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汪国真先生在九十年代初期掀起诗歌的热潮以来，有关汪国真先生的报道，评论和争议，一直不断。其中不少冷嘲热讽，乃至攻击谩骂毁谤。这让众多喜爱汪国真先生作品的读者朋友气愤不平……可是，由于对汪国真先生缺乏足够的了解，由于汪国真先生本人也不喜张扬，很少解释、分辨或反驳，由于诗坛的云雾缭绕，对诗歌认知的纷乱混杂，所以，不论是对汪国真先生作品的分析，还是对汪国真先生的维护，都往往多的是意气偏激，少的是理性中肯……。而我与汪国真先生交往已久，对汪国真先生的了解，可以说全面而深刻，同时，本人也有二十余年诗歌创作的经历，对诗歌有了一定的理解，感悟和心得。所以，我想把与汪国真先生的交往，和我与汪国真先生的诗思诗观写出来，以使读者朋友们能从一个既古老，又全新的角度，认知诗歌，更认识一个真实的汪国真，一个影响了包括我在内的，整整一代人的汪国真先生。
我与汪国真先生的交往，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可以说是神交，确切说是我对他钦佩向往，而他根本不知道我。最初知道汪国真这个名字，大约是在八七、八八年期间，那时我十七八岁，已喜爱上了诗歌，开始了大量的写诗，读诗和找诗。于是，在一本杂志上，我第一次看到了汪国真先生的诗，就是那首他早期的名作——《我微笑着走向生活》。记得当时看到就很喜欢，就把那首诗从杂志上剪了下来。后来又零零星星读到了他几首诗，其中印象比较深刻的一首叫《思念》，但那时还谈不上对汪国真先生怎样，因为毕竟没读过他多少作品。真正对他产生钦佩，梦想有一天能与他面对面地交谈交流，是在1990年。那年全国各地有多家刊物，如《女友》《辽宁青年》《中国青年》等，开设有他的诗歌和哲思短语的专栏，我几乎每一本，每一期都购买，反复阅读；那年汪国真先生也掀起了诗歌的热潮，他的诗集《年轻的潮》《年轻的风采》《年轻的潇洒》等一本接一本地出来，我也就一本接一本地购买，一本接一本地拜读……。这样对汪国真先生的作品，就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对诗歌创作的前景，也有了乐观积极的看法。因为那时，诗歌在总体上已经呈现颓势，在往云里雾里，狭隘低谷走了。而虽然到那时候，我已写过好几年的诗，受舒婷席慕蓉，和唐诗宋词的影响，我的诗风已形成，并且也写出了几首现在看来还过得去的作品，但对于究竟什么样的诗歌能赢得读者大众，自己又如何发展，如何在诗路上挺进，开拓创新，却并不明确明晰，所以，汪国真先生的诗作和诗潮，对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具体说，就是汪国真先生的作品，成了我的学习和借鉴；汪国真先生的成功，掀起的诗潮，又极大地鼓舞了我，坚定了我写诗的信心。而“没有比脚更长的路，没有比人更高的山”，这两句富含哲理，对人生、事业富有积极意义的诗，也让我刻骨铭心，相信这辈子也不会忘记。
与汪国真先生交往的第二个阶段，是若即若离，或者说是我不停地找他，“骚扰”他，而他不厌其烦。1998年底，我携着一批诗稿，来到北京寻求发展。出于对汪国真先生作品的喜爱，和一份青春期的情结，我首先便去找他。根据以往读他的书，和与他相关报道中的一些信息，我去了中国艺术研究院，去了文化艺术出版社，去了好一些可能找到他或得到他消息的地方，可是怎么也找不到他。后来，我找到了他的老领导，时任文化艺术出版社副社长的许庭钧先生，许先生指点我，告诉了我汪国真先生的地址，于是，我连续数十次去他家找他。结果他家里总是没有人。——后来才知那是他父母家。我很失望，却并不死心，继续找，果然在一个傍晚，遇到了他，当时他正有什么事，要出门，我便匆匆将来意说了一下，而他虽然说着——像你这样的读者，如果每一个都接待，我接待得过来吗？这样我听着能理解，却颇有些不舒服的话——毕竟他是名人，事务繁忙，再者，谁又能对一个素昧平生的人没一点戒心呢？但他也并没有拒人千里，而是很和善地将手机号码留给了我。于是我便开始了对他的“骚扰”。大约有两年多时间，我每隔半个月一个月，就给他打一回手机，翻来覆去地问候他，问他创作怎样，近况如何，请他多多保重，也谈谈我的发展，把我出版的诗集《真情》寄给他，等等等等。这样到了2002年的春天，我又一次拨打他手机时，国真先生接后便说——小高，你过来，我请你吃饭。于是我便过去了，与他有了第一次的面对面。而虽然那回跟国真先生交谈了不到两小时，也没有吃上他的饭，——因为那时国真先生正被媒体上传得沸沸扬扬的关于他开火锅店倒闭，穷困潦倒，靠卖字为生的事件所困扰，不断有朋友，记者，律师等找他……但由此，我也开始了与汪国真先生真正意义上的交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