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上图片出自祁庆富《司马迁奉使西南设郡考》
太史公并非书斋里的记录官,他一生都深刻关注现实,并参与当朝历史的进程,他既是历史的书写者也是创造者。然而令人深思不解的是,他却有意在《史记》中回避自己参政议政的事实,以至于后世之人多以为他只是一个体制外的笔墨牢骚客而已。
元鼎六年至元封元年期间,西南夷卒定七郡,先生奉使深入,略定开设其中五郡,并将整个地区的情形与部族人口考察梳理明白,西汉朝廷于此化外之地往昔二十余年的惨淡经营、反复得失,一年之际迅速豁然开朗,统一的进程大大加快,遂定归属之大局。
然而如此功绩,先生却偏偏在西南夷列传的统一进程时间线中,在元鼎五年这个关键时间节点,独不书使者的姓名,后人根据他的生平线索和西南统一的时间线反复推敲,才重见他的这段过往。原来,先生也不是一介书生,而是有治政之才能与功绩的实践者。
只不过这一切过往,连同他日后议政参政的言行事迹,却于《史记》之中,被先生自己给悄悄抹去了。唯剩寥寥数语的蛛丝马迹,以及班固对史公生平的补充交代,能够帮助我们窥知其中一二。此中缘由,或许只有先生本人最能知晓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