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宵人语”之：青丘遗恨
清人永新龙筠圃先生撰《明会要》，该书“卷十一”中记载了明帝国肇造之初洪武朝祭祀历代帝王的一些情况：洪武六年（公元一三七三年）明廷议定在南京修建历代帝王庙，春秋致祭，入祀者为三皇五帝、三王及唐宗宋祖等大一统王朝创业之君，元世祖忽必烈亦赫然在列，更有元臣穆呼哩等数人从祀，而到嘉靖朝，忽必烈君臣却被“请”出了历代帝王庙。
     嘉靖这种“驱逐”忽必烈君臣的行为似乎颇有民族骨气，但我更愿意相信这是一场误会。因为从本质上来说，明继承的是元的政治衣钵、地理版图和帝国意识，也许这种继承是局部的，但它的正统性追寻只能上溯到元，而非跳过这个汉文化圈里的异族政权去直承南宋：这应该就是为什么在反对蒙元这个异族王朝的基础上建立的明帝国却不拒绝祭祀“大元”的开创者忽必烈的原因。明朝的君主们通过“祭祀”这样的“政府行为”标榜着自家打下的天下和历代王朝一脉相承的关系，也正是在这个谱系里才有所谓“中国”——这不是指古老的“中原”或与“蛮夷”对举的“华夏”，这个“中国”里没有华夷之分，它使“夷狄入中国，则中国之”式的异族归化变成了整个帝国传统的一部分。正是这种内在的“一脉相承”性，才使新的统治者对前异族王朝的开创人也即他们间接的政治对手葆有相当的、别有用心的宽容和敬意。
     但是，对于曾在这两个帝国的间隙中存活过的政权而言，它们就远没那么“幸运”，和朱元璋同为元末义军势力之一的张士诚便是一例。在争夺帝国统治权的战争中，张士诚永远丧失了执掌天下的机会，他在吴地的宫殿也成陈迹。然而，正是这陈迹牵扯出另一番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