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启不幸遭遇到这样的时代，从而使他无论在朝与在野都感到严重的不适应：在朝时不仅具有京城做客的孤独感，更有种种礼节制度对其闲散自由个性的限制，其他种种不便不必多言，单是早出晚归的朝参就使之苦不堪言：“官吏收鱼钥，朝趋阻向晨。忘鸣鸡睡熟，倦立马嘶频。柝静霜飞堞，钟来月堕津。可怜同候者，多是未闲人!”14在高启的眼中，他不如那些熟睡的鸡，他们可以忘记打鸣而熟睡，却不会被朝廷追究罪过，可自己立在宫门前，连马都等得不耐烦了，却还得耐着性子等下去。由己及彼，他看到周围乃是一群再做不得闲人的同僚。于是他想到了退隐，他认为自己就是一只草野养成的大雁，根本不适宜养于宫中：“野性不受畜，逍遥恋江渚。冥飞惜未高，偶为弋者取。幸来君园中，华池得游处。虽蒙惠养恩，饱饲贷庖煮。终焉怀惭惊，不复少容与。”15做官当然有好处，比如宫廷的华贵，生活的优裕，但无论如何他就是感到再没有以前的从容自在，还是更留恋那逍遥自在的江浒生涯。然而当高启真正回到他梦寐以求的隐居之地时，他依然感受不到原有的愉快。朋友已经星散，世事已经变迁，诗酒优游的场面已经一去不复返。尽管有人曾考证出洪武时期北郭诗社还一度存在16，但在高启的诗中却很少再出现集中的高谈阔论、饮酒赋诗的场面，所谓“去年秋，余解官归江上，故旧凋散，朋徒殆空”17。高启的确又可以享受其懒与闲的生活了，但此时的懒散已经主要不是潇洒而是无聊了。于是，高启真正陷入了一种“居闲厌寂寞，从仕愁羁束”18的两难境地。在一个新王朝中，他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他还在按原有的惯性生活，于是就有了与魏观的交往。他们之间的交往不是官与民的关系，而是朋友的关系，这种关系就像当初与饶介的关系一样，可以一起饮酒赋诗，可以相互帮助。果然，为了交往方便，魏观就把高启的家迁到了夏侯里第，以便朝夕亲与；高启也为魏观改造的新府第撰写上梁文，就像当初夸耀饶介一样夸耀魏观说：“郡治新还旧观雄，文梁高举跨晴空。南山久养干云器，东海初生贯日虹。欲与龙庭宣化运，还开燕寝赋诗工。大材今作黄堂用，民庶多归广庇中。”19不必再追索已经散佚的《上梁文》的内容，也不必再去猜测其《宫女词》是否含有讥讽深意，因为在洪武七年二月已基本完成的《大明律》有“上言大臣德政”曰：“凡诸衙门官吏及士庶人等，若有上言宰执大臣美政才德者，即是奸党。务要鞫问，穷究来历明白，犯人处斩，妻子为奴，财产入官。若宰执大臣知情，与同罪；不知者，不坐。”20仅凭此律便可治高启之罪。魏观当然还算不上“宰执大臣”，但如果联系到朱元璋认为他在伪吴王府旧址上修建府第而有谋逆嫌疑的话，则高启自然也就犯了上言“美政才德”的罪过。不是吗?“南山久养干云器，东海初生贯日虹”、“大材今作黄堂用，民庶多归广庇中”，这些话在朱元璋看来难道还不够刺眼吗?高启在明代初期只可能有两种选择：一是默默无闻老死草野，二是接受官职甘当循吏，但前提是放弃他伸张的自由个性与文人的清高。他由于不肯放弃这些，所以他必然付出生命的代价。

二
高启的文学创作是与其人格心态密切相联的，既然他在易代之后无法保持其个性与闲逸生活，那么其创作也必然发生转向从而趋于衰竭。
论及高启的诗歌创作与理论，人们首先看到的是他随事模拟、众体皆备的特征，这当然是不错的。但我以为这对于高启来说并不是最重要的。作为元末文人的代表，高启最应该引起注意的是他专业诗人的身份认同感与追求纯粹审美境界的观念。在《青丘子歌》中，他认为自己的长处与趣味就是：“造化万物难隐情，冥茫八极游心兵，坐令无象作有声。微如破悬虱，壮若屠长鲸。清同吸沆瀣，险比排峥嵘。霭霭晴云披，轧轧冻草萌。高攀天根探月窟，犀照牛渚万怪呈。妙意俄同鬼神会，佳景每与江山争。星虹助光气，烟露滋华英，听音谐韶乐，咀味得大羹。世间无物为我娱，自出金石相轰铿”21。从创作体验的角度讲，这是真正的内行之言；从享受的角度言，这是真正的艺术美感。从其实际文学经验出发，高启在《缶鸣集序》中提出了“专意”为诗的“名家”身份认定。他认为古时没有人专门写诗，后世才逐渐出现了“一事于此而不他”的专业诗人，这些人往往“疲殚心神，搜刮物象，以求工于言语之间”，而自己正是这样的角色。他分析自己成为诗人的原因说：“余不幸少有是好，含毫伸牍，吟声咿咿不绝于口吻，或视为废事而丧志，然独念才疏而力薄，既进不能有为于
当时，退不能服勤于畎亩，与其嗜世之末利，汲汲者争骛于形势之途，顾独此事，岂不少愈哉?遂为之不置。且时虽多事，而以无用得安于闲，故日与幽人逸士唱和于山颠水涯以遂其好。”其中有“少有是好”的先天气质，有权衡自身能力的主动选择，但更重要的是他能够“无用得安于闲”，有宽松的环境与充裕的时间，同时还要有“幽人逸士”的同类相互唱和切磋，所有这些因素加起来才成就了他诗人的身份。这种身份也形成了他的诗歌功能观：“虽其工未敢与昔之名家相比，然自得之乐，虽善辩者未能知其有异否也。”可见在他的眼中，只要是真正的诗人，作诗都是为了自我的快适而不是为了外在的目的。但这并不意味着诗人会只顾自我个体的狭隘生活而放弃诗歌写作的丰富内容，所以他总结自至正十八年到至正二十七年这十年的创作说：“凡岁月之更迁，山川之历涉，亲友睽合之期，时事变故之迹，十载之间，可喜可悲者，皆在而可考。”22这说明高启的诗歌内容是相当丰富的，蔡茂雄先生曾将高启的诗作分为“自述”、“讽刺”、“咏史”、“题画”、“咏物”、“咏怀”、“田园”、“赠答”、“纪游”等九类23，正是注意到了其诗歌内容的多样性。但无论如何，高启在元末的创作是自由的，他可以反映现实，可以讽刺苛政，也可以抒情言怀，写景咏物，没有人规定他只能写什么或不能写什么，用什么方法写或用什么风格写。最关键的还是那“可喜可悲”四字，因为这决定了他是为自我的情感抒发与心灵愉悦写作而不是为别人写作。自由的身份与自由的心灵成就了他自由的诗歌。

然而，高启在当时诗坛上毕竟是名气颇大的诗人，他的死尽管与文学思潮的转折与否无关，但从思潮史的角度看，他的死起码可以成为文学思想转折的重要标志之一。从诸多文人诗友为其所作的挽诗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该事件如何刺激了他们敏感的神经：“式省愆兮兢惕，恐驾祸兮逮躬。何出乎不测兮，罹此大咎”49?高启为避祸已经够小心谨慎的了，可为什么还是遭此“大咎”，活着的人当该如何呢?“圣朝重英彦，草泽无遗逸。若人抱奇才，独为泉下客”50。一向声称尊重英才、大举征求隐逸的朝廷，为何让这位天下皆知的奇才命丧黄泉呢?“文章穹壤成何用?哽咽东风泪满巾”51!不重英才就是不重文章，不重文章当然预示着诗人劫难的到来。一片树叶的陨落可以预知秋天的来临，一位诗坛领袖的陨落同样可以预测文学冬天的到来。这，就是高启之死的意义。至于人们惋惜其过人才华，慨叹其英年早逝，感伤其不幸遭遇，遗憾其未能成为一流大家，均仅具备情感的价值而缺乏实际的文学思想意义。

注释：
①永《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六九，1472页，中华书局1983年版。
②⑦14151718193140414243444546《高青丘集》第523页《郊墅杂赋》十六首其四，第892页《娄江吟稿序》，第474页《早出钟山门未开立候久之》，第151页《池上雁》，第886页《送丁至恭河南省亲序》，第241页《晓起春望》，第657页《郡治上梁》，第108页《寓感》二十首其三，第717页《秋柳》，第585页《春来》，第738页《夜闻雨声忆故园花》，第739页《吴中亲旧远寄新酒二首》其二，第645页《首春感怀》，第636页《上已有怀》，第634页《端阳写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③乔吉《自述》，隋树森《全元散曲》第575页，中华书局1981年版。
④宋濂《王冕传》，《宋濂全集》第1473页，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
⑤王彝《衍师文稿序》，《王长宗集》卷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⑥⑧⑨1121222429303235363839《高青丘集》第270页，第973页，第242页，第433页，第433页，第906页，第885页，第907页，第351页，第274页，第574页，第576页，第451页，第578页。
⑩王世贞《艺苑卮言》卷六，丁福保《历代诗话续编》第1040页，中华书局1997年版。
12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来》第25页，中华书局
1977年版。
13钱穆《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卷六，第133页，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16见史洪权博士学位论文《高启生平考论》第四章“高启与北郭诗社”。
20《大明律》“吏律一”，第35页，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
23见蔡茂雄《高青丘诗研究》第四章第二节，台湾文津出版社1987年版。
25刘昌《高启集序》，见《高青丘集》第98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26刘辰《国初事迹》，见邓士龙辑《国朝典故》第100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27余继登《典故纪闻》第30页，中华书局1981年版。
28《国初事迹》，见邓士龙辑《国朝典故》第105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33朱存理《珊瑚木难》，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4宋濂《汪右丞诗集序》，《宋濂全集》第481页，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
37陈子龙《皇明诗选》第622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47黄景《国史唯疑》第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
48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第7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49张适《哀辞》，见《高青丘集》第101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50张羽《观高吹台遗稿以诗哀之》，见《高青丘集》第101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51杨基《哀悼》，见《高青丘集》第101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作者单位：首都师范大学中国文学思想研究中心〕


原来来自：
http://www.literature.org.cn/Article.aspx?id=25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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