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吴伟业和古代叙事诗的高峰
     明清之际特别是清朝初年，沧海桑田的历史变革引发出光怪陆离的社会生活，极大地刺激着诗人的思想感情，丰富了他们的创作素材。同时，经过以钱谦益为代表的广大诗人共同奋斗，传统的明诗失去了它的统治地位，逐步退出文学的历史舞台，而让位给新兴的清诗。在这个时代变迁和文学发展的过程中，涌现出大批卓有成就的诗人。他们广泛反映社会生活，竞相摆脱明诗束缚，积极开辟新领域，努力探索新途径，万箭齐发，百舸争流。清代诗歌如破土新芽，茁壮成长，出现了欣欣向荣的局面。
    
   在当时的诗坛上，与钱谦益齐名而成就最高的诗人，当推吴伟业。


                                           第一节
                                        吴伟业的生平
     吴伟业〔1609一1672)，字骏公，号梅村，亦署鹿樵生、灌隐老人，江苏太仓人。他一生跨越明清两代，而身世荣辱则适然相反。
     吴伟业在明朝度过了春风得意的前半生。他年少时曾跟复社创始人张溥读书，从那里不仅学到了广博的知识，为他的文学创作打下了扎实的基础。而且使他后来也成为复社魁首之一，由此生出了一系列的好处和麻烦。他崇祯四年（1631）23岁参加会试，以第一名获隽；紧接着廷试，又以一甲第二名连捷。当时有人怀疑这里面有舞弊之嫌。主考不得不将其会元原卷呈请御览，结果崇祯皇帝在卷子上批了“正大博雅，足式诡靡”八个字，物议平息。这使吴伟业声名鹊起，并因此对崇祯皇帝怀有一种刻骨铭心的知遇之感。不久，吴韦业假归娶亲，十分荣耀，在仕途上，初授翰林院编修，继典湖广乡试，充东宫讲读官，又迁南京国子监司业，晋左中允、左谕德，转左庶子。其间虽然因为朝内党局纷争而受到一些牵累，但其官阶却一直在步步上升。郑方坤《国朝名家诗钞小传》在述及吴伟业“进士及第”时接下去曾说:
     时犹未娶，特撤金莲宝炬、花币冠带，赐归里第完姻，于明伦堂上行合卺礼。盖自洪武开科，花状元给假，此为再见。士论荣之。嗣后回翔馆阁，不十年荐升至宫詹学士；金鼎沙堤，旦暮间物耳。
     封建时代，读书人最最景仰的“金榜题名”和“洞房花烛”，在吴伟业兼而有之，并且都得到“皇恩”宏奖；做官人梦寐以求的“出将人相”，在吴伟业虽未达到，却也似乎近在咫尺，顾盼可期。他在明朝遭际之隆盛，于此可以窥见一二。
      但是，吴伟业在清朝度过的后半生却交织着悔恨和恐俱。甲申事变时，他一度想以自杀来报国，然而并未实现。南明弘光小朝廷建立之初，曾任少詹事；因与马士英、阮大铖不合，很快就辞归乡里。清兵南下之后，长期隐居不仕，以复社名宿主持东南文社活动，声望更著。吴伟业的儿女亲家陈之遴是由明入清的大臣，当时正置身于新朝的党争之中，试图借吴伟业的声望和文采以结主上，同时希望吴伟业也能人阁为相，以扩大自己的势力，因此极力荐举吴伟业仕清为官。但是，正因为吴伟业是一个声名赫赫的先朝遗老，他的出仕客观上将造成瓦解人民抗清斗志、为清廷怀柔政策所利用的消极影响，所以，他的许多好友和一般遗民志士对此都坚决反对，力加劝阻。如著名古文家侯方域就曾致书吴伟业，提出种种异议（1）【侯方域《壮悔堂集•文集》卷三《与吴骏公书》】。然而，吴伟业慑于清廷淫威，碍于老母敦促，于顺治十年(1653)九月被迫应诏北上。在起身就道之前乃至将抵京师之际，他曾经数次向当事要人上书投诗，祈求宽假放归，可是仍未获允，终于在到京次年被授为秘书院侍讲，后来又升国子监祭酒。但他并没能像陈之遴所期望的那样进入内阁，相反，陈之遴本人却在激烈的党争中失败，被发配到东北。而吴伟业内心对自己的屈节仕清极为歉疚，痛悔无绪，常借诗词以写哀。顺治十三年(1656)底，以丁忧南还，从此不复出仕。此后10余年间，东南时兴大狱，吴伟业每每惊恐不安，深怕罹难。就在这种恐怖的气氛中，他怀着对明朝的感激、对仕清的悔恨，离开了人世。临终之际，遗命后人敛以僧装，葬于苏州盛植梅花的邓尉山下，并在坟前立一圆石，题日“诗人吴梅村之墓”，以此来表示自己对身仕二姓的忏悔和作为一个诗人的自信。
     吴伟业身后，留下了《梅村家藏稿》和其他一些著作。其文学创作即以诗歌为最著，流布也最广，先后有程穆衡、靳荣藩、吴翌凤的《吴梅村先生编年诗笺》、《吴诗集览》、《吴梅村诗集笺注》等三种注本，又有杨学沆和仲联师两家补笺以及印光奇的《吴诗校正》。这在清代诗人中，是罕有其匹的。

       吴伟业的诗歌在艺术上大抵以唐诗为宗，具体则又视体裁而异，吴伟业与陈子龙为同科举人，关系密切，诗歌也颇受其影响。他在《宋直方林屋诗草序》中曾说:“往余在京师，与陈大樽游。休沐之暇，相与论诗。”陈子龙当时“拟立燕台之社，以继七子之迹”，其中也有吴伟业在。因此，昊吴伟业的近体诗基本上沿袭明七子遗绪，取径盛唐，“间有少陵风格”(尚镕《三家诗话》)。王士禛评陈子龙的七律，说它“沉雄瑰丽，近代作者未见其比，殆冠古之才。一时瑜亮，独有梅村耳”(《带经堂诗话》卷十二)。这里将吴伟业同陈子龙相提并论，犹如周瑜、诸葛亮并世而出，正相匹敌。这一方面可以见出吴伟业近体诗的成就之高，另一方面多少也说明它同陈子龙的诗歌具有某些相似之处。但是，吴伟业与陈子龙毕竟有别。即以近体而论，吴伟业有些作品已经明显突破唐诗范围而沾染宋诗习气，如《梅村》中著名的两句“不好诣人贪客过，惯迟作答爱书来”，即本于南宋范成大《喜收知旧书，复畏答，书二绝》一题，并且哲理深刻，句法拗峭，难怪沈德潜要说它“渐人宋格矣”（《清诗别裁集》卷一）。特别是他的古诗，虽然大而言之仍然是师法唐人，但已经从根本上摆脱了盛唐的牢笼;其中最突出的是七言歌行，学习初唐和中唐，进而融会贯通，翻旧为新，自成一种“梅村体”。

     “江左三大家”所走的诗歌创作道路也有同有异。他们都是从师法前人入手，但是，钱谦益兼采唐宋，博大精深；吴伟业主要取径初唐和中唐，融会成家；龚鼎孳则大体局限于盛唐杜甫，好使才气。杨际昌《国朝诗话》卷二说:
       “国朝歌行……虞山入室韩、苏，太仓具体元、白，合肥学杜。……韩、苏，杜之嫡派也;元、白，初唐之遗响也。”
     这段话虽然只是就歌行立论，但其精神实质却与各人的诗歌整体相通，从这里可以看出他们在借鉴对象和范围上的不同。另外。从学习方法来说，钱谦益和吴伟业都在继承的基础上作了发展，形成自己的特色，而龚鼎孽则基本上墨守成规，最明显的就是连用韵也大量步和前人，如其七古名作《金陵篇用李空同汉京篇韵》，《哭方未孩先生》“用王弇州哭李于麟一百二十韵”，邓之诚先生《清诗纪事初编》卷五录其四首反映民生疾苦之作《挽船行》、《岁暮行》、《万安夜泊歌》、《刺舟行》竟然全是“用少陵韵”，由此可以想见其余。王士禛《带经堂诗话》卷二十七曾说:
    “合肥龚大宗伯鼎孳往往酒酣赋诗，辄用杜韵，歌行亦然。子常举以为问，公笑日:‘无他，只是捆了好打耳。’”
     这里龚鼎孽回答王士禛的话，虽然以戏言出之，然而从中却反映了龚鼎孽甘愿做古人奴隶的思想。同时，由于龚鼎孽的诗歌大都缺乏实际内容，所以他有意去步和古人原韵，借此来炫耀才气，以掩盖内容上的空虚。正是因为如此，所以龚鼎孳的诗歌创作道路与明七子较为接近，其所取得的成就当然也就不能同钱谦益和吴伟业相比。
      与此相应，“江左三大家”在诗歌史上的地位和影响也并不一样。钱谦益如前所述，开创一代诗风，非同寻常。龚鼎孽虽然在京师也曾一度领袖诗坛，但是谈不上有何影响。吴伟业的地位主要体现在叙事诗方面，其影响则以“梅村体”为最大。

     吴兆骞的诗歌在艺术上明显受到过吴伟业的熏染。其近体像吴伟业一样大抵追随陈子龙，步武明七子，“远追信阳(指何景明)，近抱黄门”(李岳瑞《春冰室野乘》卷下)，这方面姑置不论。而最可注意的，也就是他的七言歌行，如著名的《榆关老翁行》和《白头宫女行》两诗，分别通过“老翁”和“宫女”的身世遭遇以及荣辱变迁来反映家国沦亡、明清易代的重大主题，无疑都是学习“梅村体”的成功之作。这种现象。同样体现在陈维崧的诗歌创作之中。
陈维崧(1625-1682) ，字其年，号迦陵，江苏宜兴人，明末诸生，后于康熙十八年（1679）举博学鸿词，授翰林院检讨，有《陈迦陵文集》行世。他以词和骈文最为著名，同时也擅长诗歌。在诗歌方面，先后拜陈子龙和吴伟业为师。其《酬许元锡》诗中有云:
忆昔我生十四五，初生黄犊健如虎。
华亭叹我骨格奇，教我歌诗作乐府。
这里“华亭”即指陈子龙，吴伟业则是在陈子龙牺牲之后继而代之的。陈维崧的诗歌十分接近吴伟业，不过按体裁来说，吴伟业的近体诗本身也和陈子龙区别不大，因此这方面陈维崧主要还是受了陈子龙的影响；而古诗特别是歌行，则分明是走吴伟业的道路。杨际昌说陈维崧“歌行佳者似梅村，律佳者似云间派”(《国朝诗话》卷二)，大抵就是如此。而所谓歌行像吴伟业，当然也就是指的“梅村体”。事实上，陈维崧的不少歌行如《钱塘浴马行》、《顾尚书家御香歌》诸什，确乎都是相当典型的“梅村体”作品。这种情形正同吴兆蓦相似。
     从吴兆骞和陈维崧的身上可以看到，吴伟业的“梅村体”早在清代初期就已经有人效仿了。到了后来，“梅村体”为越来越多的诗人所掌握。模拟者纷至沓来，名篇络绎，佳作迭出。如近现代王闿运的《圆明园词》，樊增祥的前、后《彩云曲》，王国维的《颐和园词》，乃至仲联师的前、后《胡蝶曲》等等，从内容主题到形式技巧，都是依照“梅村体”的模型来创作的。这许多长篇巨制，自吴伟业本人而下，构成了诗歌艺苑中一个别开生面的系列组合。“梅村体”的流波之广远，也就可想而知了。除此之外，吴伟业的诗歌还在其他一些方面沾溉到沈德潜、赵翼、陈文述和龚自珍等人。同时，吴伟业也像钱谦益开创虞山派一样，在自己的家乡开创了一个娄东派，并且为这个诗派中的主要作家“太仓十子”或名“娄东十子”——周肇、王揆、许旭、黄与坚、王撰、王昊、王抃、王曜升、顾湄、王摅等十位诗人编纂了一部《太仓十子诗选》，予以宣扬。由此可见，吴伟业的地位和影响并不亚于钱谦益。
       总起来看，“江左三大家”中，钱谦益和吴伟业各有千秋，不相上下，龚鼎孳则不免要退避三舍。如果说钱、吴二人不愧为“大家”的话，那么龚鼎孳恐怕只能说是一个“名家”。
       不过，对“江左三大家”的相对评价与此不同的人也并非没有，如同时代的曹溶就不满意钱谦益和吴伟业，亦即比较推崇龚鼎孳。曹溶(1613-1685)，字洁躬，号秋岳，浙江秀水(今嘉兴)人。他的生平经历同“江左三大家”相似，于明崇祯十年(1637)举进士，曾授御史之职，人清后官至户部侍郎，著有《静惕堂诗集》。他在明末抗疏言事以及在清朝的仕宦生涯，都更接近于龚鼎孳，因此交谊特别深厚。其诗歌在数量上也和龚鼎孽约略相等，并且同样以才气取胜，所不同者主要是龚鼎孽擅长近体而曹溶工于古诗。但有一点需要强调指出，即曹溶在清代提倡宋诗方面颇有功劳。自钱谦益转变明诗单纯宗唐的风气以来，清初许多人开始注意宋诗，广泛搜罗宋人集部著作，而曹溶所得最多，几达二百家。浙东编刻《宋诗钞》的吕留良、吴之振、吴尔尧以及参与其事的黄宗羲，都曾不同程度地受到曹溶影响。可以说，曹溶对于清人宗宋诗风的形成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此外，清初著名诗人朱彝尊，早年曾得到曹溶的多方提携和培育。因此，曹溶在清代诗歌史上的地位不可低估。至于他对“江左三大家”特别推崇龚鼎孳，则大抵是出自一己偏私，不足为训。

贴完，很多地方值得商榷，有空摘录评论。

吴伟业的叙事诗涉及面很广。明清易代之际许许多多的重大事件、形形色色的风流人物，几乎都反映在他的诗歌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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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之见发生的事情太多太多了，吴伟业可以抓住一些典型事件和人物，而不能抓住全部，也达不到“几乎”全部。
而且在清朝写诗，也根本不敢全面涉及，有时候涉及了，也要在后期替换“违碍”字眼。

显然，在这些作者看来，吴伟业上述若干作品都是核实可信的。由此类推，吴伟业其他叙事诗的史料价值或者说真实程度如何，也便可想而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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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类推恐怕没有说服力。因为不同篇章有不同篇章的特点，吴伟业虽然是史官，但是并不能对所有发生过的相关事件都非常了解。

即如《琵琶行》，唐代白居易已有同题之作，吴伟业显然曾受其影响，但是，白居易感叹的只是个人的“迁谪”，“ 摅写天涯沦落之恨”(洪迈《容斋五笔》卷七);吴伟业感叹的却是朝代的更替，抒写亡国破家的悲哀，正如诗中所云:
“前辈风流最堪羡，明时迁客犹嗟怨。
即今相对若南冠，升平乐事难重见。“
        两相对比，可以明显看到吴伟业抒发的感情在意义上要重大得多。这同吴伟业的叙事诗之成其为“史”，恰相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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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诗歌中安史之乱有关的作品，是不是也是因为时代背景比不上明清易代而无法与吴伟业作品相比呢？？李白诗歌中反映个人思想的远多于忧国忧民的作品，那么是不是也无法与吴伟业相比呢？

回复：22楼
如此好文，当反复读之

朱彭年（同治年间诗人）
“妙年词赋黄门亚，复社云间孰继声？
一自鼎湖龙去后，兴亡凄绝庾兰成”。
此诗认为吴伟业诗继承了明末陈子龙“唐音”。
黄门：陈子龙曾任兵科给事中，黄门是“给事中”代称。
清朝人对陈吴二人诗风之相近是很清楚的。倒是现在很多专家不清不楚。
显然，吴伟业未必要学习陈子龙，问题就在于在他学习唐人之前，后来学的那些东西，陈子龙都学得很精了。唯独叙事结构方面，吴伟业取得了巨大突破，在叙事诗方面独树一帜，但在抒情诗方面，他仍然无法超越陈子龙。尤其是陈子龙在亡国之后，其抒情七言歌行的成就足以与吴伟业的叙事七言歌行对峙，只是对于一个抗清而死的诗人，他的那些抒情诗歌必定为此后数百年所有意避开，同时，叙事诗本身比抒情诗更有吸引力，这使得陈子龙后期七言歌行被很多人忽略，但是王士禛法眼如炬，早已将陈子龙吴伟业何钱谦益并列为歌行三大家。
简而言之：
陈子龙将那些精华融入了抒情诗和元白之前的（“单线”、“顺叙”模式）叙事诗风格中。
吴伟业将那些精华融入了元白之后的叙事诗中，形成“多线，倒叙、插叙，合写，分写”的出色结构。
显然，对于那些精华（四五个特点）的集成，陈子龙走在了吴伟业的前头。所以后人才有“妙年词赋黄门亚，复社云间孰继声”之说法。

回复：22楼
甚好。
因为李自成决堤引黄河水入城，城中军民死去无数，自然就有“鱼龙尽入飞云殿”之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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岑参有一首《登古邺城》：
下马登邺城，城空复何见？
东风吹野火，暮入飞云殿。
城隅南对望陵台，漳水东流不复回。
武帝宫中人去尽，年年春色为谁来？
都是城池衰败之景，用起来也很恰当，妙在上句是“翔凤楼”，恰恰是皇太极沈阳故宫的殿名，冠以“鹳雀还栖”，又隐隐有“胡运何须问？赫日自当中”之意，不仅是起义军对开封的破坏，还有对北方民族担忧，加上开封是北宋都城，用典更为精当。

当时打字很匆忙，出了几个错字。
信陵君回国后被猜疑，“被猜疑”，误为“辈猜疑”；
若对信陵君的故事不熟悉或者对崇祯十四年和十五年开封城的惨烈战斗不了解……
“不了解”误为“部了解”。
“鱼龙尽入飞云殿”，当时读的时候真是嘘唏。因为极其形象地描写出开封遭水淹的惨象，鱼龙都进入昔日殿堂。（飞云殿指高耸入云的城楼）。 

回复：25楼
又隐隐有“胡运何须问？赫日自当中”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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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仰视,膜拜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