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茅山，古称句曲山，位于今江苏省句容市与金坛市交界处，其地古来就有隐居修道的传统。相传距今五千年前，展上公善养生术，修炼于句曲山伏龙地。从此以后，来此修道的隐士络绎不绝，也因此相传有许多仙真曾驻足于此。特别是西汉景帝时，陕西咸阳人茅盈、茅固、茅衷三兄弟在此修行成道，德润百姓，定证仙籍。道门内因三人之仙职分别为司命真君、定录真君、保命真君，故又合称“三茅真君”。后人为纪念三茅真君，遂改句曲山为茅山。
　　据记载，东晋兴宁二年（364）至太和五年（370）间，作为句容许氏家族门客的通灵者杨羲（330—386） 开始受到一组降自上清天的神明的访问，后者向他降诰启示道法和经典。这些神明包括一些地方圣者如茅氏兄弟，也包括魏华存（251—334）这样死后成圣的神灵。 据上清派创教神话，向杨羲传授道法的主要人物就是魏华存，因此她被尊为第一代上清宗师。上清降诰许诺其修道者能进入较天师道更高的天界“上清天”，较天师道而言，上清派提供了更神圣的经典和更精致的方法。伴随着上清降经的广泛盛行，新的上清经书也在不断出世。 最初受上清降诰启示之人都具有极高的文化水平并属于有影响力的世家大族。他们专长于当时广为流行而备受推崇的上清经书，由盟誓而聚集在一起，这使得他们在道教内获得了崇高的地位，组成了新的精神精英集团。特别是上清派第九代宗师陶弘景（456—536），他整理了《真诰》这一上清降授的原始文献以及大量的上清经书，对上清派的成熟和定型作出了巨大贡献。到五世纪中叶，上清经的盛行导致了茅山奉道者人数的增加。在其影响之下，由信众捐赠资助的道庙及教团兴起了。教团中人有男性也有女性，有世俗信徒也有出家者，每逢宗教节日，大量信众和朝山进香者来到茅山访问他们。由此，上清派以茅山为中心，成为广泛传播于江南各地的新道派。
　　唐宋时期，上清宗师长期得到皇帝的支持，他们向皇室传授上清教法和道箓，也由于皇家的赞助而得以建庙。宋哲宗和宋徽宗崇敬茅山高道刘混康（1036—1108），赐他以九老仙都君玉印、景震玉櫑具剑、合明天帝敕玉符、宗坛玉圭、呵砚、御制诗颂书画等。如今，玉印、玉圭、玉符、呵砚尚存，为茅山“镇山四宝”，现藏崇禧宫。据道教资料，茅山在宋代也出现了新的天启经书。新的茅山启示虽然与更早的启示有所不同，但也从早期上清派中借用了许多成分，所以仍宣称源自上清派。整个六朝至北宋时期，上清派成为最为盛行的道教教团，弥漫于整个上层精英社会。上清派第二、三、四代宗师杨羲、许谧（305—376）、许翙（341—370）据说皆居茅山传道。第八代宗师孙游岳（399-489）、第九代宗师陶弘景以后，历代宗师多居茅山，茅山遂成为上清派本山，上清派亦因此而被称为“茅山派”。
　　相传从宋代茅山上清派第二十五代宗师刘混康起，形成了茅山“静一法派”，其字派一直传到今天。北宋朝廷确认茅山与龙虎山、阁皂山为“三山符箓”，即三大授箓宗坛，只有这三座圣山才有资格授箓，但其中茅山“上清宗坛”出现的时间最早。东汉张道陵创天师道时自称“正一盟威之道”。至唐代，上清派中人也自称“正一”。三洞经箓的授受，也可以“正一”为名。“正一”已可作全部道法和一切法箓的总称。宋理宗嘉熙三年（1239），敕命第三十五代天师张可大（？—1263）提举三山符箓。元大德八年（1304），制授第三十八代天师张与材（1264—1316）为“正一教主，主领三山符箓”，龙虎山始主领三山符箓。自此，正一天师均授“总领三山符箓”的职掌。到了明代，龙虎山乃更专有垄断了授箓权，龙虎山天师成为正一教主，领全国道教事。至此，“正一”乃成了统摄包括上清派在内的所有符箓道派的新正一派，以区别于全真道，这一点亦为朝廷所承认。同时，为了统一道衔、法位，道教内部约在元明之际也形成了既标志着张天师及龙虎山的权威和正统性又代表了正一派总组织的“三山滴血派”字派。自此，一方面茅山道教仍传承本山静一法派，另一方面茅山高功法师也同时传承三山滴血派字派，茅山的道教教团之后一直属于正一道。直到明万历十四年 （1586），道士阎希言在江南士绅精英的支持下，在茅山乾元观开创了全真道阎祖派。至清康熙十年（1671）后，进而出现了茅山传统的 “三宫五观” 中三宫传承正一道而五观传承全真道的情形。今天，隶属句容的茅山道院下属绝大多数道观皆传承正一道，承袭静一法派，道士为干道，而隶属金坛的乾元观则传承全真道龙门派，道士为坤道。以一山而容纳当今道教两大道派以及乾坤两众，是绝无仅有的。
　　从六朝到唐代，道教发展并完备了“洞天福地”说，茅山被尊为“第一福地、第八洞天”。茅山原先只是个地方性的崇拜场所，是民间拜祭三茅真君的圣地。茅山香期从农历腊月二十三日送灶之日起，直到次年三月十八“大茅君回盼日”，前后近三个月，其间香客纷至，盛况空前。在上清启示传说出现之后，茅山还成了遍布章表、隐居庵和庙宇的圣山，在全国范围内受到礼敬。在道教看来，那里每个山洞都神秘，所有山峰、溪水都被纳入圣地清单。据刘大彬《茅山志》记载，元代茅山有118所宫观庵庙，在这些宫观庵庙的基础上，后来进而形成了最重要的“三宫五观”，即元符万宁宫、崇禧万寿宫、九霄万福宫、玉晨观、乾元观、德佑观、仁佑观、白云观。目前茅山已恢复了“三宫五观”中的六所宫观，并正在着手恢复茅山授箓制度。茅山是道教最早承认的圣山之一，且其法派传承从上清降诰算起，从未中断，就这两点而言，可说茅山是历史最久而又传承不绝的一座道教圣山。[1]
　　作为中古时代上清派的中心和后来的正一道的重要圣山，茅山受到历代帝王的垂青和文人学者的关注，如永乐十六年（1418）明成祖便驾幸茅山，而历来文人所写的有关茅山的诗文碑记也汗牛充栋。就茅山志书来说，唐宋间有无名氏撰《茅山记》一卷，无名氏撰《茅山新小记》一卷，北宋嘉祐（1056—1063）间陈倩校修《句曲山总记》，南宋绍兴二十年（1150） 曾恂、傅霄重修《茅山记》四卷，今皆亡佚。现存最早的茅山志书是由元代茅山上清派第四十五代宗师刘大彬编修的《茅山志》十二篇十五卷（以下简称“刘志”），该志编迄后由茅山道士张雨（1277—1348）手书上板，但这一元代写刻本《茅山志》目前仅存数卷，已无完帙 （详情见本书“点校凡例”）。
　　刘大彬《茅山志》之后，《永乐大典》收录有编于明洪武二十六年（1393）至永乐六年（1408）间的《茅山续志》的佚文两则，仅凭此两则佚文，我们无法得知此《茅山续志》的编撰情况，也不知其是否完成。此后，完全重修的山志只有清笪重光（1623—1692）重修《茅山志》十四卷（以下简称“笪志”），其编定于康熙八年（1669），刊行于康熙十年（1671）。 随后，民国九年（1920）江导岷辑《茅山志辑要》，由上海宏大善书局石印，该书仅是笆志的节本。
　　刘大彬《茅山志》体例完整，内容丰赡，允为良志。其影响也甚大，仅明代就出现了四种刊本。首先是明永乐间覆元刊本《茅山志》（以下简称“永乐本”，此本有胡俨（1361—1443）永乐二十一年（1423）序，由茅山元符宫刊刻。随后，正统十年（1445）成书的《正统道藏》收入了刘志，但《道藏》本将刘志原来的十五卷析为三十三卷。成化间又有一种重刻本《茅山志》（以下简称“成化本”），此本有陈鉴成化六年（1470）序，由茅山崇禧宫刊刻。嘉靖二十七年（1548）至嘉靖三十年（1551），茅山玉晨观重刊刘志（以下简称“玉晨观本”），并增补了一些明代碑铭、诗歌，本次整理采用的底本即是玉晨观本。以下就简单介绍一下该本，详细情况见本书附録一：《明版全本〈茅山志〉与明代茅山正一道》。
　　清《浙江采集遗书总录》史部地理类和《四库全书总目》史部地理类存目皆著录了明嘉靖刊本《茅山志》。陈国符先生在《道藏源流考》中，也提及日本泽存书库所藏明玉晨观刊本《茅山志》。惜今天学术界和道教界对此明代增补本《茅山志》未给予足够的重视。
　　上述《浙江采集遗书总录》、《四库全书总目》、《道藏源流考》和一般书目书志在著录玉晨观本时，皆以嘉靖二十九年为其刊刻年代。但实际的情况是：此本的刊刻前后共花了几年时间。嘉靖二十七年主持此事的茅山玉晨观道士、大真人府赞教张全恩先募工绘刻了插图，这可能是该项目的起始时间。嘉靖二十九年，重刻刘大彬《茅山志》完成。之后，乡贤江永年又受茅山道教界之邀增补首卷《明懿典》和后编诗文二卷。此项增补和补刻工作完成于嘉靖三十年。严格来说，完整的玉晨观刊本《茅山志》应该成书于嘉靖三十年。
　　玉晨观本《茅山志》板框高21.5厘米，宽15.6厘米。每半叶十一、十三行不等，行二十三、二十五字不等，白口单鱼尾，四周单边。玉晨观本除了保留刘志原有的十二篇十五卷外，还增补了首卷一卷和后编二卷。全书之首为序目图录。之后就是江永年所增补的《明懿典》，是为首卷。《明懿典》以江永年嘉靖三十年所作的序开始。《明懿典》分三部分，第一部分录明代懿典，第二部分是《宫观考》，第三部分是《道秩考》。首卷之后，为刘志十五卷。刘志之后，是江永年所增补的《录金石后卷》和《金薤编后卷》，分别是对刘志中《录金石》、《金薤编》两部分所作的续补。《录金石后卷》收录了明代碑记，而《金薤编后卷》则收录了明代诗歌。
　　另外，在此之前的茅山志书如刘志并没有插图。玉晨观本则首次增加了插图，而且插图有四叶之长，图中标出了茅山的一些山峰洞府和宫观庵庙。后来的笪志亦沿袭了玉晨观本的这一做法。
　　本次整理工作以玉晨观本为底本，原因有二：第一，玉晨观本保存了元刊本《茅山志》的完整性，它不但没有对元刊本的内容作任何改窜，而且版式亦尽依元刊本。至于玉晨观本中的阙叶和墨钉，我们以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张雨写刻本、台北“国家图书馆”藏张雨写刻本、永乐本、成化本、《道藏》本等参校本予以补齐，并对各本异文做了校勘，庶几恢复了刘志原书面貌。第二，玉晨观本增补了三卷明代资料，它们对我们了解明代茅山道教的情况极有帮助。然而玉晨观本长期以来未受到学界的重视，目前学者们使用最多的，仍为较易得到的 《道藏》本《茅山志》。因此，此次整理工作不仅将提供一个较为可靠的《茅山志》整理本，也将使更多学者有机会寓目玉晨观本所增补的明代史料。
　　在本点校本中，除了尽量保持明代玉晨观本的原貌外，我们还将清代藏书家孙文川为玉晨观本《茅山志》所作题跋附于书后，以俾读者参考。对玉晨观本的标点校勘，是笔者在研究明代道教，特别是明代茅山道教过程中的一个副产品，因此，本书将两篇专门研究明代茅山道教的拙文《明版全本〈茅山志〉与明代茅山正一道》、《明代江南士绅精英与茅山全真道的兴起》收入作为附录。
　　此次整理工作得以顺利进行，茅山道院杨世华会长的支持意义非凡。前辈陈耀庭先生的鼓励和奖掖，也给本人以莫大的动力。本点校本得以完成和出版，首先要感谢上海古籍岀版社高克勤社长的学术眼光和对本人的信任，也要感谢刘海滨主任、黎大伟编辑的专业精神、精到建议和一流的编辑。学术界和图书馆界的朋友如王宗昱、丁世良、杨光辉、梁颖等，为本人阅读北京大学图书馆藏玉晨观本《茅山志》以及上海图书馆、复旦大学图书馆的善本书提供了极大的帮助。陶金为本书的封面提供了初步的设计构想。陈小云为本书插页中各版本书影的选取提供了建议。内子杨莉最早建议我整理《茅山志》，并在本人紧张的工作期间分享了发现的喜悦，这成了我最大的安慰。复旦大学中华文明国际研究中心向本人提供了办公室，并为本人利用电子学术资源提供了极大的便利。由美国国家人文基金会（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Humanities）出资而由美国学术联合会（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授予本人的“2013—2014年度中国人文研究奖助（American Humanities in China Research Fellowship）”，和佛罗里达大学（University of Florida）文理学院慷慨给予本人的一年学术休假，使我得以集中精力从事研究并完成整理点校工作，在此也向这些机构表示感谢。
[1]张道陵于东汉汉安元年（142）在四川鹤鸣山创立“正一盟威之道”即天师道。但以后随着张鲁（?—216?）部属北迁，鹤鸣山不再是天师道的中心，而今日的鹤鸣山也只传承全真道龙门派。龙虎山作为张天师正一道的中心，其最早的历史记载见于唐代，而龙虎山也并非天师道创教之处。因此，鹤鸣山和龙虎山在这个意义上是不能跟茅山相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