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习录》当然存在问题。
作为语录体,记录的内容受到记录人个人因素的影响。简单来说就是,你听到别人讲一段话,是不可能完全忠实的复制下来的,可能你认为你听到的是这个内容然后记录下来,但这些记录出来的内容可能并不是说话人的意思。所以且不说阳明自身思想发展的复杂性(矛盾性),单单想到那句俗话就知道语录体的局限性和不确定性了——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这句话对于记录人来说也同样适用。
那么是否要因此完全否定《传习录》呢?也不是。或者说要正确的认识《传习录》,以正确的方式去阅读《传习录》,更进一步的说,要提高自己对阳明心学的理解水平。
阳明心学,不是王阳明一个人的事情,而是一个以王阳明为中心的实践团体的事情。《传习录》代表的是这个团体的集体意识,代表的是这个团体的实践纲领,也体现了这个实践团体的发展历史。
所以,要摆脱对王阳明的个人崇拜,而把目光提高的阳明心学是一个实践团体的层次上,你才真正得到打开阅读《传习录》的方式,才能真正的读懂《传习录》,才能真正的对阳明心学有一个“入门”级别的理解。
《传习录》最简单的结构就是:
1.上卷,属于阳明心学团体起势时期的作品,记录人多是一些受到的朱子学影响的人,朱子学与新兴的王学有什么不同、区别,或者说新兴的王学能否解决他们在朱子学里面遇到的困难,是他们最关注的问题,所以上卷的记录人所记录的就多是以上方面的内容。因此,这些内容的局限性就在于,记录人仍然是活在朱子学精神世界的人,所记录出来的东西必然与朱子学纠缠不清,加上阳明虽然在龙场悟道后确定了自己不同于朱子的精神世界,但在前期,该如何与朱子学做一个决断,阳明自己也还未真正的整理清楚。简言之,上卷,阳明的精神世界与朱子的精神世界仍然是紧密的纠缠在一起的,上卷的内容,是非常模糊、复杂、矛盾,甚至有的内容根本就不能称为真正的心学思想。
2.中卷,属于阳明心学团体得势时期的作品,一部分是阳明自己写的与朱子学派论战的文章,另一部分是阳明学直接就心学思想来教导本身生活在心学世界弟子的文章。这一时期的主要特点就是,从阳明来说,如何与朱子学做一个决断,阳明已经日渐清晰,所以这些阳明与朱子学派论证的文章能较为清楚的去解释清楚上卷所表现出来的种种模糊、复杂和矛盾,能去统摄上卷琐碎表达出来的真正的心学思想。从阳明的弟子来说,这些阳明自己亲自写文章的,所涉及到的弟子,应该属于从宋代开始大的心学传统里面出来的人,所以阳明跟他们讨论的东西,虽然也有涉及,但已经不再纠结于朱子学的问题域和世界图景,而是心学这个大传统自己的问题域和世界图景。中卷,阳明心学,开始真正的清楚的表达自己。
3.下卷,属于阳明心学团体盛势时期的作品。从内容来说,强调阳明晚期的思想,核心就是“致良知”,致良知的思想内涵当然可以说在龙场悟道时就有表达,但这三个字成为实践核心的核心,成为具有旗帜性的地位,则在下卷。这其中的关键就在于,下卷是阳明去世后编撰的,它真正的意图就是,确定编撰者,在阳明心学团体中正统的学术地位,他们就是阳明去世后,心学团体的宗盟(盟主),王龙溪(正盟主)和钱绪山(副盟主)。下卷有两个核心点,一是“致良知”,二是引出王龙溪和钱绪山的“四有四无”说,甚至可以说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引出王龙溪(毕竟是宗盟)。所以下卷,虽然点出“致良知”是阳明心学最后的核心思想,但下卷对“致良知”内涵的表达其实是比较空泛的,是对王阳明达到“致良知”这一境界后的“气象”描述,那么如何达到“致良知”呢?“致良知”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四有四无(四句教)。“致良知”要通过“四有四无”(四句教)来理解,“四有四无”(四句教)则就要去阅读王龙溪和钱绪山来了解。说白了,下卷的出版奠定了王龙溪一系人在阳明心学实践团体中的正统地位、盟主地位。
粗暴地说,上卷乃是阳明心学中的朱子学的人修的,而下卷则是阳明心学阳明去世不久被认为正统的领袖人物修的。这就牵引出了,阳明心学团体的学术公案,江右传统对浙中传统的批判,这种批判集中地表现在了黄宗羲的《明儒学案》中,黄宗羲编订《明儒学案》的最大学术目的就是,对浙中派是阳明心学正统进行翻案,对王龙溪为代表的这一系人进行批判,他所传承下来的这一派——江右派才是阳明心学的正统。而江右派的特点发展到后面的立场是朱王会同,他们所传承的就是《传习录》上卷所表达出来的精神世界,下卷“四有四无”(四句教)是他们批判的重点。
只有懂了这些背景,去读《传习录》,才能入门“心学”。进一步,懂为为什么下卷才是心学真正的核心思想,王龙溪为什么是阳明心学的正统传人,而黄宗羲他们江右派只能是心学的偏门,或者说他们自成一系,这一系在刘宗周那已经自成一系,开宗立派了,就可谓“登堂入室”了。他们两代表了阳明心学这一团体不同的实践纲领,王龙溪一系可称为“新教化(或新伦理)”,江右一系则可称为“建政”,这两系对明王朝的生死存亡有着重要的影响。明末遗民批判王学,无非就是“建政”甩锅“新伦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