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吴梅村
作者：黄裳
     三百年来，吴伟业（梅村）是曾为许多人所喜爱的诗人，也留下了颇为深远的影响。在清初的诗坛上，他的成就是突出的。与他并列为“江左三家”的钱谦益、龚鼎孳就都比不上他的烜赫，更无论稍后的王士禛辈了。
     这原因是值得认真思索的。梅村在诗歌创作上是有新的创造的，表现得尤为鲜明的是他的七言古诗。他尝试引进了一种更新鲜、更接近读者的方法。音调的转折，色泽的艳丽，咏叹的低徊，都不是过去古诗中常见的。似乎可以说，这是《长恨歌》与《春江花月夜》综合、熔铸以后产生的新体。如果只用这方法表现传统的平庸感情，那无疑就将成为一种新的“宫体’，一种格调不高的东西。可是现实生活拯救了诗人。他生活的那个天翻地覆的时代，他自己的平生际遇与充满胸中的啼笑不敢之情，吸引、迫使他写了许多记人、记事的历史长篇，给他的作品带来了“史诗”的色彩，同时也使他得免陷入“宫体”的陷阱。这不能不说是他的幸运。
     在许多评说吴诗的议论中，我总是不能忘记龚自珍的话：“莫从文体问高卑，生就灯前儿女诗。一种春声忘不得，长安放学夜归时。”
     这是龚自珍的“三别好诗”之一。诗前有小序，他说：“以三者皆于慈母帐外灯前诵之。吴诗出口授，故尤缠绵于心。”从这里我们可以知道，清代中叶，梅村诗在士大夫人家中的地位与受到欢迎的程度，已经成为代替《唐诗三百首》、《千家诗》的“高级通俗读物”了。龚自珍说，他活了三十二岁，“自揆造述，绝不出三君”，并说这些他都“明知非文章之极”，并称吴诗为“儿女诗”，但终于不能不说“自髫年好之，至于冠益好之”。龚自珍坦率地说出了他对梅村诗所持的矛盾的态度，明知不是“上品”但还是不能不喜欢的心情。我想同样的矛盾也会普遍存在于许多读者心中。但他并没有进一步分析那原因。

     传统的文学批评几乎将全部力量都花在艺术分析上了，用“政治标准”来衡量作品、作家的颇不多见。但在吴梅村身上，我们却看到了反常的现象。
     包括他自己在内，他的同时朋辈、晚辈都从政治上对他说过许多话。而真正说到吴诗艺术地位的好像并不多，龚自珍是很有见识的一例。这种反常情况的出现是与时代历史分不开的。这似乎正是一个好例，可以说明任何时代、任何作者，都不可能脱离时代政治而生活在真空里。因此在论文论人时，就不能孤零零地只看一个方面。那是无论有怎样良好的意愿、努力都得不出应有的结论的。对吴梅村当然不应该是“例外”。
     三十年前我曾自不量力做过一件艰难的工作，为梅村的《鸳湖曲》写过一篇“笺证”，文章的副题是“吴昌时事辑”。我用的是笨办法，把耳目所及能够搜罗到手的有关材料都聚集拢来，按时序、事件安排在原诗章节之下，试图阐述作者的作意，并寻绎掩盖在迷离惝恍的诗句后面的史实真相。郑西谛、吴辰伯都曾给过我热情的鼓励并借给我许多史料。就在这一次我开始明白了晚明史籍的浩瀚。尤感困难的是因当时党社的纷纭复杂，出于不同集团成员之手的记录论述的难于爬梳、判断。也正是这时候，开始对吴梅村这个具体人物发生兴趣，觉得三百年来人们对他的某些传统的、习惯的看法并不那么可靠了。这以后，见书较多，时时发现旧作的缺失不完，想重加订补，还不曾得到这样的余闲，不过有一种印象却也日渐明晰。对吴梅村的认识与理解，同时人比起后代人往往更为清楚而明白，梅村为了替自己辩解所做的种种姿态，都瞒不过当时人的眼目。但随着时代的迁移，旧闻的零落，这些却大抵成为论世知人的依据。这实在是值得憾惜的。
     六十年代初，我又偶然看到一幅过云楼旧藏、吴梅村所画的《南湖春雨图》。作为“画中九友”之一的吴梅村的画迹流传得极少，偶有所见也往往只是一二笺扇。橡这样精心绘制的巨帧是极少见的。尤为难得的是在画幅上端梅村还亲手写下了原诗的全文，与传世吴诗颇有异字。诗后有记：“右《鸳湖曲》。壬辰三月下浣补此图。”壬辰是顺治九年（1652 年），当时他正住在嘉兴的万寿宫，编写《绥寇纪略》。《鸳湖曲》有“十年此地扁舟住”语，约略算来，梅村与吴昌时在鸳湖游宴大抵是在他改官南京国子监司业之后。
     下推十年，顺治庚寅梅村又来到嘉兴，以盟主身份参加了十郡大社，“连舟数百艘，集于嘉兴南湖”（毛奇龄《骆明府墓志》），可能就在这时写成了此诗。这一年清兵入桂林，瞿式耜和张同敞同时死难。后两年，梅村又来到鸳湖，补作此图。转年春天，九郡人士在苏州虎丘举行声势浩大的大会。“慎交”、“同声”两社同“奉梅村先生为宗主”。这是一个“团结”的大会，一些分散的社盟都表示了捐弃前嫌、统一步调的愿望。就在这年秋天，梅村“应召入都”了。“实非本愿，而士论多窃议之，未能谅其心也”（王撰《自订年谱》）。

     一首《鸳湖曲》，一幅《南湖春雨图》，正好都创作于这段时期。当时南明的残余势力即将消灭，陈之遴正在北京得意，这时梅村并不曾心灰意冷，还卖力地主持在野社盟集团的大规模政治集会，这是为了什么呢？不到半年他应召出山了。难怪许多人都不能谅解，窃窃私议，因为他们确实隐约地感到是被利用、出卖了。
     在这段不平常的日子里接连创作了这样的一首诗和一幅画，很难简单地说成是偶然触发了怀旧之情。在这十年中间，梅村的故人先后有许多人死去，其中绝大部分都死得远较吴昌时来得光彩，他们并不曾得到诗人一一的哀挽。可是偏偏不能忘情的却是身败名裂的故友，这又是为什么呢？梅村的七古歌行中不少激昂慷慨之作，表现的是浓郁的家国之感，表彰忠义、指斥奸邪，态度异常鲜明。如《圆圆曲》就是一个好例。但只有这首《鸳湖曲》和另一首《咏拙政园山茶花》，则是哀怨凄迷，低回宛转，好像有许多话都难以说出来似的。对这两诗所歌咏的对象，也绝无一字讥评，有的只是悲哀的忆念。这又是为了什么呢？
     要想寻找这中间的隐曲，我以为只求助于正史、官书是无效的，也不能天真地完全相信作者本人的声述。听听同时人的不同意见是有好处的，它可以使我们头脑清醒。吴梅村是很会替自己辩解的。他写了不少诗词，作检讨、表心迹，但多半不彻底，有保留。即如赢得无数老实人同情的《病中有感》一词，一向都认作他的“绝笔”，《年谱》的作者也把它编在临终之顷。可是在谈迁的《北游录》的“纪闻上”中，就早已记下了此词（崔青蚓条）。
     《北游录》是谈迁在顺治十一年顷入都期间著作的汇集，有许多与梅村往还的记事。梅村有不少名篇都是他首先看到手稿后加以抄录的。如果《北游录》是可以信赖的著作，旧抄也没有错落舛误的话，那么这一阕《贺新郎》就不会如俗传那样是梅村的“绝笔”。中国人大抵都是相信“人之将死，其言也善”的，看来这就是它的化为“绝笔”的原因。
     山阴沈梅史撰《重麟玉册》，是一部大型的晚明人物传记。在《李暎碧传》后面有一条附记：“当时钱牧斋、吴梅村、龚芝麓、陈素庵、曹倦圃为江浙五不肖，皆蒙面灌将人也。”这是一条很重要的记事，记下了的是当时有代表性的“公论”。也许有细心的考据家会指出，龚鼎孳是安徽人，不当列入江浙，不过不要紧，这并不妨碍这一情况的“基本属实”。

     周延儒其实也并非什么“正人君子”，他参预执行过迫害东林、复社的勾当。再次捧他出山，完全是形势的需要而非政治上的契合。参加决策的重要人物有钱谦益。给吴昌时的指示和密札七封是教人熟读以后，割成碎片，藏在败絮中间，混进北京以后再用“蓑衣裱法”连缀成篇，送达权要的（《社事始末》）。活动经费是用招股的办法筹集的，出资者竟包括了阉党骨干分子冯铨、阮大铖。“涿州冯铨、河南侯恂（方域父）、桐城阮大铖等分任一股，每股银万金，共费六万两，始得再召”（《烈皇小识》）。据《谈往》记：“宜兴再召，通内而贽币帛者，别有大力出资而任支费，霞城贺氏与虞城俟氏两家。”他们对周延儒也提出了一旦复相后就要采取怎样的实际行动的条件。例如阮大铖就提出起用马士英，为自己出山铺平道路。党魁张溥就更为严格，《霜猿集》有诗云：二册书成注复删，莫防灯下鬼神环。西铭夫子酆都主，生死枯荣一笔间。
     附注：“张溥字天如，一字西铭。创举复社。门人七千，称‘西铭夫子’。
     宜兴再召，溥欲尽用其党人，而杀异己者，乃书二册，以进延儒。”
     “董事长”下达了这样的指令，“总经理”不免要感到极大的为难。矛盾总是要解决的，而且竟很快地解决了。“溥还娄东，一夕暴死”。据一种野史说，还是吴昌时下的毒。《霜猿集》：月堕西江歌舞阑，中原一片血流丹。故人昨夜魂游岱，相国方言好作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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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好此黄裳不是那个传说写过九阴真经的状元郎~

后人写吴梅村.陈子龙.柳如是.钱牧斋诸位写的最好的是黄裳先生.

写吴梅村写得最好的应该是叶君远先生。
写陈子龙最好的尚未出现。
黄裳写钱谦益，则是站在对立面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