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探索(2)
     前些时候有人不满意《伤痕》一类的小说，称之为“伤痕文学”，说是这类揭自己疮疤的作品让人看见我们自己的缺点，损害了国家的名誉。杨振宁教授也曾同我谈过这个问题。那天他来访问，我讲起我在第二十三篇《随想》中阐明的那种想法：“每个中国人都有责任把祖国建设成人间乐园。”他说，他相信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海外华人都热爱祖国。他又说他们从伤痕文学中看到祖国的缺点，有点担心。他的意思很明显，有病就得医治，治好了便是恢复健康。我说未治好的伤痕比所谓伤痕文学更厉害，更可怕，我们必须面对现实，不能讳疾忌医。
     但直到现在还有人认为只要掩住伤痕不讲，伤痕便可不医自愈，因此不怪自己生疮，却怪别人乱说乱讲。在他们对着一部作品准备拉弦发箭的时候，忽然把文学的作用提得很高。然而一位写了二十多年小说、接着又编写《中国服装史》二十年的老作家到今天还是老两口共用一张小书桌，连一间工作室也没有，在这里文学的作用又大大地降低了。
     为什么呢？在精通文学的人看来，可能非常简单，从来就是这样。但在不懂文学的我却越想越糊涂了。对我来说，文学的路就是探索的路。我还要探索下去。五十几年的探索告诉我：路是人走出来的。
     我也用不着因为没有给读者指出一条明确的路感到遗憾了。
     二月十五日

探索之三(2)
     四十几年过去了，我们两个都还活着，他放弃了文学技巧，改了行，可是取得了新的成绩。我的收获却不大，因为我有一个时期停止了探索，让时光白白地飞逝，我想抓这个抓那个，却什么也不曾抓住。今天坐在书桌前算了算账，除了惭愧外再也讲不出什么。失去了的时间是找不回来的。但是未来还不曾从我的手中飞走，我要抓紧它，我要好好地利用它。我要继续进行我生活中的探索，一直到搁笔的时候。     我不能说我的探索是正确的，不！但它是认真的。一九四五年我借一个小说人物的口说明我探索的目标：“变得善良些，纯洁些，对别人有用些。”
     那么我已经做到了？没有，远远没有！所以我今天仍然要说：我不是一个文学家，我也不想做一个艺术家，我只要做一个“善良些、纯洁些、对别人有用些”的人。为了这个，我决不放下我的笔。
     二月二十八日
探索之四
     人各有志。即使大家都在探索，目标也不尽相同。你想炫耀技巧，我要打动人心，我看不妨来一个竞赛，读者们会出来充当义务评判员。
     我在这里不提长官，并非不尊敬长官，只是文学作品的对象是读者。例如我的作品就不是写给长官看的，长官比我懂得多。当然长官也可以作为读者，也有权发表意见，但作者有权采纳或者不采纳，因为读者很多，长官不过其中之一。而作者根据“文责自负”的原则对他的作品负全部责任，他无法把责任推到长官的身上。任何人写文章总是讲他自己的话，阐述他自己的意见，人不是学舌的鹦鹉，也不是录音磁带。
     前些时候人们常常谈起“长官意志”，我在去年发表的《随想录》中也讲了我对“长官意志”的看法。我认为长官当然有长官的意志。长官的意志也可能常常是正确的。长官也做报告，发表文章。这些报告和文章中所表达的就是长官的意志，而且它们大都是人们学习的材料。我没有理由盲目反对任何长官的意志，可是我无法按照别人的意志写作，哪怕是长官的意志。我有过一些奇怪的经历。五十年代有一份杂志的编辑来向我组稿，要我写一篇报道一位劳动模范的文章，人是编辑同志指定的，是一位技术员，编辑同志给了我一些材料，又陪我去采访他一次。我写好文章，自己看看，平平常常，毫无可取之处，但是到期又不能不把稿子送出去。结果文章不曾在杂志上刊出，编辑同志不好意思退稿，就把文章转给一份日报发表了。今天回想起来，我觉得编辑的“意志”并不错，错在我按照别人的意志写作。当时我也为这种事情感到苦恼，但是我总摆脱不了它。为什么呢？大概是编辑同志们的组稿技巧常常征服了我吧。这位去了那位来，仿佛组稿的人都是雄辩家，而且都是为一个伟大目标服务的。我无法拒绝他们的要求，也可能是我的思想不解放。我总以为过去所作所为全是个人奋斗、为自己，现在能照刊物的需要办事，就是开始为人民服务。这种想法，我今天觉得很古怪，可是当时我的确这样想、这样做，在“文革”的头三年中我甚至认为让我在作家协会传达室工作也是幸福，可是“四人帮”的爪牙却说我连做这种工作也不配。因此我只好经常暗中背诵但丁的诗篇，想象自己就站在阿刻龙特（Acheronte）河岸上，等着白头发的卡隆（Caron）把我当做“邪恶的鬼魂”渡过去。①   真是一场但丁式的噩梦啊！
     现在大梦已醒，我不再想望在传达室里度过幸福的晚年了。我还是要写作，而且要更勤奋地写作。不用说，我要讲我自己心里的话，表达我自己的意志。有人劝我下笔时小心谨慎，头伸得长些，耳朵放得尖些，多听听行情，多看看风向，说是这样可以少惹是非，平平安安地活到八十、九十。好意可感，让我来试一下，也算是一种探索吧。但这是为聪明人安排的路。我这个无才、无能的人能走吗？
     二月二十九日

去你妹的度娘 去你妹的和谐 发个巴老先生的散文 你也和谐

春蚕
     我在中国“文坛”上混了五十几年，看样子今后还要混下去，一直到我向人世举行“告别宴会”为止。我在三十年代就一再声明我只是一名“客串”，准备随时搁笔，可是我言行不能一致，始终捏住我那枝秃笔不放，无怪乎后来激起了“四人帮”及其爪牙们的“公愤”，他们将我“打翻在地，踏上一脚”，要叫我“永世不得翻身”。他们的确把我赶出了文坛。我自己没有办到的事他们办到了，这也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吧。但可惜不多久“四人帮”及其爪牙们忽然无踪无影，我说不出他们躲到哪里去了，不过我知道有不少的人真想一口一口地咬他们身上的肉。
     由于读者们的宽大，我又回到了文坛。我拿起了被夺去十年的笔，而且参加了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阔别十七载的友好邻邦。对日本朋友、对日本读者我也说我不是文学家，我缺乏文学修养，但是我有一颗真诚的心，我把心掏出来交给朋友，交给读者。我对一位日本作家说，我不是文学家，所以我不用管文学上的什么清规戒律。只要读者接受，我的作品就能活下去。文学事业是人民的事业，而且是世界人民的事业，这个事业中也有我的一份。除非我永远闭上眼睛，任何人也不能再一次夺走我的笔。
     我从日本回来，有人紧张地告诉我某某“首长”做了报告，某某“首长”讲了话。有人担心地问我：“你看会不会收？”我笑笑。长官讲话，做报告，都是正常的事。奇怪的是有些作家喜欢伸起头辨风向，伸起鼻子闻闻空气中有什么气味，以便根据风向和气味写文章。这样的作家并不是我们国家的特产，别的国家也有，只是各人的想法不同，在资本主义国家里有的是另一种行情。写文章不动自己的脑筋，却依照上级的指示下笔，其实这种事古已有之，至少我小时候就见过，我父亲在广元县做知县的时候，他就叫人照他的意思写文章，例如送某某太夫人的“寿序”之类。后来民国成立了，我二叔在家开办“律师事务所”，聘请了一位姓郑的书记（当时的确称“书记”），我常常去事务所同他下象棋，我就看见我二叔交给他写应酬文章的任务，二叔怎么说，他就怎么写。在成都正通顺街有我的老家，一九五六年十二月我回到成都，由于亡友李宗林市长的安排，我在我十几岁时的住房窗下徘徊了十多分钟。李宗林同志后来在“文革”期间遭受迫害悲惨死去，与我有关的房屋大概已经拆光，半个多月前我在京都遇见一位日本朋友，他送给我一叠他拍摄的照片，我只认出来一棵树和一口井。就在这个老家里我几十年前读到一本《醉墨山房仅存稿》，那是我的曾祖李璠的遗著，倘使我没有记错的话，他的文集里有几篇像《圣寿六旬赋》、《徐母李太宜人寿序》这样的文章，都是他替别人写的或者按照他的上级的意志写的作品，我当时读了就起反感，一直保留住这样一种想法：为了吃饭而活着、为了吃饭而写文章是很不幸的事。但我的曾祖并不是一个作家。一九二七年春天我在巴黎开始写小说，我的启蒙老师是《忏悔录》的作者卢骚（梭），我当时一天几次走过他的铜像前，我从他那里学到的是：讲真话，讲自己心里的话。最近我以中国作家的身份访问日本，同日本朋友交谈起来，我讲的仍然是这样几句话。日本朋友要我谈我五十年的文学生活，我的经验很简单，很平常，一句话：不说谎，把心交给读者。
     我开始写小说的时候，我是一个住在巴黎拉丁区的中国穷学生，我没有长官，也没有上级。今天在探索了五十年之后我虽然伤痕遍体，但是我掏出来交给读者的仍然是那一颗燃烧的心，我只能写我自己心里的话，而且是经过反复思考之后讲出来的话。我从小就喜欢李商隐的一句诗：“春蚕到死丝方尽。”有人引用时把它改做“春蚕到死丝不断”，改得也好。在广元县我母亲带着我两个姐姐养蚕，我看见蚕茧在锅里煮着，还不断地吐出丝来，可见春蚕到死丝也不尽。七十年来这个景象常常浮现在我的脑子里。这一次访问日本，我每天睡得晚，想得多，住在现代化的客房里，我不开电视机，也不听音乐，我默默地坐在扶手椅上深思苦想，给每一天的活动作总结。我们对谈时日本剧作家木下顺二先生向我提出退休的问题，他说在日本像我这样年纪的作家可以放下笔隐居了，他是我的一位老朋友，很可能在半开玩笑，因为同我相熟的几位日本作家比我小不了几岁，今天却仍然十分活跃。木下先生的一句话引起了我不少的回忆。在广岛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豪华旅馆里我写成第二篇讲话稿《我和文学》，回答了木下先生：我决不放下我的笔。这些时候我一直摆脱不掉锅里蚕茧的景象。我说：我写作一不为吃饭，二不为出名。我藏在心里没有说出来的话是：我是春蚕，吃了桑叶就要吐丝，哪怕放在锅里煮，死了丝还不断，为了给人间添一点温暖。
     但是到现在为止蚕只能吐自己的丝，即使是很有本领的现代化养蚕人吧，他也不见得能叫蚕替他吐丝。
     现代科学正在迅猛发展，真是前程似锦！一个人倘使不用自己的脑子思索，一个作家倘使不照自己思考写作，不写自己心里的话，那么他一定会让位给机器人，这是可以断言的。
     四月二十八日


怀念烈文(3)
     我仿佛也参加了老朋友的葬礼，我仿佛看见他“冷冷静静地走上他最后一段路程”。长时期的分离并不曾在我们之间划一道沟，一直到死他还是我所认识的黎烈文。
     “埋头写作，不求闻达”，这是他从福建的那段生活中、从到台湾初期碰钉子的生活中得到的一点教训吧，我起初是这样想的，但接着我便想起来：三十年代在上海他不也就是这样吗？那么我可以这样说吧：有一段时期他丢开了写作，结果他得到了惩罚。但最后二十几年中他是忠于自己的，因此在他工作过的地方出现了许多“从黎先生那里直接间接获得很多东西的文化界人士。”
     用不着我替死者摘帽，用不着我替他揩拭污泥，泥水四溅、帽子乱飞的日子是一去不复返的了。那一笔算不清的糊涂账就让它给扔到火里去吧。在那种时候给戴上一顶“反动”的帽子是不幸的事，但是不给戴上帽子也不见得就是幸运。一九五七年我不曾给戴上“右派”帽子，却写了一些自己感到脸红的反“右”文章，并没有人强迫我写，但是阵线分明，有人一再约稿，怎么可以拒绝！“文革”期间我靠边早，没有资格批判别人，因此今天欠债较少。当然现在还有另一种人，今天指东，明天指西，今年当面训斥，明年点头微笑，仿佛他一贯正确，好像他说话从不算数。人说“盖棺论定”，如今连这句古话也没有人相信了。有的人多年的沉冤得到昭雪，可是骨头却不知道给抛到了什么地方；有的人的骨灰盒庄严地放在八宝山公墓，但在群众的心目中他却是无恶不作的坏人。我不断地解剖自己，也不断地观察别人，我意外地发现有些年轻人比我悲观，在他们的脑子里戴帽或摘帽、溅不溅污泥都是一样。再没有比“没有信仰”、“没有理想”更可悲的了！
     我不能不想起那位在遥远地方死去的亡友。我没有向他的遗体告别，但是他的言行深深地印在我的心上。埋头写作，不求闻达，“不多取一分不属于自己的东西”，这应当是他的遗言吧。
     只要有具体的言行在，任何花言巧语都损害不了一个好人，黑白毕竟是混淆不了的。
     五月二十四日

世界语(1)
     上一篇《随想》还是在病院里写成的。出院不久我到北欧去了一趟，出国前我又患感冒，到达斯德哥尔摩时，发了支气管炎，有了上次的教训，我就老老实实地对我国驻瑞典使馆的同志讲了。晚上有一位从上海来进修的医生给我治疗。第二天使馆的同志们给我送稀饭、送面条、送水果来，我在旅馆里也感到了家庭的温暖。前一天我下飞机的时候还以为自己到了一个陌生的城市，第二天我却见到了这么多的亲人。在瑞典的首都我住不到两个星期，可是我过得轻松愉快。离开这个由无数个小岛构成，由七十多道桥连接起来的风景如画的和平城市的时候，我觉得自己是个健康的人。
     我是去出席第六十五届国际世界语大会的。我究竟在什么时候开始学习世界语，我自己也讲不清楚，可能是一九一八年，即五四运动的前一年，也有可能是一九二一年。但是认真地学它，而且继续不断地学下去，却是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五年的事情。我在南京上学，课余向上海世界语书店函购了一些书，就一本一本地读下去，书不多，买得到的全读了。因为是自修，专门看书，说话不习惯。后来我到法国常和两三个朋友用世界语通信。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初我回到上海，住在旅馆里，友人索非来看我，他当时还担任上海世界语学会的秘书或干事一类的职务。他说：“学会的房子空着，你搬过来住几天再说。”我就搬了过去，在鸿兴坊上海世界语学会的屋子里搭起帆布床睡了将近半个月，后来在附近的宝光里租到屋子才离开了鸿兴坊。但从这时起我就做了学会的会员，不久又做了理事，也帮忙做一点工作。我还根据世界语翻译了几本书，如意大利爱·德·亚米西斯的独幕剧《过客之花》、苏联阿·托尔斯泰的剧本《丹东之死》、日本秋田雨雀的独幕剧《骷髅的跳舞》、匈牙利尤利·巴基原著的中篇小说《秋天里的春天》。一直到一九三二年“一·二八”事变，日军的炮火使鸿兴坊化为灰烬，我才搬出了闸北，上海世界语学会终于“消亡”，我也就离开了世界语运动。
     在十年浩劫中“四人帮”用“上海市委”的名义把我打成“不戴帽”的“反革命”，剥夺了我写作的权利。我后来偷偷地搞点翻译，空下来时也翻看家里有的一些世界语书，忘记了的单字又渐渐地熟悉起来，我仿佛回到了青年时代，对世界语的兴趣又浓了。所以我出席了今年举行的国际世界语大会。几十年前我就听人讲起这样的国际大会。在上海世界语学会里我只是偶尔听见人用世界语交谈。现在来到大会会场，会场内外，上上下下，到处都是亲切的笑脸，友好的交谈，从几十个国家来的人讲着同样的语言，而且讲得非常流畅、自然。在会场里人们报告、讨论，用世界语就像用本民族语言那样地纯熟。坐在会场里，我觉得好像在参加和睦家庭的聚会一样。对我来说这是第一次，但是我多年来盼望的、想象的正是这样，我感到遗憾的只是自己不能自由地使用这种语言，它们从别人口里出来像潺潺的流水，或者像不绝的喷泉；有时又很像唱歌或者演奏乐曲，听着听着甚至令人神往，使人陶醉。但是它们从我的嘴里出来，却像一些不曾磨光的石子堵在一处，动不了。不过我并不灰心，我们中国代表团里的年轻人讲得好，讲得熟。他们交了不少新朋友，他们同朋友们谈得很融洽，希望在他们的身上。
     我去北欧前，友人几次劝我不要参加这次大会，甚至在动身前一两天，还有一位朋友劝阻我，他认为我年纪大了，不应当为这样的会奔波。他们都没有想到这些年，我一直关心国际语的问题，经过这次大会，我对世界语的信念更加坚强了。世界语一定会成为全体人类公用的语言。
     中国人把Esperanto称为“世界语”，我认为这种译法很好。经过九十三年的考验，波兰人柴门霍甫大夫创造的Espe — ranto成了全世界人民所承认的惟一的“世界语”了。它已经活起来，不断地丰富、发展，成了活的语言。我开始学习世界语的时候只有一本薄薄的卡伯（Kabe）博士的字典，现在我可以使用一千三百页的插图本大字典了。世界语的确在发展，它的用途在扩大，参加大会的一千七百多人中间，像我这样的老年人只占少数，整个会场里充满了朝气，充满了友情。
     在斯德哥尔摩我还有一些瑞典朋友，因此我也有不少会外活动。朋友们见面首先问我关于世界语的事情，他们不大相信它会成为真正的“世界语”。我便向他们宣传，说明我的看法：世界语一定会大发展，但是它并不代替任何民族、任何人民的语言，它只能是在这之外的一种共同使用的辅助语。每个民族都可以用这种辅助语和别的民族交往。我常常想：要是人人都学世界语，那么会出现一种什么样的新形势，新局面！倘使在全世界就像在大会会场一样，那该有多好！世界语是易学易懂的，这是人造语的长处，不仅对于欧洲人，对于我们亚洲人，对其他的民族也是如此。但即使是人造语吧，它既然给人们使用了，活起来了，它就会发展、变化，而且一直发展、变化下去，由简单变为复杂，由贫乏变为丰富、更丰富……而且积累起它的文化遗产……
     从国际世界语大会的会场，回到上海西郊的书斋，静夜里摊开那本厚厚的世界语大字典，我有很多的感想。想到我们的文字改革的工作，我不能不发生一些疑问：难道我们真要废除汉字用汉语拼音来代替吗？难道真要把我们光辉的、丰富的文化遗产封闭起来不让年轻人接触吗？我并不完全反对文字的简化，该淘汰的就淘汰吧，但是文字的发展总是为了更准确地表达人们的复杂思想，决不只是为了使它变为更简单易学。在瑞典、在欧洲、在日本……人们每星期休息两天，难道我们中国人就永远忙得连学习的工夫也没有！忙得连多认一两个字的时间也没有！忙得连复杂的思想也不会有？！我们目前需要的究竟是提高人民的文化水平，还是使我们的文字简单再简单，一定要斗斗不分、面面相同？我不明白。在九亿人口的国家里，文字改革是大家的事情，慎重一点，听听大家的意见，总没有害处。


再论说真话(2)
     那些时候，那些年我就是在谎言中过日子，听假话，说假话，起初把假话当做真理，后来逐渐认出了虚假；起初为了“改造”自己，后来为了保全自己；起初假话当真话说，后来假话当假话说。十年中间我逐渐看清楚十座阎王殿的图像，一切都是虚假！“迷魂汤”也失掉了效用，我的脑子清醒，我回头看背后的路，还能够分辨这些年我是怎样走过来的。我踏在脚下的是那么多的谎言，用鲜花装饰的谎言！
         哪怕是给铺上千万朵鲜花，谎言也不会变成真理。这样一个浅显的道理，我为它却花费了很长的时间，付出了很高的代价。
     人只有讲真话，才能够认真地活下去。
     十月二日

写真话
     朋友王西彦最近在《花城》①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讲我们一起在“牛棚”里的一些事。文章的标题是《炼狱中的圣火》，这说明我们两个人在“牛棚”里都不曾忘记但丁的诗篇。不同的是，我还在背诵“你们进来的人，丢开一切的希望吧”②，我还在地狱里徘徊的时候，他已经走向炼狱了。“牛棚”里的日子，这种荒唐而又残酷、可笑而又可怕的生活是值得一再回忆的。读了西彦的文章，我仿佛又回到了但丁的世界。正如西彦所说，一九六六年八月我刚在机场送走了亚非各国的作家，“就被当做专政对象，关进了‘牛棚’。”他却是第一个给关进上海作家协会的“牛棚”的，用当时的习惯语，就是头一批给“抛出来的”。他自己常说，他在家里一觉醒来，听见广播中有本人的名字，才知道在前一天的大会上上海市长点了他的名，头衔是“反党、反革命分子”。他就这样一下子变成了“牛”。这个“牛”字是从当时（大概是一九六六年六月吧）《人民日报》的一篇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来的。“牛鬼蛇神”译成外文就用“妖怪”（Monster）这个字眼。我被称做“妖怪”，起初我也想不通，甚至痛苦，我明明是人，又从未搞过“反党”、“反革命”的活动。但是看到“兴无灭资”的大字报，人们说我是“精神贵族”，是“反动权威”；人们批判我“要求创作自由”；人们主张：“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我就逐渐认罪服罪了。
     我是真心“认罪服罪”的，我和西彦不同，他一直想不通，也一直在顶。他的罪名本来不大，因为“顶”，他多吃了好些苦头，倘使“四人帮”迟垮两三个月，他很有可能给戴上“反革命”的帽子。一九六七年在巨鹿路作家协会的“牛棚”里，我同西彦是有分歧的，我们不便争吵，但是我对他暗中有些不满意。当时我认为我有理，过两年我才明白，现在我更清楚：他并不错。我们的分歧在于我迷信神，他并不那么相信。举一个例子，我们在“牛棚”里劳动、学习、写交代，每天从大清早忙到晚上十点前后，有时中饭后坐着打个盹，监督组也不准。西彦对这件事很不满，认为这是有意折磨人，很难办到。而且不应照办。我说既然认真进行“改造”，就不怕吃苦，应当服从监督组的任何规定。我始终有这样的想法：通过苦行赎罪。而据我看西彦并不承认自己有罪，现在应当说他比我清醒。读他的近作，我觉得他对我十分宽容，当时我的言行比他笔下描写的更愚蠢、更可笑。我不会忘记自己的丑态，我也记得别人的嘴脸。我不赞成记账，也不赞成报复。但是我决不让自己再犯错误。
     十年浩劫决不是黄粱一梦。这个大灾难同全世界人民都有很大的关系，我们要是不搞得一清二楚，作一个能说服人的总结，如何向别国人民交代！可惜我们没有但丁，但总有一天会有人写出新的《神曲》。所以我常常鼓励朋友：“应该写！应该多写！”
     当然是写真话。
     十月四日


附录：我和文学(2)
     于是，我想起了一九四四年我向读者许下的愿，我用读者的口说出对作家们的要求：“你们把人们的心拉拢了，让人们互相了解，你们就是在寒天送炭、在痛苦中送安慰的人。”我要写，我要奋笔写下去。首先我要使自己“变得善良些、纯洁些、对别人有用些。”
     我快要走到生命的尽头了。我不愿意空着双手离开人世，我要写，我决不停止我的笔，让它点燃火狠狠地烧我自己，到了我烧成灰烬的时候，我的爱、我的恨也不会在人间消失。
     四月九日凌晨一时在广岛写完


现代文学资料馆(2)
     点着火柴烧毁历史资料的人今天还是有的；以为买进了最新的机器就买进了一切的人也是有的。但是更多的人相信我们需要加强我们的民族自豪感，提高对我们民族精神的认识。认识自己，认识我们的文学，认识中国人民的心灵美。我们有一个丰富的矿藏，为什么不建设起来好好地开采呢？
     我那些美好的梦景一定会成为现实，我的愉快的微笑并不是毫无原因的。
         四月四日杭州

致《十月》(2)
     我从来没有把写作当做成名成家的道路。作家不过是一种职业，一个工作岗位。作家不是一种资格，不是一种地位，不是一种官衔。我重视、热爱这个职业、这个岗位，因为我可以用我的笔战斗，通过种种考验为读者、为人民服务。我做梦也没有想到作家会是“社会名流”或者“太平绅士”或者“万应膏药”。我决不相信作家可以脱离作品而单独存在，可以用题字、用名字、用讲话代替自己的文章。我常常静夜深思，难道我当初拿笔写作，就是为了大写“苦学自学”的经验谈，引导青年如何青云直上，充当各种活动、各种场面的装饰品？难道我所有辛勤的劳动都是为了个人的名利，我一切热情的语言都是欺骗读者的谎话？
     有时我的思想似乎进入了迷宫，落到了痛苦的深渊，束手无策，不知道怎样救出自己。忽然我的眼前出现了一位老人的笑颜，我心安了。五十年来他的眼睛一直在注视我。真是一位难得的好编辑！他不是白白地把我送进了“文坛”，他以身作则，给我指出为文为人的道路，我们接触的时间不多，他也少给我写信，但是在紧要关头，他对我非常关心，他的形象也是对我的支持和鼓励。我的文集开始发行的时候，我写了一封信感谢他。“四人帮”垮台后我每年去北京都要到他府上探望，他听觉减退，我们交谈已有困难。但是同他会见，让他知道我的脑子还很清楚，使他放心，我自己也仿佛尽了责任。我们最近两次会见，叶圣老都叫人摄影留念，我收到他从北京寄来的照片，我总是兴奋地望着他的笑脸对人说：“这是我的责任编辑啊！”我充满了自豪的感觉。我甚至觉得他不单是我的第一本小说的责任编辑，他是我一生的责任编辑。
     对编辑同志，对那些默默无闻、辛勤工作的人，除了表示极大的敬意外，我没有别的话可说了。但是我记得作家们抱怨过编辑同志的朱笔无情，那么我就向同志们提出一个小小的要求：现在“文责自负”，就让作者多负点责任吧。我一生改过不少人的文章，自己的文章也让不少编辑删改过，别人改我的文章，如果我不满意，后来一定恢复原状。我的经验是：有权不必滥用，修改别人文章不论大删小改，总得征求作者同意。我当编辑的时候，常常对自己说：“要小心啊，你改别人文章，即使改对了九十八处，你改错了两处，你就是犯了错误。最好还是笔下留情，一，可以不改的就不改，或者少改；二，一切改动都要同作者商量。”我现在还是这样看法。
     以上只是我对一般编辑工作的意见。这个小小的要求并不是向《十月》提出的。很惭愧，说到《十月》，我就想起那一笔不曾偿还的文债。《十月》创刊的时候我答应投稿，可是三年中我没有给刊物寄过一行文字。看来，我再也写不出适合刊物的像样文章了，编辑同志不会责怪我。但是作为读者，我读到好的作品就想起编辑们的勤劳和苦心，既高兴又感谢。刊物在发展，在前进。读者的眼光永远注视着你们前进的脚步，奋勇直前吧，亲爱的朋友们。
     七月二十五日

怀念鲁迅先生(1)
     四十五年了，一个声音始终留在我的耳边：“忘记我。”声音那样温和，那样恳切，那样熟悉，但它常常又是那样严厉。我不知对自己说了多少次：“我决不忘记先生。”可是四十五年中间我究竟记住一些什么事情？！
     四十五年前一个秋天的夜晚和一个秋天的清晨，在万国殡仪馆的灵堂里我静静地站在先生灵柩前，透过半截玻璃棺盖，望着先生的慈祥的面颜，紧闭的双眼，浓黑的唇髭，先生好像在安睡。四周都是用鲜花扎的花圈和花篮，没有一点干扰，先生睡在香花丛中。两次我都注视了四五分钟，我的眼睛模糊了，我仿佛看见先生在微笑。我想，要是先生睁开眼睛坐起来又怎么样呢？我多么希望先生活起来啊！
     四十五年前的事情仿佛就发生在昨天。不管我忘记还是不忘记，我总觉得先生一直睁着眼睛在望我。
     我还记得在乌云盖天的日子，在人兽不分的日子，有人把鲁迅先生奉为神明，有人把他的片语只字当成符咒；他的著作被人断章取义、用来打人，他的名字给新出现的“战友”、“知己”们作为装饰品。在香火烧得很旺、咒语念得很响的时候，我早已被打成“反动权威”，做了先生的“死敌”，连纪念先生的权利也给剥夺了。在作协分会的草地上有一座先生的塑像。我经常在园子里劳动，拔野草，通阴沟。一个窄小的“煤气间”充当我们的“牛棚”，六七名作家挤在一起写“交代”。我有时写不出什么，就放下笔空想。我没有权利拜神，可是我会想到我所接触过的鲁迅先生。在那个秋天的下午我向他告了别。我同七八千群众伴送他到墓地。在暮色苍茫中我看见覆盖着“民族魂”旗子的棺木下沉到墓穴里。在“牛棚”的一个角落，我又看见了他，他并没有改变，还是那样一个和蔼可亲的小小老头子，一个没有派头、没有架子、没有官气的普通人。
     我想的还是从前的事情，一些很小、很小的事情。
     我当时不过是一个青年作家。我第一次编辑一套《文学丛刊》，见到先生向他约稿，他一口答应，过两天就叫人带来口信，让我把他正在写作的短篇集《故事新编》收进去。《丛刊》第一集编成，出版社刊登广告介绍内容，最后附带一句：全书在春节前出齐。先生很快地把稿子送来了，他对人说：他们要赶时间，我不能耽误他们（大意）。其实那只是草写广告的人的一句空话，连我也不曾注意到。这说明先生对任何工作都很认真负责。我不能不想到自己工作的草率和粗心，我下决心要向先生学习，才发现不论是看一份校样，包封一本书刊，校阅一部文稿，编印一本画册，事无大小，不管是自己的事或者别人的事，先生一律认真对待，真正做到一丝不苟。他印书送人，自己设计封面，自己包封投邮，每一个过程都有他的心血。我暗中向他学习，越学越是觉得难学。我通过几位朋友，更加了解先生的一些情况，了解越多我对先生的敬爱越深。我的思想、我的态度也在逐渐变化。我感觉到所谓潜移默化的力量了。
     我开始写作的时候，拿起笔并不感到它有多么重，我写只是为了倾吐个人的爱憎。可是走上这个工作岗位，我才逐渐明白：用笔作战不是简单的事情。鲁迅先生给我树立了一个榜样。我仰慕高尔基的英雄“勇士丹柯”，他掏出燃烧的心，给人们带路，我把这幅图画作为写作的最高境界，这也是从先生那里得到启发的。我勉励自己讲真话，卢骚（梭）是我的第一个老师，但是几十年中间用自己的燃烧的心给我照亮道路的还是鲁迅先生。我看得很清楚：在他，写作和生活是一致的，作家和人是一致的，人品和文品是分不开的。他写的全是讲真话的书。他一生探索真理，追求进步。他勇于解剖社会，更勇于解剖自己；他不怕承认错误，更不怕改正错误。他的每篇文章都经得住时间的考验，他的确是把心交给读者的。我第一次看见他，并不感觉到拘束，他的眼光，他的微笑都叫我放心。人们说他的笔像刀一样锋利，但是他对年轻人却怀着无限的好心。一位朋友在先生指导下编辑一份刊物，有一个时期遇到了困难，先生对他说：“看见你瘦下去，我很难过。”先生介绍青年作者的稿件，拿出自己的稿费印刷年轻作家的作品。先生长期生活在年轻人中间，同年轻人一起工作，一起战斗，分清是非，分清敌友。先生爱护青年，但是从不迁就青年。先生始终爱憎分明，接触到原则性的问题，他决不妥协。有些人同他接近，后来又离开了他；一些“朋友”或“学生”，变成了他的仇敌。但是他始终不停脚步地向着真理前进。
     “忘记我！”这个熟悉的声音又在我的耳边响起来，它有时温和有时严厉。我又想起四十五年前的那个夜晚和那个清晨，还有自己说了多少遍的表示决心的一句话。说是“决不忘记”，事实上我早已忘得干干净净了。但在静寂的灵堂上对着先生的遗体表示的决心却是抹不掉的。我有时感觉到声音温和，仿佛自己受到了鼓励，我有时又感觉到声音严厉，那就是我借用先生的解剖刀来解剖自己的灵魂了。
     二十五年前在上海迁葬先生的时候，我做过一个秋夜的梦，梦景至今十分鲜明。我看见先生的燃烧的心，我听见火热的语言：为了真理，敢爱，敢恨，敢说，敢做，敢追求。……但是当先生的言论被利用、形象被歪曲、纪念被垄断的时候，我有没有站出来讲过一句话？当姚文元挥舞棍子的时候，我给关在“牛棚”里除了唯唯诺诺之外，敢于做过什么事情？

可恶的和谐 将吧老先生这部作品毁了一半！！！！！！！！！！！

《人到中年》
     几个月前我的一个侄女从遥远的边疆写信来说：“我们工作很忙，设计任务一个接着一个。作为技术骨干，总想把自己的一切都投到四化中去，加班加点经常工作到深夜，回到家中，家务劳动又重，真有筋疲力尽之感。最近《收获》中《人到中年》里的陆大夫就是我们这些中年科技人员的写照。……一些基层干部总喜欢那些‘唯唯诺诺’、无所作为的人，而对我们这些‘大学生’总有些格格不入……”     《人到中年》是谌容同志的中篇小说，陆大夫是小说中的主人公眼科医生陆文婷。半年多来我听见不少的人谈论这部小说，有各种各样的看法；起初还听说有一份省的文艺刊物要批判它。以后越来越多的读者出来讲话，越来越多的读者在小说中看见了自己的面影。的确到处都有陆大夫，她（他）们就在我们的四周。她（他）们工作、受苦、奋斗、前进，或者做出成绩，或者憔悴死去……小说真实地反映了我们的现实生活。
     三十年来我对自己周围的一切绝非视若无睹。但是读了《人到中年》后我一直忘不了这样一个事实：今天在各条战线上干工作、起作用，在艰苦条件下任劳任怨、鞠躬尽瘁的人多数是解放后培养出来的一代知识分子，也就是像陆文婷那样的“臭老九”。（“臭老九”这个称号固然已经不用了，但是在某些人的心里它们还藏得好好的、深深的，准备到时候再拿出来使用。）正是靠了这无数默默地坚持工作的中年人，我们的国家才能够前进。要搞“四化”，即使是搞中国式的“四化”吧，也离不开他们。那么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改善他们的工作条件，让他们心情舒畅，多做工作、多做贡献，有什么不好？！即使办不到这个，把他们的真实情况写出来，让大家多关心他们，多爱护他们，又有什么不好？！
     读了小说的人没有不同情陆大夫的处境；但是我更敬佩她的“勇气和毅力”，敬佩她那平凡的不自私，她那没有尘埃的精神世界使我向往，使我感动。有人说作者不应该把陆大夫的遭遇写得那样凄惨，也不应该在“外流”的姜亚芬医生的身上倾注太多的同情；还有人责备作者“给生活蒙一层阴影”。有人质问：“难道我们新社会就这样对待知识分子？”“难道外流的人会有爱国心？”但是更多的人，越来越多的人却说：“小说讲了我们心里的话。”
     我们已经吃够了谎言的亏，现在到了多讲真话的时候了。我们的生活里究竟有没有阴影，大家都知道，吹牛解决不了问题。我喜欢这本小说。我有这么一个习惯，读了好的作品，我会感到心灵充实，我会充满对生活的热爱；我有一种愿望，想使自己变得善良些、纯洁些、对别人有用些。《人到中年》写了我们社会的缺点，但作者塑造的人物充满了爱国主义的感情，这种感情不是空洞的、虚假的，而是深沉的，用行动表示出来的。我接触到她（他）们的心，我更想到我那位遍体伤痕的母亲，我深深感觉到我和祖国血肉相连的关系。是她把我养育大的，是她使我拿起笔走上文学道路的，我从她那里不断地吸取养料。她有伤，所有她的儿女都应当献出自己的一切给她治疗。陆大夫就是这样的人，她就是不自私地献出一切的。在中国她（他）们何止千千万万！同她（他）们一起为社会主义祖国尽力，我感到自豪，我充满信心。还有姜亚芬医生，对她，对她（他）们，祖国母亲也会张开两只胳膊欢迎。难道海外华侨就不热爱祖国？难道外籍华人对故土就没有感情？只要改善工作条件，“外流”也可以变为“内流”。建设新中国，人人有责任。这个伟大的、严肃的工作决不是少数人可以垄断的，文学的事业也是这样，一部作品的最好的裁判员是大多数的读者，而不是一两位长官。作者在作品里究竟是说真话还是贩卖谎言，读者们最清楚。
     九月二十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