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许倬云
前 言
西周介于殷商和春秋之间。自从商代遗址遗存及大量卜辞出土后，商代文化、社会及历史的研究颇有可以依据的材料。今人对殷商的知识，可说超迈太史公的时代。大史公可能见到今人无法再见的载籍，可是太史公见不着商代的居室、墓葬及遗物，也见不着商人自己书写的龟甲卜骨刻辞。春秋之世的史事，有《左传》、《国语》两部大书，及诸子百家的记载，为史学工作者留下了极为丰富的史料。许多当时的事迹、人物，及风俗文化，都斑斑可考。夹在中间的西周，论文献史料，只有《诗经》、《尚书》中的一部分，及春秋史料中追述西周的一些材料。在近代考古学发达以前，金文铭辞已有若干资料，足以补文献之不足。但是相对的说，有关西周的史料，比之商代及春秋，都远为贫乏。惟此之故，西周史在古史中是比较冷落的园地。
最近三十年来，中国考古资料大出。由旧石器文化以下，每一个时代都比以前有远为丰富的史料供史家董理梳爬。西周史也因此添了不少新素材。大致说来，这些素材包括三类，一是西周的遗址，如岐下的周原、长安的丰镐、洛阳的东都……以及数十处西周的墓葬和窖藏；一是遗址中出土的遗存，例如礼器、用器、工具、兵器、车马……；一是若干青铜器的铭辞，使金文资料的总数增加不啻倍蓰，其中有些铭文，透露了不少前所未知的消息。到今日，累积的考古报告及专题研究的专书与论文，也已有数百种。只是综合性的西周文化史、尚未出现。本书作者不辞狂妄，竟尝试整理这许多累积的原始资料及研究成果。作者的目的不在为西周文化提出终极的论断，而毋宁是为了开一个端，譬如长途远行的中途，稍作逗留，为过去的累积作一个小结，惮便自己及有同样兴趣的史学同行，由此小驻的尖站，作更进一步的探讨。作者另一个目的则是为一般读者提供稍为通论的读物，俾知中国古代有这一段历史及其发展模式与型态。为了后一目的，本书的格式尽力避免作史料考证细节的讨论，也不加一个附注，只是交代了依据史料及前人论点的出处。作者本人只希望这样的体例，占了学术专著与通俗作品的执中点。——也许，两头都落了空！凡事成败，总由尝试开始，后果如何，在开手时殊不易逆睹；是以也只能暂时不管后果了。
西周史的若干中心议题，为史学同行聚论焦点的，至少可以有下列几项：西周的社会性质如何？封建的本质如何？商周文化嬗替的关系如何？周人以蕞尔小邦，开创了八百年的王业，这番业绩是如何成就的？凡此问题，我人由今日拥有的史料，颇已可提出若干初步的假设，起码不必再如三十年代作猜谜式的“论战”了。本书的中心议题，集中在“华夏国家”在西周时代的形成过程，也就是由西周的发展，观察中华民族及中华文化逐渐成形的过程。本书各章的讨论，都围绕这个议题，诸凡社会组织、经济型态、文化扩散、华夷关系，无不在这个主题下论述。
西周年代学，已是周代历史上的显学。年代学本来也应是任何史学工作的基石。不幸，西周年代学有许多根本性的难题，这些难题至今仍难解决。两周年代学待决的问题，一是周代开始的确切日期，一是各王的统治年数，而这两个问题又不可分割的纠缠在一起！自从嘉道以来，不少前辈学者提出了对西周积年与各王断代的意见，也已有好几家成体系的西周年历谱，如吴其昌、董作宾、陈梦家、白川静诸位先生的力作，都成一家之言。附表可代表主要各家的意见（图1）（白川静，1975：324；劳干，1978；Nivison，1980，1980A；周法高，1971；屈万里，1971：787）。
这十几家不同的意见的歧异，主要由于依据的古史说法不同，也由于对金文资料中月相名词的了解不同。兹先说古史说法的不同。西周共和以后，年代可据，但共和以前诸王年代有待推定。单以武王伐纣年来说，刘欲根据《武成篇》的资料，以三统历推定武王伐纣年相当于西元前1122年。但是裴駰《史记集解》、僧一行在《新唐书》“历志”大衍历议订的武王伐纣年，董作宾先生推定相当于西元前1111年。其他的说法还有西周诸王中若干王的年代，分别见于《帝王世纪》等处。又《史记》“鲁世家”的鲁国诸公年代，可用来补共和以前诸王年代的空白。但是今本“鲁世家”和刘散《世经》所引“鲁世家”，其年代又颇多不同。依据这些不同史料，各家各有选择，也各有其拼合迁就处，所得结果难免有歧异了。屈万里先生仅以共和以后诸王年代的若干异说及共和以前鲁公年代的两种说法台排，即可得到九种不同的西周积年（屈万里，1971：789—790）。
前 言
西周介于殷商和春秋之间。自从商代遗址遗存及大量卜辞出土后，商代文化、社会及历史的研究颇有可以依据的材料。今人对殷商的知识，可说超迈太史公的时代。大史公可能见到今人无法再见的载籍，可是太史公见不着商代的居室、墓葬及遗物，也见不着商人自己书写的龟甲卜骨刻辞。春秋之世的史事，有《左传》、《国语》两部大书，及诸子百家的记载，为史学工作者留下了极为丰富的史料。许多当时的事迹、人物，及风俗文化，都斑斑可考。夹在中间的西周，论文献史料，只有《诗经》、《尚书》中的一部分，及春秋史料中追述西周的一些材料。在近代考古学发达以前，金文铭辞已有若干资料，足以补文献之不足。但是相对的说，有关西周的史料，比之商代及春秋，都远为贫乏。惟此之故，西周史在古史中是比较冷落的园地。
最近三十年来，中国考古资料大出。由旧石器文化以下，每一个时代都比以前有远为丰富的史料供史家董理梳爬。西周史也因此添了不少新素材。大致说来，这些素材包括三类，一是西周的遗址，如岐下的周原、长安的丰镐、洛阳的东都……以及数十处西周的墓葬和窖藏；一是遗址中出土的遗存，例如礼器、用器、工具、兵器、车马……；一是若干青铜器的铭辞，使金文资料的总数增加不啻倍蓰，其中有些铭文，透露了不少前所未知的消息。到今日，累积的考古报告及专题研究的专书与论文，也已有数百种。只是综合性的西周文化史、尚未出现。本书作者不辞狂妄，竟尝试整理这许多累积的原始资料及研究成果。作者的目的不在为西周文化提出终极的论断，而毋宁是为了开一个端，譬如长途远行的中途，稍作逗留，为过去的累积作一个小结，惮便自己及有同样兴趣的史学同行，由此小驻的尖站，作更进一步的探讨。作者另一个目的则是为一般读者提供稍为通论的读物，俾知中国古代有这一段历史及其发展模式与型态。为了后一目的，本书的格式尽力避免作史料考证细节的讨论，也不加一个附注，只是交代了依据史料及前人论点的出处。作者本人只希望这样的体例，占了学术专著与通俗作品的执中点。——也许，两头都落了空！凡事成败，总由尝试开始，后果如何，在开手时殊不易逆睹；是以也只能暂时不管后果了。
西周史的若干中心议题，为史学同行聚论焦点的，至少可以有下列几项：西周的社会性质如何？封建的本质如何？商周文化嬗替的关系如何？周人以蕞尔小邦，开创了八百年的王业，这番业绩是如何成就的？凡此问题，我人由今日拥有的史料，颇已可提出若干初步的假设，起码不必再如三十年代作猜谜式的“论战”了。本书的中心议题，集中在“华夏国家”在西周时代的形成过程，也就是由西周的发展，观察中华民族及中华文化逐渐成形的过程。本书各章的讨论，都围绕这个议题，诸凡社会组织、经济型态、文化扩散、华夷关系，无不在这个主题下论述。
西周年代学，已是周代历史上的显学。年代学本来也应是任何史学工作的基石。不幸，西周年代学有许多根本性的难题，这些难题至今仍难解决。两周年代学待决的问题，一是周代开始的确切日期，一是各王的统治年数，而这两个问题又不可分割的纠缠在一起！自从嘉道以来，不少前辈学者提出了对西周积年与各王断代的意见，也已有好几家成体系的西周年历谱，如吴其昌、董作宾、陈梦家、白川静诸位先生的力作，都成一家之言。附表可代表主要各家的意见（图1）（白川静，1975：324；劳干，1978；Nivison，1980，1980A；周法高，1971；屈万里，1971：787）。
这十几家不同的意见的歧异，主要由于依据的古史说法不同，也由于对金文资料中月相名词的了解不同。兹先说古史说法的不同。西周共和以后，年代可据，但共和以前诸王年代有待推定。单以武王伐纣年来说，刘欲根据《武成篇》的资料，以三统历推定武王伐纣年相当于西元前1122年。但是裴駰《史记集解》、僧一行在《新唐书》“历志”大衍历议订的武王伐纣年，董作宾先生推定相当于西元前1111年。其他的说法还有西周诸王中若干王的年代，分别见于《帝王世纪》等处。又《史记》“鲁世家”的鲁国诸公年代，可用来补共和以前诸王年代的空白。但是今本“鲁世家”和刘散《世经》所引“鲁世家”，其年代又颇多不同。依据这些不同史料，各家各有选择，也各有其拼合迁就处，所得结果难免有歧异了。屈万里先生仅以共和以后诸王年代的若干异说及共和以前鲁公年代的两种说法台排，即可得到九种不同的西周积年（屈万里，1971：789—79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