啊！”宦官赵高说：“五帝三王的音乐名称不同，表示没有相互因袭。上至朝廷，下到人民，靠音乐来交流欢乐的情感，融合殷勤的意向。没有音乐，欢乐的感情得不到沟通，布施的恩泽得不到传播，也就是说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风气，适时的音乐。为什么一定要有华山的绿耳良马，然后才能行走远路呢？”秦二世赞成他的谈话。（张大可《史记通解》
中华本《史记》和《考证》所采用的底本都是清张文虎校刊的金陵本，因此这两个版本此处文字上是一致的，但是在断句上有所不同。我们先来看关键点（1），”上自朝廷，下至人民“此处的”上自“两字是明代的凌稚隆在他所刻的《史记评林》中加上去的，在其他历朝历代的诸多《史记》版本均作”朝廷下至人民“，无”上自“二字，张文虎在他的校勘记中言：”上自“二字凌本有，各本无。《校补》也证明了这一点并列举了十种中日各种古本，一切证据都表明“上自”这两个字就是凌稚隆自己加的。张文虎为何在此采纳凌稚隆的改动，他未作说明，同样中华本也未作说明。明人改书最为人诟病，有”明人刻书而古书亡“之称，在此张文虎的金陵本至诸本于不顾，迳自采纳明人修改意见，我个人觉得十分不妥。《考证》在此附上张文虎的校记这是应取的严谨态度，而中华本此处不出校记，以明本文字为定本就显得武断了。明人的短见从凌稚隆的批语中也可看出一二，他说到”李斯既导秦焚书矣，此又以放弃《诗》、《书》为惧乎？抑其所指《诗》、《书》，乃刻石刑名之类也。“他以为李斯倡导秦焚书而这里又劝諌秦二世不要放弃《诗》、《书》是自相矛盾的，其实是他没搞清楚焚书的性质究竟是什么。对凌稚隆的这段批语泷川资言考证说，“愚按：李斯所焚止民间《诗》、《书》，盖惧黔首以古非今也，而官府旧藏仍存，且其言见便而发，前后往往相异，见本传所记可以观矣。放弃《诗》、《书》之諌，史公所记，未必失其实。”在焚书这个问题上泷川资言的此番考证可谓定论，比凌稚隆要高明得多。焚书只是针对民间，是一种愚民政策，而在朝廷当中并没有断绝儒家典籍的流传。以凌稚隆这个理解能力对《史记》原文做的修改能靠谱嘛？也许他觉得加上“上自”两字更显得文字对仗，更通顺。但本身“朝廷下至人民”就是“从朝廷到人民”的意思，人民对于朝廷来说处于下，所以说“下至”，没有任何不通之处，妄加“上自”实无必要。此处明人的改动不足为据。
以上关键点（1）说明的是中华本与《考证》共同存在的问题，而关键点（2）则是两个版本的不同之处存在的问题，此处中华版没有断句，作“非此和说不通，解泽不流”，而《考证》作“非此，和说不通，解泽不流”，此处要不要断，从《全译》本的译文来看，它是按照不断来翻译的，从《通解》本的译文来看，它是按照断开来翻译的（虽然在此书的原文中此处也没有断开）。唐张守节《正义》对此段话解释为”说，音悦，解，音蟹。言非此乐和适，亦悦乐之不通，散恩泽之事不流，各一世之化也。諌二世，故名之也。“张文虎在校勘记中认为《正义》这段注解有误脱。只有把《正义》这段注解梳理清楚，才能断定原文究竟应该断还是不断。那么正解为何？《史记》各种版本的注解当中又提供了哪些线索？中华版在校勘中还有哪些不当之处？更多深入分析请关注万叶堂第五期《万叶书话》。#史记#
《乐书》是《史记》的一篇亡篇，在《史记》成书后即散佚。现存的《乐书》大部分篇幅是后人摘抄《礼记》中的《乐记》部分进行补续的，但是《乐书》中的序言部分大多数学者都认为系司马迁所作，这一观点我基本赞同，但从序言中透露出的一些道家观点来看，我觉得更有可能是出自司马迁之父司马谈的手笔。司马迁著《史记》只是一个俗称，司马迁最初所定的书名是《太史公书》，名为《史记》是东汉桓帝时期的事了。太史公即太史令，司马谈父子均任此官职，司马迁属于是子承父业，从《太史公书》这个书名可以看出书是父子二人的合作，并非司马迁一人之功劳。司马迁对其父的手笔应该会予以保留，司马谈系道家，而司马迁更倾向儒家，书中的观点难免就会有前后抵牾之处，后人往往因此迁罪于司马迁，但如果从作者系两人的角度去看就不足为奇了。认为《史记》的文字均为司马迁一人所为这本身就是一个误会。《乐书》的序言部分究竟是哪一位太史公所书，这里不做深入探讨。但作为太史公的“一家之言”这部分内容还是值得仔细研读的。这篇札记就截取了其中一段文字通过几种《史记》版本进行对读来探讨其中的含义。文字底本还是取自中华书局新修订本，其他几种对校版本有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点校本日本泷川资言著《史记会注考证》（以下简称《考证》），日本水泽利忠著《史记会注考证校补》（以下简称《校补》），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杨钟贤、郝志达主编《全校全注全译全评史记》（以下简称《全译》），商务印书馆出版张大可《史记通解》（以下简称《通解》）。
原文（P1399页）：
秦二世尤以为娱。丞相李斯进谏曰：“放弃《诗》《书》，极意声色，祖伊所以惧也；轻积细过，恣心长夜，纣所以亡也。”赵高曰：“五帝、三王乐各殊名，示不相袭。上自（1）朝廷，下至人民，得以接欢喜，合殷勤，非此（2）和说不通，解泽不流，亦各一世之化，度时之乐。何必华山之（马录）耳而后行远乎？”二世然之。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马录）是一个合体字，因为打不出来，只好用两个字做拼接。另外此段文字要讨论的两处关键点分别用（1）（2）做标识。
为了方便理解此段文字的意思，先附上《全译》本和《通解》本的译文仅供参考：
秦二世更加喜好以音声为娱乐。丞相李斯谏说道：“放弃《诗》《书》所载道理，极力肆意于音声和女色，是引起殷代贤臣祖伊忧惧的原因；轻视细小过失的积累，恣意于长夜的欢乐，是殷纣王灭亡的原因。”赵高说：“五帝、三王的乐曲各不相同，表明彼此不相沿袭。而上自朝廷，下百姓，得以同欢喜，共勤劳，非音乐上下的和顺欢悦不能相通，结节的恩泽不能流布，各自同样是一世的教化，超度时俗的音乐。难道一定要有产华山的耳骏马，然后才能远行吗？”秦二世以为赵高说得对。（杨钟贤、郝志达主编《全校全注全译全评史记》）
秦二世尤其喜欢以音乐为娱乐，丞相李斯进言规劝说：“放弃《诗》、《书》，陶醉于声色，是祖伊所害怕的事情，不重视细小的过失，彻夜放纵情玉，这是商纣王之所以亡国的原因啊！”宦官赵高说：“五帝三王的音乐名称不同，表示没有相互因袭。上至朝廷，下到人民，靠音乐来交流欢乐的情感，融合殷勤的意向。没有音乐，欢乐的感情得不到沟通，布施的恩泽得不到传播，也就是说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风气，适时的音乐。为什么一定要有华山的绿耳良马，然后才能行走远路呢？”秦二世赞成他的谈话。（张大可《史记通解》
中华本《史记》和《考证》所采用的底本都是清张文虎校刊的金陵本，因此这两个版本此处文字上是一致的，但是在断句上有所不同。我们先来看关键点（1），”上自朝廷，下至人民“此处的”上自“两字是明代的凌稚隆在他所刻的《史记评林》中加上去的，在其他历朝历代的诸多《史记》版本均作”朝廷下至人民“，无”上自“二字，张文虎在他的校勘记中言：”上自“二字凌本有，各本无。《校补》也证明了这一点并列举了十种中日各种古本，一切证据都表明“上自”这两个字就是凌稚隆自己加的。张文虎为何在此采纳凌稚隆的改动，他未作说明，同样中华本也未作说明。明人改书最为人诟病，有”明人刻书而古书亡“之称，在此张文虎的金陵本至诸本于不顾，迳自采纳明人修改意见，我个人觉得十分不妥。《考证》在此附上张文虎的校记这是应取的严谨态度，而中华本此处不出校记，以明本文字为定本就显得武断了。明人的短见从凌稚隆的批语中也可看出一二，他说到”李斯既导秦焚书矣，此又以放弃《诗》、《书》为惧乎？抑其所指《诗》、《书》，乃刻石刑名之类也。“他以为李斯倡导秦焚书而这里又劝諌秦二世不要放弃《诗》、《书》是自相矛盾的，其实是他没搞清楚焚书的性质究竟是什么。对凌稚隆的这段批语泷川资言考证说，“愚按：李斯所焚止民间《诗》、《书》，盖惧黔首以古非今也，而官府旧藏仍存，且其言见便而发，前后往往相异，见本传所记可以观矣。放弃《诗》、《书》之諌，史公所记，未必失其实。”在焚书这个问题上泷川资言的此番考证可谓定论，比凌稚隆要高明得多。焚书只是针对民间，是一种愚民政策，而在朝廷当中并没有断绝儒家典籍的流传。以凌稚隆这个理解能力对《史记》原文做的修改能靠谱嘛？也许他觉得加上“上自”两字更显得文字对仗，更通顺。但本身“朝廷下至人民”就是“从朝廷到人民”的意思，人民对于朝廷来说处于下，所以说“下至”，没有任何不通之处，妄加“上自”实无必要。此处明人的改动不足为据。
以上关键点（1）说明的是中华本与《考证》共同存在的问题，而关键点（2）则是两个版本的不同之处存在的问题，此处中华版没有断句，作“非此和说不通，解泽不流”，而《考证》作“非此，和说不通，解泽不流”，此处要不要断，从《全译》本的译文来看，它是按照不断来翻译的，从《通解》本的译文来看，它是按照断开来翻译的（虽然在此书的原文中此处也没有断开）。唐张守节《正义》对此段话解释为”说，音悦，解，音蟹。言非此乐和适，亦悦乐之不通，散恩泽之事不流，各一世之化也。諌二世，故名之也。“张文虎在校勘记中认为《正义》这段注解有误脱。只有把《正义》这段注解梳理清楚，才能断定原文究竟应该断还是不断。那么正解为何？《史记》各种版本的注解当中又提供了哪些线索？中华版在校勘中还有哪些不当之处？更多深入分析请关注万叶堂第五期《万叶书话》。#史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