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7月5日我被戴上了手铐

忘不了我哥当着父母的面，顺手抓起一把斧子，又递给他的儿子一把砍刀的那一幕。记得当时，我没有丝毫的害怕和胆怯，充盈心中的只有恼怒和愤恨。我迎着亲哥哥的斧头静静地走过去，是哥哥的儿子拉住了他。当父母上前规劝他的时候，他回报父母的居然是大声地辱骂。过了几分钟，当我拿出了我哥亲自写的欠条，他立刻就理亏了，亲口承认欠我7万块钱的事实。
      但是，他说没钱，想把他那辆花1.5万块钱买的二手夏利车抵给我，算两万块钱，另外再给我打一张5万块钱的欠条。我不同意。第一：那辆夏利车对我来说没有一点用处，更何况挂的是四川的牌照。第二：我要那么多欠条有什么用？与其给我一张欠条，还不如先还我5千块钱来的有诚意。


当时村里的人已经越围越多，人们听了事情的原委之后，在旁边都交头接耳，纷纷议论。还有不少人暗骂我哥言而无信，六亲不认。我哥的脸色一变再变。连我们的村长都亲自出面，劝他信守承诺，先还我一部分钱。我哥只是把迅速写好的5万块钱的欠条递过去，让乡亲们纷纷传阅，一再表示没有现钱。乡亲们不停地规劝他，但是他却毫不动摇，最后干脆抛下“车子就是抵给你了，我坚决不要了。”然后弃车而走。


当晚9点多钟，我哥又和村里一位正直的舅舅一起来到我爸妈居住的院子，并把已经入睡的我叫了起来，说有事相商。我落座以后，我哥表明他的意思：那辆夏利车坚决算两万块钱抵给我，另外再给我一张3万块钱的欠条，一年之内他把3万块钱还清，从此一笔勾销，两不相欠。我当然不同意。那个从中调解的舅舅也不认同我哥的建议，再次好言相劝的时候，我哥气呼呼地扔下一句“反正夏利车是给定你了。”然后，就离开了。


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我哥，也没有接到他的电话，更没接到他的任何短消息。谁知，到了3月9日，我居然接到了法院的传票，说我哥到法院起诉了，理由是我带人使用暴力抢走了他的夏利车。
      村里人听说这个消息以后，都格外震惊，从那以后，街头巷尾都在议论着我们兄妹之间的事情，人们不停地骂我哥背信弃义，丧失人性。人们都劝我，不用理他就是，法院会下来调查的。
      于是，我并没有理会他。据村里人说，我哥在大年初四就已经离开河南去四川了，在家起诉我的一定是我嫂子了。


4月9日，趁着礼拜天，我带着孩子回娘家看望父母。嫂子特意从她居住的村子最南头，追至我父母居住的最北头，追到屋里对我展开攻击，不堪入耳的谩骂让村里当时在场的人们纷纷指责她失德。当我的父母闻讯出来一问究竟的时候，嫂子居然对父母也大骂不止。好心的邻居极力拉住她，我和父母刚转身回屋，嫂子当着众乡亲的面，拿出手机，给我哥打电话说。是我伙同父母，三个人欺负她一个人。此举让当时在场的乡亲都气愤不已。
       当晚，我哥就从四川给不少人打电话，说我伙同父母欺负他老婆一个弱女子，并说“不要欺人太甚，惹急了‘兔子也要咬人的’。”当事情的真相纷纷扬扬传出以后，人们更加震惊了。


4月份，官司开庭的时候，我哥当然没有到庭，我嫂子也没有到庭，是他们委托的一个律师到场了。他的律师拿出了两份证词，一份签名是丁建民，一份签名是我嫂子孙艳峰。上面显示，丁建民和孙艳峰当时都在场，眼睁睁看着我带领一帮人，砸烂夏利车的车玻璃，强行抢走了夏利车。
      我当庭诉说了事情的真实经过。当时丁建民和孙艳峰根本都不在场。原以为法院会下去调查的，村里的乡亲也都是这么说的。谁知，判决书下了以后，居然是认定我强行扣留了我哥的夏利车，让我无条件归还。


村里的乡亲们都说：不理他就是，谣言会不攻自破，你哥一定是想恶心你一下，这下事情就到底了。
      谁知，后来，有自称法院执行庭的法官的人给我打电话，说我哥去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了，让我把车还给他。接着，我嫂子带着律师，还有别的人，到过我老家很多次，说是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


就在7月5日，我正在租房里做饭，我嫂子领着执行庭的人闯进屋里，要我跟他们走一趟。临上车的时候，我邻居问我嫂子：“你不是xxx的嫂子吗？”我嫂子连忙说：“不是，不是。”当时正是上午11点多，途中，我嫂子对司机说：“等一下丁建民吧，他让我们等他一下。”
      我跟他们上了法院以后，立刻就被他们戴上了手铐，铐在了法院二楼的走廊上。


我嫂子抱着她的二儿子，洋洋得意地坐在一楼的椅子上，脸上充满了胜利的笑容。很快，嫂子和律师以及法官说了几句话之后。他们就都离开了。
      法官一致催促我给家里人打电话，让家人把夏利车开到法院，要不然的话，就要把我送到三里庄看守所。我给家里人打电话，让他们想办法把我女儿接走，别的不用管了。


不知道过了多久，可能是法院上班了，不时有人来来往往，看到带着手铐的我，不知道他们心里会是怎样的感觉。我只知道，我没有犯法，没什么害怕的，更没什么见不得人的。只是，心头有太多的恨。

中途，我的婆婆来了，婆婆求法官为我打开手铐，被法官严词拒绝了，我说：“我不走。等案子水落石出了，还我一个清白，还我一个公道，我再走。”
      一直到晚上快8点，法官才把我放了。

在我被铐起来的那段时间里，当法官问我，为什么车会在我们手里时？我回答说，是我哥欠我钱，他说没钱，甘愿把那辆夏利车抵给我时，法官说，你嫂子说，是你欠他们钱，你怎么会说他们欠你钱呢？你嫂子说，你欠他们33万呢？
      法官告诉我说，我嫂子准备再次起诉我，说我非法占有她33万巨款。
      我不禁问法官：”她为什么不告诉你无缘无故为什么会给我那么多钱？“
      法官并没有作出回应。
    


后来，我才知道，我哥在起诉我的同时，也起诉了我们同村的另一个人，按辈分，我们应该称那个人为舅舅的。
      我哥起诉舅舅那个官司开庭时，我哥也没到庭，我嫂子也没到庭，还是那个丁建民到庭了，但是官司的原告却是我哥的名字。
      那位主审的法官真的刚正不阿，开庭时，问这，丁建民说不清，问那，丁建民说不清，法官让作为原告的我哥到庭，亲自说说清楚，法官甚至对这个官司如何立的案产生了质疑。这个原本合情合理的要求却遭到了拒绝。
      最后，我哥的官司是以撤诉而告终。
      我哥起诉那个舅舅时委托的律师，和起诉我时委托的是同一个律师。


就在7月5日那天，我嫂子孙艳峰带着一行人到我老家闹腾时，就曾耍赖撒泼，说我们欠她33万块钱，还说，她承认曾经借过我7万块钱，但是丁建民甘愿作证，已经亲眼看着我哥以前把7万块钱还给我了。
      当村里人得知这一消息时，都震怒了。大年初二那天，丁建民根本就没在我们村，就连我嫂子孙艳峰当时也在她的娘家上街区峡窝镇柏庙村。这是不争的事实。
      丁建民在何年何月何日，亲眼目睹了我哥把7万块钱还到我手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