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洛依德曾不无妒意地说过，艺术家们“借助艺术而掌握了可以很容易打开所有女性心灵的重要钥匙。”但梵高却是这句话不折不扣的例外----不论什么样的女人，他只要多接触几次，就会疯狂地爱上对方�

这幅素描是梵高早期作品中为数不多的杰作之一。远处地平线高达西恩的肩部，使得人物蜷曲的姿式看上去格外压抑。画中的西恩侧面坐着，双手抱头，像一个不幸失身的女人在忏悔。简洁的线条勾勒出稀疏的头发、下垂的乳房和隆起的腹部，表达着同情和尊重，而不是诱惑和挑逗。梵高自己的解读是：“痛苦和不幸在她的身上画下了烙印----我现在正可以从她开始工作。如果土地没有被锄过，你不能在它上面种植。而她，是被锄过的……”画面最下方那行法文的意思是：“世上为什么会有被遗弃的孤单女人？”这句话，点出了整幅画的主题。

1882年，不到29岁的梵高，前往海牙开始学习绘画。这个年龄实在是太晚了。在那里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他遇见了32岁的妓女克里斯汀·西恩----一位五个孩子的母亲。这个女人给了梵高生平第一次性爱的同时，也附带了一个额外的礼物----淋病�

梵高和这样的一个女人同居并对外以妻子相称，这在当时新教氛围下的荷兰无疑是惊世骇俗的，也是令人厌恶的。他的一个画商叔叔因此退掉了已经订购的6幅水彩画，并明确表示今后不再对梵高的作品感兴趣。其他画商的态度更是可想而知。这实际上让他失去了以绘画为生的机会�

这幅《吃土豆的人》是梵高接触印象派之前的最重要作品。虽然因为离模特儿太近，导致透视比例产生了偏差，但是，凡高在这幅画中加入了自己的主观情感，而不再拘泥于写实主义的“冷静旁观”。一家人身处如此悲惨境遇，却是那样的安详和平静，令观者对人生、对命运产生无限的感慨。凡高说：“我要努力学会的，不是画一个比例正确的头像，而是画出生动的表情。简单地说，不是描摹没有生命的东西，而是画鲜活的生活。”

不巧的是，画中正面对着我们手拿叉子的姑娘----未婚女儿斯蒂恩，却不早不晚地怀孕了，并拒绝向神父坦白孩子的父亲是谁。神父怀疑的目光自然落在了梵高身上。就这样，梵高在教堂无法安身了。于是他离开荷兰前往巴黎，投奔弟弟提奥，并发誓不再回荷兰。那位神父没料到，斯蒂恩肚子里的孩子其实是他的手下----一个教堂执事的。他更没料到，他的这次无端猜疑，为这个世界催生出一位伟大的画家。

梵高的弟弟提奥大概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弟弟。他不仅给予哥哥以充分的信任，更是节衣缩食，尽己所能为哥哥提供资助。整整十年中，梵高只卖出过一幅画《红色的葡萄园》，售价400法郎�

在巴黎，梵高接触到了印象派绘画。对他来说这是一个完全崭新的世界。但是起初他并不喜欢印象派作品。在给姐姐的信中他提到：“常听说印象派，我等待他们已经很久了，而我对他们却很失望……画得不好，素描很差，色彩索然无味，一句话，不好看。”
　　
　　他和提奥一样，都是法国浪漫主义画家蒙蒂切利的忠实拥趸。梵高此后的作品几乎总是把油彩涂得很厚，就是受了蒙蒂切利的影响。他说：“蒙蒂切利教会了我用色。”在提奥的引荐下，梵高很快就与毕沙罗、西涅克、劳特累克等人成为好朋友。还去过修拉的画室拜访过一次，但是并没建立起深交。这一年冬天，他认识了高更，与之结成了奇怪的友谊，并导致了日后的悲剧。
　　
　　随着对印象派的进一步了解，梵高开始真正喜欢上了他们。这些人当中，毕沙罗和西涅克这两位新印象派画家与他的关系最好，对他的影响也最大。但是，梵高对新印象派的点画法却有着自己的理解。这幅《弹钢琴的玛格丽特·加歇》，可以很好地体现出梵高对新印象派的个人理解----他并不像新印象派那样用小点子塑造形状，而只是在绿色的背景上点一些无关的小红点。运用这些小红点的补色效果，来提高绿色背景的亮度。

巴黎有着太多的画家、太多的理论和太多的新鲜事物。除了印象派、新印象派之外，梵高到巴黎的那年秋天，让·莫雷斯又发表了《象征主义宣言》，预示了新画派的诞生。这一切都让梵高目不暇接。在巴黎层出不穷的新花样面前，他感到茫然无措，难以把持自我。此外，他和提奥住在一起也远称不上愉快。兄弟二人虽然彼此深爱着对方，但个性和生活习惯上的差异实在是太大了。每天晚上，梵高被白天各种新鲜事物和思想所激动，急于倾诉。而提奥累了一天之后，却只想睡觉。固执的哥哥甚至蛮横地不许弟弟睡觉，一定要听他唠叨个没完。
　　
　　终于，兄弟俩都意识到，巴黎的喧闹终将淹没梵高的艺术个性。1888年2月，在劳特累克的鼓励下，梵高前往法国南部普罗旺斯省的阿尔。那里有热烈的阳光、肆虐的狂风，和与世隔绝的孤寂。这一切，帮助梵高攀上了自我实现的顶峰。

或许在内心深处，梵高从未曾皈依印象派的理念。“真实地表达眼睛所见”从来不是梵高的创作信条。早在来巴黎前，他在信中就声称“艺术家有权按照自己感觉来表现色彩，而不是枯燥地分剖它们。”观察自然对他来说只是手段，表达自我感受才是真正的目的。在这一点上，他与印象派画家有着本质的不同。“对于艺术我还不知道有比这个更好的定义”，他说，“这就是人被加到自然里去，这自然是他解放出来的；这现实，这真理，却具备着一层艺术家在那里面表达出来的意义……。”到阿尔后不久，他在给提奥的信中即写到：“要知道我并不想准确描绘眼前看到的东西；我用色更加专断，为的只是最充分地表现我自己。”

（梵高 紫色鸢尾花 1889�

其实，梵高家族一直受着精神疾患的困扰。从父系这一支来看，他的祖父和两个叔叔都有过精神崩溃的经历。而来自母系方面的遗传情况似乎更糟----一个姨妈患有严重的癫痫症。梵高的六个兄弟姐妹中，一个弟弟可能也是死于自杀；妹妹威廉明娜是活得最长的一位，但长期患有失语症。这种病人的性格特征即是爱争吵、偏执和多疑。梵高刚到阿尔的时候就住在这个低等咖啡馆里。这幅作品淋漓尽致地表达了梵高所有的艺术特点：厚涂的颜料、强烈的补色对比，以及夸张而强有力的旋涡式笔触。但是，这幅画也表达出令人不安的情绪----俯瞰的视点给整个画面带来压抑感、色彩对比强烈得令人几乎难以忍受、渺小而远离中心的人物，散发着凄凉和孤寂的气氛。他对这幅画的阐释更多地暴露出自己的精神状态：“这个咖啡厅是个可能令人身败名裂、精神错乱、甚至犯下罪行的场所，我努力想把这一切呈现出来……人们沉沦在地狱漩涡般的气氛中。”

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气氛中，高更来到了阿尔。这或许是世上最古怪的一段友谊----除了对夜资五法郎的低档妓院过于热衷之外，两个人似乎在任何方面都截然相反。梵高是个单纯、热情、没有心机的荷兰新教徒；而高更却是个冷酷、功利、刻薄的法国天主教徒。来到阿尔之前，他和一小群画家朋友住在法国北部布列塔尼的阿旺桥，为的是逃避巴黎“令人难以忍受的高物价”。但就是在那个“一个月有65法郎就能活得很好”的地方，高更也是捉襟见肘、负债累累。
　　
　　高更比梵高大五岁，外曾祖父是个秘鲁人，自幼家境富裕，童年在利马度过，年轻时当海员周游过世界。这解释了他日后对南太平洋岛屿的迷恋以及他身上那股“高贵的野蛮人”的气质。
　　
　　1883年，高更迷上了绘画。他不顾妻子的反对而放弃了收入颇丰的证券经纪人的工作，师从毕沙罗，学习印象派绘画。但与梵高不同的是，他非常不喜欢新印象派的点彩法，称那是“外行的小药剂师们的把戏。”他的早期绘画深受毕沙罗的影响，在形与色两方面达到很好的平衡，但也称不上有什么个人特点。
　　
　　1887年，高更去了一次马提尼克岛。正如日后毕加索对非洲雕塑的“掠夺”一样，高更对大洋洲的土著文化也进行了掠夺式的“借鉴”。这之后，他的画风大变。次年回到布列塔尼的阿旺桥，他说：“我喜欢布列塔尼，我在那里发现了野性和原始的状态。当我的木鞋敲着它的花岗岩时，我听到了沉闷、有力的声音。我要在画中努力表现这种声音。”这段话充分表达了他的目标与凡高的“表现自我”有着根本的不同。高更所追求的效果，是让别人对他的画产生意在画外的“通感”。这就要求他的画必须具备暗示性和象征性。
　　
　　高更将他的新画法称为“综合主义”。这是恰如其分的，因为这确实是他多方借鉴之后再加以综合的结果。首先，他从大洋洲岛的原始绘画中借鉴了朴素和笨拙的天真精神。这幅“像小孩一样画画”的静物，追求的就是对形的简化。而恰好就在同一时间，巴黎时髦的象征主义也在追求形的简化。丢沙丹说：“绘画表现的不应该是形象，而是性格。为什么要再现眼睛看到的大量无关紧要的细节呢？要选择主要的特点，并把它们再现出来，或者说创造出来……”
　　

高更刚从马提尼克岛回来不久，贝尔纳正好从巴黎来到布列塔尼。贝尔纳虽然只有二十出头，却非常博学，对巴黎时髦的象征主义文学理论很精通。他敏锐地看出高更这种自发的创作倾向与巴黎新艺术动向之间的相通之处。他成功地将高更模仿原始绘画的冲动与象征主义“对接”起来，为高更的新画法提供了理论基础。更为重要的是，他还将丢沙丹的“景泰蓝画法”介绍给了高更。
　　
　　西方绘画在印象派之前虽然也很强调素描和线条，但在上色之后，线条就被遮盖住的。达·芬奇首创的晕涂法，就是力图在两块不同颜色的衔接处表现出“渐变”的效果，从而避免产生锐利的线条感。但自从印象派彻底否定了素描和线条之后，更新一代的画家们却走向印象派的对立面。他们越来越受到日本浮世绘的影响，从而赋予了线条以独立的地位。所谓的“景泰蓝画法”，即先用黑线条构出一个个封闭的轮廓，然后在各轮廓里平涂上颜色。高更的这幅《布列塔尼的猪倌》，尝试的就是这样一种画法。虽然有些地方仍可看出属于印象派的小笔触，但主要的色块都是勾着黑边的，而且色块里的颜色都是平涂的。这两点，是对印象派理念的根本背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