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五、比阔
《晋书》卷三十三《石苞传》载：王恺与石崇穷奢极侈，竞相比阔。晋武司马炎暗中帮助王恺赐给他一株枝柯扶苏，高约两尺的珊瑚树。王恺邀请石崇到家观赏，心想，这下子总把你比下去了吧。谁知石崇略看一眼就顺手用铁如意将这株珊瑚打得粉碎。王恺气得翻白眼，石崇慢条斯理地说“何必动气呢？还你就是。”马上把王恺带到家中，指着琳琅满目的珊瑚树叫王恺自己看，王恺看到，高三四尺光彩夺目的珊瑚树有六七株之多，象刚才被他铁如意击碎的则不计其数。王恺顿时象泄了气的皮球，这大概是中国比阔最典型的例子。人们为什么要比阔？有句话说：“笑穷不笑娼”，财大，方显气粗。邓友梅先生笔下的八旗破落子弟那五自鸣得意地说，让我装穷不行，要我装阔，嘿，正搔着我痒处了。看来，摆阔，比阔，不是简简单单显示富有，显示能耐，有时甚至是掩饰空虚，掩饰自卑而已，不是有“金钱富翁，精神乞丐”这句话吗？
比阔之心，人皆有之。小孩子夏天上学带点白开水或茶也就行了，但看到别人带了雪碧，健力宝，自己就觉得矮了一截，非得吵着爸爸妈妈买不可，其实，雪碧和健力宝并不比茶解渴，但解渴事小，面子事大。小孩子比阔是从大人那里学来的，大人们之间的比更丰富多彩。比服饰之艳丽，比车辆之豪华，比居室之气派，比出手之大方……最后，有人比出了石崇的满足，有人比出了王恺的气馁。
石崇是一个很有才气，很有学识的人。当初人望不差。可惜，为了荣华富贵，竟向权贵卑躬屈膝。他炫耀豪富只能看作他骨子里已经泯灭了正气，已经找不到让人称道的地方了。石崇之流以阔自诩，是因为社会上不少人以阔为唯一的价值取向。例如时下一些“星”们，论思想品质，论学识修养，无可恭维，但仍有一些人跟在后面使劲地吹着，捧着，无非是他们阔起来了，手头阔，脸也就阔了。
有一幅对联：“有书真富贵，无病小神仙”，说的是无可比阔的人在那里自我解嘲：比学问，比健康。笔者揣想，作这幅对联的人不至于嫉妒别人有钱或有权，比阔他固然不敢，比穷也未必是他所赞赏。比穷社会不能发展，比阔则只能使人加速堕落。还是落个心境自然为好。前些年有人说，阿Q如今阔起来了，我想，阿Q老毛病不改，也不过是个阔阿Q罢了。


正文 七、解嘲
解嘲不能按词典上的注释释义。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这叫解嘲，连不识字的老太太都能听懂。人人都需要解嘲。做不到官，说“无意仕途进取”；发不了财，说“由来淡薄名利”；娶不上老婆还能叹息一声“唯妇人与小子为难养也。”解嘲多少都带一点幽默感。这里有个笑不出来的笑话：某领导到一下属单位做报告，中途闹肚子，急奔厕所而去，事毕入座正待继续报告，谁知主持者自作聪明地解释一番：刚才某领导抽空检查了我单位的厕所，提出了十分中肯的整改意见，我们表示感谢，现在继续开会。这种画蛇添足的解嘲让报告人平添一份尴尬。《红楼梦》中的呆霸王薛蟠，与冯紫英，贾宝玉这些人比，肚子里墨水的确少了一点，因而常常闹笑话。有一次他声称看过一幅庚黄的画，有人半是解嘲，半是调侃：“大爷眼看花了，那不是庚黄，是唐寅。”——不说也就过去了，欲盖弥彰，可见为别人解嘲的事儿是不易做的。
上面说的还是比较轻松的话题，象关羽降曹提出第一个条件“降汉不降曹”为变节行为解嘲就是个严重问题。关羽臣属刘备，刘备是大汉皇叔，你关羽不曾反汉，何来降汉？既非降曹，为什么随其部属同回许都，后又听其调遣，斩颜良，诛文丑？如果降汉不降曹能成立，那么汪精卫庶几能改写其头号汉奸的历史了。诸如此类的事，不叫解嘲，确切地说，叫招谤。不过滑稽的事总会有人做。《儒林外史》上写范进中举之前连他的丈人胡屠户都瞧不起他，稍有体面的人怎会同
他亲近呢？可是中举不久，张乡绅马上来拉近乎：“世兄弟同在桑梓，一向有失亲近。”又送银子又送房子。凭什么称兄道弟？凭什么说“早晚也好请教些？”无非用这些话为过去连正眼也不瞧他解嘲，殊不知，旧嘲未解，又添新嘲：事实给趋炎附势，前倨后恭者以无情的嘲弄。


正文 十、矫饰
矫饰在老百姓口头语中叫做“做作”。凡矫饰，也就是刻意制造取悦众人的某种假象的人，都有沽名钓誉以售其恶的目的。天真的孩子不会这一套。俗话说，孩子无假病，他们不知道装病有什么用，当然，对很狡黠的幼儿会有例外。有一次在医院看到一家老小在哄一个两三岁的孩子打针，发了一打高帽子：“乖乖最勇敢”，“乖乖不好哭”……那娃娃终于同意了，做出勇敢态，可是，当针头扎进出那一刹那，竟忍不住哇地一声哭出来。先前的勇敢态是强装出来的，但人既天真，做假也可爱。
成年了，肚子里有了小九九，雅一点说，城府深了，不会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地率意行事了，尤其是包藏祸心者，外界只见其“半面装”。唐代的魏征，有人批评他行事“不存行迹”，什么意思呢？用现代语言表达，就是不注意包装。魏征对唐太宗说，为君也好，为臣也好，都应该坦诚相见，如果都去刻意修饰，国家的事怎么办得好？魏征是对的。中国矫柔做作的祖宗是西汉之末的王莽。他未发迹时和当政之初，“折节力行，以要名誉，宗族称孝，师友归仁。”公元前八年，他身居大司马的首辅之位，“母病，公卿列侯遣夫人问疾，莽妻迎之，衣不曳地，布蔽膝，见之者以为僮使，问知其夫人，皆惊。”真实的王莽是怎样一个人呢？他在权力巅峰时，“乃始恣睢，奋其威诈，滔天虐民，穷凶极恶。”人们这才如梦方醒，矫饰者能蒙混一段时日，可能也有一生不暴露的，不然怎会有这样一首诗呢：“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下士时，假若当年身便死，一生真伪有谁知？”隋炀帝杨广也善矫饰，他一心想取哥哥杨勇的太子地位而代之，于是投父亲杨坚“崇尚节俭”之所好，做出许多假象。隋文帝到晋王府视察，“见乐器弦多断绝，又有灰尘，若不用者，以为不好声妓，善之。“后来当了皇帝，竟是一个骄奢逸的魁首。三十年前，中国出了个“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的大人物，也算是个矫饰者的大家名流。他的贡献在于：使更多的人看清了矫饰者的弱点，大凡这样做作的人，都难免违背常态，连旁观者都感到活得太累。


正文 十一、忌医
生了病去看医生，这很平常。有病偏偏怕别人讲的事儿也有。初中语文课本上有一篇《扁鹊见蔡桓公》，大家都很熟悉，文中的蔡桓公就是一位讳疾忌医的典型人物。有神医之誉的扁鹊，一次次地告诉他：你有病，而且在不断加重。他不信，并且讥笑说：“医之好治不病以为功。”译成白话，就是：这些医生，总是喜欢把没病有人讲成有病，然后夸口说，这病是我治好的。蔡桓公忌医的结果是贻误时机，致使病入膏肓，丢掉了一条本可挽救的生命。蔡桓公是可以原谅的，因为他自我感觉良好，生病的前兆不明显，连一般医生都难以觉察的细微病变，他这个门外汉矢口否认也不奇怪。奇怪的是一些明知自己有病，却为了某种原因不去诊治，逢到有人好言相劝还白眼相向。年轻的干部怕查出三长两短影响仕途进取；年长的领导怕查出病症失去手中权柄。于是，宁可自己暗中盲目吃药也不去让医生确诊。有人在病症征兆十分清楚的情况下仍采取鸵鸟政策，宁愿在“我不知道也不想明确知道”的朦胧中寻求自安。
忌医只是现象，讳疾才是本质。人皆不愿有疾，与人皆不愿有过错
一样——只是，疾病或过错的有无是客观存在的，不因为不承认就不存在。由讳疾人们自然想到了讳过，它比讳疾更常见。曹操中了周瑜的反间计，杀了蔡瑁、张允，人头一落地就明白了，但他就是不肯公开认错，怕由此失了威信。这一讳不要紧，众谋士、众将军谁也不敢多说什么，也就失去了总结教训的机会，忽略了下一步防范。他的面
子保住了，却换来了惨败。中了反间计，再中连环计、苦肉计，火攻计，兵败赤壁，落花流水。如果他不讳言错误，不是予智予雄，及时召集文武百官研讨得失，认真分析敌方动态，保持高度警惕，南北对峙的历史也许要重写。曹操其人，雄才大略，他尚且吃了“讳疾”之亏，智力水平等而下之的人更不必说了。
人难免生病，生了病去看医生，康复了，哪怕只是缓解了，总是有益无害的；人也难免犯错误，犯了错误自己检讨或别人指出来，防微杜渐，将裨益于未来。这些道理再浅显不过了，这样浅显的道理偏偏遇到人们顽强的抵抗，真是匪夷所思。

正文 十二、倨傲
世界上有许多成比例的关系被人们弄颠倒了。譬如说，有人自觉或不自觉地认为，架子越大、味道越足就越能显示自己的身份地位，特别是那些官儿不十分大，名望不十分显的人更容易发生此类毛病。他们以为盛气凌人，颐指气使的倨傲架势与他的实际本领成正比。殊不知尊重他人者始能言自尊，倨傲只能令人作呕。倨傲者有其自己的想法：我不摆点架子，你哪里知道我是什么官？或者哪里知道我是什么家？徜若假以词色，正如老百姓说的，给你三分颜色你还开染坊呢。那岂不是尊卑无序，贵贱不分？倨傲者并非天生如此，与一部分人助长歪风有关。这部分人如《法门寺》中的贾桂，叫他坐，他说我站惯了。这种风气滋漫开来，平庸如我辈，越发觉得达官贵人平易近人是一种难得的高贵品质了。
其实倨傲者也并非始终如一地倨傲，他们往往倨于下而恭于上，倨于“贱”而恭于“贵”。吴敬梓先生的《儒林外史》以辛辣之笔刻划了这样一个人物，他就是范进的老丈人胡屠户。在范进屡试不第，老大年纪才中了个秀才回家时，胡屠户把他骂得狗血淋头，什么“你也不撒泡尿照照，你那样尖嘴猴腮也癞哈蟆想吃天鹅肉”，什么“可怜我女儿到你家没吃过几斤猪油”，骂得范进一佛出世，二佛涅盘，连大气也不敢出。后来范进中举了，骤然听到喜讯，一时痰迷心窍，傻了。有人出主意说，让他生平最怕的人吓唬一下就能清醒过来。于是乡亲们劝胡屠户打范进一耳光，要是在平时，莫说打一耳光，就是捅一刀也不在话下；可是现在他竟怕起来，好不容易鼓足勇气一巴掌打下去，立马就觉得手心痛起来，因为打的是天上文曲星，找郎中讨了个膏药贴了才略为心安。待到送范进回家，一路上将范进皱了的大褂子扯了几十回，临到门口，高声叫喊：“老爷回府了！”活脱脱地刻划出一副前倨后恭的无知小人嘴脸。
乡间有一句俚语：“有麝自然香，不必上风扬”，外国有一名言：“人的真实本领是分子，对自己的评价是分母，分母越大分数值就越小。”这些话对倨傲者当有警示：摆臭架子实际上是底气不足傲气凑，在他人心目中的印象也与其架子成反比。


正文 十八、迂腐
俗谓不知变通者为迂腐。迂腐者只要不误大事，倒也只是博一笑而已。鲁迅先生笔下的孔乙己，是个落魄的、村学究式的读书人，他津津乐道的是“茴香豆”的“茴”字有四种写法，满口“多乎哉，不多也”或“窃书不能为偷”之类陈词滥调，是个迂腐者的好典型。还有个迂腐的例子却叫人笑不出来：王莽末年，起义军将攻入长安，莽不知所措，他的一个宠臣名叫崔发的献计说，查阅《周礼》和《春秋》，我知道凡国家有大灾难，可以用哭的办法来消灾。于是王莽率群臣到南郊号淘大哭。做过那么多年首辅大臣，当了那么多年皇帝的王莽居然相信眼泪能退敌兵，就不仅仅是迂腐，而是愚蠢得可爱了。崔发这个家伙读书读到这个份上，也真足以垂训千古。诸葛亮读书独观大略，陶渊明读书不求甚解，其要义都是在于活读书，读活书，重在应用，刻舟求剑式的迂夫子是无法望其项背的。任何好书，哪怕是传世经典，也都要领会其要义，把握其精髓，不能脱离实践、拘泥于它的一字一句按图索骥。后世的政治野心家们也干出崔发那样的事，却不似崔发那么蠢，按照当时的流行说法，叫“别有用心”。例如文革时期林江之流倡导学毛选就是用类似办法。记得六十年代末，报上将某团“六十个怎么办”炒得沸沸扬扬，事情不是某团主动闹起来的，而是想用愚民政策实现阴谋的人们故弄玄虚：某团从毛选中找出六十句话，凡战士学习、生活、训练中出现什么问题都从中对照寻求对策；于是向全国推广开来，八亿人民，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千千万万、五花八门的问题都得从这六十个怎么办中找答案。剔除政治背景，对此事可以用“迂腐”二字概括，发生在当时的类似可笑行为甚多，众人心中虽明而口不能道。时过景迁，寻常百姓的“迂腐”付之笑谈中，而政治阴谋家们的表演也如一场噩梦随着他们本人烟消云散了。
象孔乙己这样的人迂腐也就罢了，堪称大家巨子的人们也有犯迂的时候。宋代的司马光有一次与范镇同游嵩山，看见范镇随身带的饮用茶用一只黑木盒装着，十分惊奇地问道：“您还用茶具呀？”在司马光看来，用茶具是一种奢侈行为，有损清正廉洁；其实，即使用茶具，与清正廉洁也是风马牛不相及，怪不得后人耻笑宋人迂腐！凡事变则通，迂则废，以司马光“惊茶具”一事为例，不妨以小见大，迂腐拘泥者必保守，他成为王安石变法时代的保守派也就不足为怪了。


正文 二十三、轻诺
宋代诗人贺铸那首《六州歌头》气势磅礴，头几句写道：“少年侠气，交结五都雄。毛发耸，肝胆洞，立谈中，死生同，一诺千金重。”
这“一诺千金”来自《史记_季布栾布列传》中曹丘生的一句话：“得千金不如季布一诺。”它历来被人们所看重，沈德潜编的《唐诗别裁集》开篇第一首诗，魏征的《述怀》就有两句：“季布不二诺，侯赢重一言”。“言必信，行必果”成为衡量人的品格素质的一把尺子。孔夫子说立国有三要素：“足食，足兵，民信之矣。”人家问他，不得已而去一，该是什么？回答是：去兵。再呢，去食，但去食不可活，即使如此，“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笔者援引了这么多掌故，就想说明一点：言与行的诚信，不论是对一个人，还是对一个国家，都是至关重要的。
一诺千金，换成通俗的大白话，就是说话算数。喜欢撒谎的人或某种在习惯观念以诈取胜的经商、用兵等行当，“怎么说就怎么做”往往是一句空话。[不是有所谓无奸不成商，兵不厌诈之说吗？当然这些话也只能在一定时期，一定范围说，商人无诚信成不了大气候，兵家之欺诈当只限于战略战术而已。]无法兑现的事，最好不要轻易许诺，轻诺者，往往寡信。老百姓轻诺寡信，尚且有很坏的影响；地位、名望很高的人就更不必说了。《史记_廉颇蔺相如列传》上有个故事，秦王想赵国的和氏璧，对赵王许诺说，用十五座城池来换。赵王一是怕秦国，二是以为一个大国的国君说话不会不算数，派蔺相如带着和氏璧到了秦国；秦王在朝廷上与群臣将这块宝玉传看了半天，也没有将许诺的城池交割的意思，蔺相如使了一个诈术，说：“璧有瑕，请指示王。”将璧骗到手之后，要秦王斋戒五日，再行交割，否则他就抱璧撞墙。秦王无奈，只得答应。蔺相如连夜派随从抄小路把和氏璧送回赵国。秦王失信，蔺相如使诈，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在历史上为弱者对付强者的轻诺寡信留下美谈。
为了改进行风，不少窗口行业都纷纷对外公开服务承诺，这当然是一件好事。好就好在将自身置于社会监督之下，既有利于自身作风建设，又有利于社会风气的淳化。可是人们也注意到，诸多承诺中，有的本不该被炒成“新闻”的，那些行业原来就该做的本职工作郑重地写在承诺之中，似是对用户或消费者的一种赐予，其实，大凡作这类承诺的单位，以往不敢恭维处甚多。另一点，似是赶时髦，列举了不少消费者并无此苛求的条目，例如，“在我店购买的煤气灶发生故障，接到投诉电话后十五分钟赶到”云云。承诺表示的是诚意，把话说得太满，太急，人们有理由从兑现的困难想到诚意不足。
承诺是严肃的，既是严肃的就不能轻率，轻诺寡信比不承诺更糟糕。


正文 二十二、盲从
中国人对这个“从”字情有独钟。古代妇女被要求“三从”：在家从父母，既嫁从夫，夫死从子。男子也不得轻松，也得奴隶般地服从封建礼教，所谓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不止是对专制权力的服从，也是对封建礼仪纲常的认可。众人组成社会，不可以没有服从，不可以没有统一意志，但这种服从，有两个条件必须强调：一是符合大多数人利益，特别是他们的长远利益；二是必须尽可能使人们自觉自愿，在充分理解的基础上统一行动。少了这两个条件，不论是蔚成新风尚，还是遏制坏倾向，都不能实现最佳效果。
盲从不是民主政治的需要，而很可能是某种邪恶势力膨胀的温床。

正文 二十四、争功
《东周列国志》上有这样一个故事：齐景公的相国晏婴为了除掉勇悍跋扈的三个武夫公孙捷、古冶子和田开疆，精心设计了一个让他们争功而后自惭而死的圈套：在招待鲁昭公的宴会上，从宫廷后园摘下六只硕大美味的桃子，两国国君和两国国相各吃一只，还剩两只；他提议给功劳大的人吃，于是齐景公让朝臣各人自言其功。公孙捷说他为齐景公护驾，杀死猛虎，吃了一只；古冶子说他护驾杀死一只水中大鼋，也吃了一只。田开疆说他奉命伐徐，威震敌国，功最大，但是桃子已经没有了。晏婴劝他：待来年吧。田开疆又气又羞，拔剑自刎了。他这一死，那两个站不住了，也先后自杀。这就是古歌谣《梁父吟》中唱的“二桃杀三士”的故事。类似的事情在历史上不胜枚举，司马昭对付争功的钟会与邓艾就是一例。邓艾采取冒险的行动，由阴平小道杀入成都，俘获刘禅，当领灭蜀首功；钟会说，如果不是我在剑阁挡住了姜维的蜀军主力，你哪里占到这个便宜？二人交章告发对方谋反，司马昭表面上对二人屈意安抚，却启动大军驻扎于魏蜀边境。争功表现出的狂妄与焦躁，使本来堪称良将的钟、邓二人对形势作出错误分析，以为胜券在握，疏于防范，最终死于非命。别说封建时代功高震主是一件麻烦事，就以平常人眼光看，争功也会使建功的光彩大打折扣。宋太祖手下有位大将名叫曹彬，为结束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完成统一大业立下了汗马功劳。不管这个人后来怎么样，也不对他作全面评价，“不夸功”自是他一个了不起的地方。扫灭南唐李煜，回来后只轻描淡写地说“奉旨于江南勾当公事回”。不夸功，功不可没；不居功自傲，功德圆满。
人们为什么要争功？因为功与利相连。过去加工资财力不济，只给百分之四十的人加，哪些人够格呢？大家评议。谁也不愿轻易放过这个机会，于是争得不可开交，为自己评功摆好丝毫不含蓄。其实争上的人未必比落选的人好到哪里去，甚至还差些，因为那时还有“空头政治”的因素起作用。评职称也是这样，单位里出了一项成果，获了一项大奖，凡能勉强扯得上的而又有地位优势的人都可以“分一杯羹”，甚至跻身“主创”之列。出力的时候不见踪影，论功的时候“光彩照人”，但平时教导起别人来，无不是“见困难就上，见荣誉就让”的楷模。公平地说，有时候当领导的不用争，只要你不坚辞，功劳和荣誉会有人顺理成章地记到你的名下。强争而来或因势而得的“功利”可能会带来快慰和诸多实惠，但由此而彰扬的丑恶嘴脸会给自己带来什么呢？


正文 二十五、诿过
同迷信与盲从一样，争功与诿过也是一对娈生兄弟。我们所说的诿过不光是推卸造成过失的责任，还包括为一己之私互相攻击，甚至还有强加罪名等等。《史记_魏其武安侯列传》上有个故事：曾经做过丞相的魏其侯窦婴与现任丞相武安侯田玢当着汉武帝刘彻的面搞起了泼妇骂街式的互相攻击，事情的缘起是窦与田两个皇家外戚争权斗势。在场群臣两不得罪，认为公也有理，婆也有理。在浩如烟海的史籍中，这个小故事实在不为人们所看重；但是笔者却以为它是对官场的典型刻划——只不过是人们常见的比这种当面臭骂要“文明”得多，是所谓台上握手，台下踢脚罢了。如今还有一种很高明的诿过方式，当领导的在下属捅出什么乱子，犯了什么错误之后，轻描淡写地说一句：“我也有责任。”具体下文呢？没有了，看起来他没有推卸责任，其实是一句空话，不影响继续做官，甚至不影响下月如数领奖金。这些人没有诸葛亮那样的勇气，马谡丢了街亭，他上书引咎自贬，并向众部下公开承认错误。如果他也只淡淡地说一句：“我也有责任”，刘禅会降他的职吗？不会。但是他在蜀国群臣中的形象就要大打折扣。不诿过，且能认真总结教训，从大的方面来说，有益于事业；从小的方面来说，有益于自身形象。领导者不愿承认错误，推卸责任，一般情况下[特别是公开场合]，人家不会说什么，但是，人家不说，不等于人家不想，过了眼前关，免不了来日患，诿过不是明智之举。
与诿过同一系列，性质更为恶劣的是以莫须有的罪名强加于人。南朝刘宋帝国的檀道济，是它的开国元勋。宋文帝刘义隆在其身边大帮倒忙的谋臣耸恿下将檀收捕斩杀，[当然，耸恿只是次要的，作决定是他。]檀道济有什么罪呢？没有。仅仅因为他功高权重，诸子皆能。在拓拔魏崛起于中国北方，刘宋帝国正需要象檀道济这样有足够威慑力的良将，愚蠢的最高统治者却干了敌人想干而干不了的事，以至檀临死时恨恨地说：“你们这些家伙为什么自毁万里长城？”自毁长城的事后来还有，如赵构杀岳飞，朱由检杀袁崇焕，罪名呢，如秦桧所说：莫须有。要有也容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诿过与诿罪都是蠢人的作品。


正文 二十六、劝酒
叫人喝酒限量的酒店恐怕只有景阳岗下的那家：“三碗不过岗”。其他酒店只要不担心器皿和门窗玻璃被发酒疯的人砸坏，一直要到售罄为止。最能体现谦让美德的也只有酒席上，筹觥交错，通常要让人喝倒才肯罢休。普通人没有济公活佛那种“酒肉穿肠过”的本事，乙醇在肚子里燃烧，滋味并不好受；但是人们都不大理会孔夫子的教导：“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一个劲地劝酒，什么“感情深，一口蒙”，“感情浅，添一添”，仿佛酒量与感情成正比。挡不住诱惑，经不起折腾的，也不管自己底气如何，一杯一杯又一杯地往下灌，就是醒不来，也没谁追究责任。笔者赞成酒量小的人在酒席上装狗熊，狗熊与英雄往往在这里是颠了个的——“狗熊”不乏清醒，“英雄”却实在糊涂。通常的劝酒，不是“劝君更进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那种劝，并没有从此之后，天各一方，不尽之情，依依惜别的那样氛围。现在的酒品种之多，浓度之烈，是古代贪杯者无法想象的。李清照这位女词人，该没有多大酒量，可是，她竟说：“三杯两盏淡酒，怎敌他晚来风急”！要喝多少才能挡住风寒，扫除心中块垒呢？下文没有，不敢妄作揣测。武松上景阳岗喝了十八碗，现代的贪杯者和劝酒者不能以此类比，五十二度的二锅头，你喝它十八海碗试试！武松说他喝三分酒有三分气力，十分酒有十分气力，李白说斗酒诗百篇，这是吹牛，或者说是为自己贪杯找托词。笔者揣想，劝酒诸公，大约不是想自己的劝酒对象成为打虎英雄或文坛泰斗的吧？
人类发明酒，并且自它问世以来长盛不衰，证明酒有它存在的道理。有人总结出酒的十大好处，好象活跃宴度气氛，增进相互感情也在其内。不管是也不是，凡事总有个“度”，越过限度，神奇也会化为腐朽。即以劝酒本身而言，“劝”本为“敬”，敬者，使人欣然也，如果变成被敬者难受的事，那就成了“罚”。没来由地敬，是无功受禄；没来由的罚，是无罪被谴，其结果是：“醉”不成欢“惨”将别！
相声大师侯宝林先生有个段子，说的是醉酒后的形态：甲让乙顺着他的电筒光柱往上爬，乙说，我没那么傻，你一关电门，我不就掉下来了吗？酒喝到这个份上，正是某些劝酒者想看到的结果——这些人中的大多数并无恶意，此类恶作剧莫明其妙——设“鸿门宴”那样刀光剑影的宴席，毕竟少之又少，一句话，大多数劝酒者对其对象并无算计之心，顶多是存取笑之意。这样无聊的取笑还是免了好。


正文 三十、行骗
我的手机有一天来了一条远方信息：“恭喜您得了大奖，获得手提电脑一台。”后面有联系电话及联络人。尽管我是后来才从有关报道中获悉此类信息发布者是搞手机诈骗，当时我也付之一笑而已。这又应着那句老话：“世界是没有无缘无故的爱。”——凭什么天上要掉下一个林妹妹给我？我辈冒险精神不足的凡夫俗子，平素只守着本份，从来不存奢望，如果有人拿什么金戒指、金项链向我兜售，那怕只要十元，我也不会答理。这也许是从很多人贪小利而破大财的教训中得到的启示。大凡骗子能得逞，正是利用了人们贪小利的心理。平时见诸报道的诈骗行为实在看不出的什么高招，稍稍动点脑子就能识破。真正要留心防范的，是那些巨骗。
冯梦龙《智囊全集》中有个故事：一个豪绅想卖一对玉杯送给宫中主事太监，一个叫曒生光的家伙得知这一信息，弄了一对玉杯拿到他家，论价值要一百两银子，曒曒某只要了五十两，那豪绅喜不自胜，很快付了银子。几天后，几个锦衣卫将曒某与一太监五花大绑押到他家，曒某嗫嚅着说：那玉杯是大内中御用品，这太监偷来给我，现在东窗事发，要追回脏物。天哪！杯子已经送出，到哪去找回来？要说出原委，必然扯出许多人，惹更大的麻烦。他只好低三下四地求情，最后得到锦衣卫的同情，同意为他上下打点：此处两百，彼处三百，一对玉杯竟破费了千两白银！等到他回过神来，曒某早已杳如黄鹤。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中对此类巨骗的描写更为细腻和精彩，诸如此类巨骗，其行为方式与小打小闹的骗子并无二致：在他们的猎物面前，总是诚恳之态可掬，不同的是，他们下的饵更为诱人。人们说，受骗都从贪上起，百分之九十九正确。
骗术精到者，总在人们不设防处入手。两人戏耍，甲说：你不是很会骗人吗？要是你能把我从楼上骗下来，我就佩服你！乙说：我没那本事，但你在楼下，我一定能把你骗到楼上。甲立即走下楼来，说：你骗哪！乙说，我成功了，不是把你给骗下楼来了吗？甲万万没想到乙虚晃一枪正中要害。骗子说他百般都能，你必然警惕；难于提防的是他在你不经意中故意露出破绽，当你眼睛盯着此处破绽时，你也许就中了他声东击西的圈套了。骗子往往做出万般无奈，被你逼得无路可走，十分不情愿地去干某种事情，这比起主动叫板的骗子要厉害得多。即使如此，也总能见到他事先撒饵的端倪，看出行为蹊跷的蛛丝马迹，防止被骗，没有成熟的高招，一是勿作非份之想，二是多长个心眼，遇事多问个为什么。


正文 三十八、悭吝
一个拾破烂的老头死了，居委会干部在为他料理后事时，发现他的床头破絮下面一个重重叠叠包裹的塑料袋，里面竟有三千元钱！这老头无儿无女，平时吃的能讨则讨，讨不着也就熬点稀粥，生了病也舍不得花一分钱买药。虽然这事已经过去了许多年，人们一提起它还嗟叹不已：节俭过日子对贫者富者都重要，但这位老人似已超出了节俭的范围，不能不以悭吝视之。巴尔扎克的《欧也妮_葛朗台》中描写的那位主人公葛朗台，聚集了一千七百万法朗的财产，却仍不断盘剥，聚敛不已。如果说他电梯坏了自己修，夜里只点一支蜡烛算是节俭的话，那么，拒绝援助别人，拔一发而利天下的事不为，甚至为了不使一个铜板外流而断送女儿的终身幸福，便是莫名其妙的悭吝。西晋时临沂人王戎，是“竹林七贤”之一，官做到尚书令、司徒，是一个聚敛财富的好手，他有着与葛朗台一样的嗜好——葛朗台最大的乐事是观赏他聚集的黄金；王戎则“每日自执牙筹，昼夜计算”收入多寡！他侄子结婚，送了一件单衣，后来还要了回来；他家的李子好吃，生怕别人引种，于是将吃过的李子的核全都钻孔破坏！这样的人也配称之为“贤”，天下人真是瞎了眼。
有一则嘲笑吝啬者的笑话：某甲知某乙悭吝，故意到甲家去混一顿饭。到甲家，甲远远见到，把儿子叫到一边，嘱咐如此这般接待，自己则溜之大吉。乙在甲处枯坐到日中，见甲的儿子除了陪他胡侃之外，别无动静，只好自己告白：“肚子的点饿了。”甲子说：“您饿了，我去烙个饼给您吃吧。”说着用手在空中画了一个大圈，身子则一动也没动。乙觉得没趣，答讪着告辞了。甲回来问儿子：“你是怎么接待的？”儿子如实禀告，没想到他竟大怒，扇了儿子一耳光：“蠢才！你干嘛画那么大圈？”吝啬到这样的程度，当然有点夸张，但是，小说也好，笑话也好，凡显示出其生命力而流传于世的，无不源于生活。象葛朗台那样的人，生活中就不乏王戎这样的真实原型。
吝啬与俭朴是两个不同概念，吝啬者往往托名俭朴，但俭朴者未必不惠及他人，未必不克己奉公；而吝啬者一定爱财如命，涓滴不愿外流，还有一点，就是：悭吝者往往贪鄙。他们属于社会人群中最愚蠢的一部分。


正文 三十九、辩诬
人与人之间难免有误会，但攻击诽谤、造谣中伤不该有。有一句话叫“上士杀人用舌端”，此处的“上”，大概指的是以流言蜚语杀人而又不必负刑事责任，因而手段高明。被人无端泼了一身污泥浊水，你的本能反应是洗清，或叫辩诬。辩诬有三种结果，最好的是当着攻击者的面，摆事实，讲道理，驳得对方哑口无言；次者，事情说清了，但不知谣言来自何方；最坏的结果是越洗越黑。不管是哪种情况，都如鲁迅先生说的：“人到了要辩诬的时候是很可怜的。”
汉景帝时有位御史大夫名叫直不疑，这人在史籍上留下的东西不多，人们印象最深的是他对“误会”和“诽谤”的处理方式。他在做“郎”这个低级官员的时候，与几个人同住“集体宿舍”，一次某甲回家手头缺钱，没打招呼拿了某乙的钱；某甲怀疑是直不疑拿了，直不疑居然不辩解，如数把钱还给了乙。某甲回来还钱给某乙时，某乙大窘，连忙向直不疑道歉。这件事说小也小，说大也大，似乎也只有他这样处理才合适——三人住在一起，其中一个不在场，另一个丢了钱，你上哪儿去洗清？当然他那么处理也是有条件的，如果钱的数额巨大，很不好办；如果第三者并不忠厚，也不好办。后来当了御史大夫，有人中伤他，说他“盗嫂”——与嫂子有不正当关系。这比起不打招呼拿同伴几个小钱性质要严重得多，他没有去找那个人理论，只是私下同人聊天的时候，随便说了一句：“我没有哥哥。”无兄哪来嫂？谣言不攻自破。我在撰写《通鉴漫话》的时候，特地将直不疑评述一番，那一节的题目叫《身正辩诬如拂尘》。面对攻击诽谤，最好的办法是提供与之针锋相对的事实，事实胜于雄辩。
至于当权者硬要强加罪名致人于死地，那是百口莫辩。汉景帝时的周亚夫，与他的父亲周勃都是大功臣，父子俩使西汉初年平安地度过了诸吕乱政、七国造反的两次危机，顺利通过了瓶颈。然而，汉景帝刻薄寡恩，只因担心儿子驾驭不了这样的功高权重的名臣，一心想整死他。那罪名可笑至极：周亚夫的儿子为他安排后事，买了一些纸质、木质的象征性兵器，[这些东西将来是放到棺材里去的]，廷尉居然说周亚夫想造反！这本不须驳斥，那道理就同为亡灵糊的纸屋子真能住人一样。面对周亚夫的辩解，廷尉说，你不在阳间造反，也是打算在阴间造反。世界是竟有如此荒唐事，怪不得人们说：“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辩诬难，最好是警惕风起于青萍之末，防患于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