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艺术形象的本质和灵魂
——谈《三国演义》关于诸葛亮决策活动的描写
诸葛亮是我国古代小说所塑造的最为成功的“军师型”的艺术形象，毛宗岗所谓“《三国志》中第一妙人”（《三国演义》第三十六回回评）是也。诸葛亮之“妙”，究竟妙在哪里？通常的观点是把他看作“智慧的化身”。我以为，“智慧”说不能概括诸葛亮形象的独特本质，因为在《三国演义》中，具有聪明才智的人物，在在皆是，如王司徒巧使连环计、决漳河许攸献计、郭嘉遗计定辽东、群英会蒋干中计、献密计黄盖受刑、庞统巧授连环计、赵子龙计取桂阳、老黄忠计夺天荡山，不独孔明一人为然；而由于专从“智慧”一点着眼，致令对于这—艺术形象的评价难中肯綮。如鲁迅批评《三国演义》“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中国小说史略》）的意见，就值得重新考虑。作为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诸葛亮形象的独终性体现在比“智慧”居于更高层次的“决策”上。在《三国演义》中，关于诸葛亮决策活动的描写居支配地位，而且贯串始终。它既是诸葛亮这一彪炳千古的艺术形象的本质和灵魂的根本所在，也是《三国演义》统摄全局、把那近百年间纷纭杂乱的历史事件构成一部有机艺术品的总纲目。
同宋江在《水浒传》第十八回方始出场相仿，诸葛亮更是在《三国演义》第三十八回刘备三顾之中姗姗登场的。但他的晚出无害于他作为小说主人公的地位。因为在这之前，《演义》尽管已经写了三十多回，却从来不曾出现过“三国”的字样，唯有诸葛亮的出场，《三国演义》才正式“点题”，这样一部长篇巨著才开始有资格被称为“三国演义”诸葛亮的一席话，犹如一盏明灯，照亮了那混沌的世界，照亮了迷茫的前景，三国的历史，仿佛就按照诸葛亮的设计和安排，一步步走完了它的全程。可以说，诸葛亮是三国鼎立的设计者，是《三国演义》的主脑和核心，而这一切，又主要是通过对于他的决策活动的描写来完成的。
关于诸葛亮的出场，《新刊全相平话三国志》二十四标目为：“孔明下山”，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卷八为：“定三分亮出茅庐”；伦敦博物馆藏《原本三国志传》卷七为：“玄德三顾茅庐先知天下三分”，至毛宗岗本《三国演义》第三十八回，方作：“定三分隆中决策”，拈出“决策”二字，可谓大有识见。当然毛宗岗所谓“决策”，与时下的“决策科学”不能混为一谈。不过，作为一种社会实践，决策活功却是自有人类社会以来就有的，一切决策活动的成败得失，同“决策科学”的规律也应该是吻合的。什么是“决策”？学术界目前尚无统一的定义，大体说来，决策就是为达到最佳目标而在多种方案中选择最佳方案的行为。刘备因“汉室倾颓，奸臣窃命”，“欲伸大义于天下”，然其“虽有匡济之诚，实乏经纶之策”，劳顿半生，迄无成就。刘备所要追求的目标，当然也是诸葛亮决策所要达到的目标。然而，诸葛亮所选的行动方案，不仅与刘备所曾实行者不同，而且大有出于常理之外者北让曹操占天时，南让孙权占地利，将军可占人和。先取荆州为家，后即取西川建基业，以成鼎足之势，然后可图中原也。这种“不劝玄德取孙、曹之地，而劝玄德取二刘之地，将欲扶汉而反自翦其宗室”（《三国演义》第三十八回回评）的决策，正是建立在他对于敌、友、我三方客观形势的全面、综合的估计的基础之上的。第四十三回写诸葛亮舌战群儒时，曾以医道喻刘备彼时之景况，以为“人染沉疴当先用糜粥以饮之，和药以服之；待其腑脏调和，形体渐安，然后用肉食以补之，猛药以治之；则病根尽去，人得全生也。若不待气脉和缓，便投以猛药厚味，欲求安保，诚为难矣。”与自己力量的不足形成强烈对比的是：曹操“已拥百万之众，挟天子以令诸侯”，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而民附”，二者暂时都不是可以攻取的对象。但是，对于孙、曹，又应当采取不同的对策：“孙权不可取则结之”，“曹操虽不可取而终当伐之“（《三国演义》第三十八回夹批）。诸葛亮后来把这种决策概括为“北拒曹操，东和孙权”八个字。这种避开强大敌手，首先在荆益二州建立自己的基业，以成鼎足之势，然后徐图中原的决策，大体上符合当时政治军事斗争的形势。美国管理学专家亚历山大·H·科内尔说：“一切企业和事业单位的政策、策略、短期计划、长远规划以至日常工作，都是由坚定的实际决定和更为坚定的预见两部分组成。这些决定和预见应该是最佳的”（《决策人员必读》，载《决策与信息》1984年创刊号）。
——谈《三国演义》关于诸葛亮决策活动的描写
诸葛亮是我国古代小说所塑造的最为成功的“军师型”的艺术形象，毛宗岗所谓“《三国志》中第一妙人”（《三国演义》第三十六回回评）是也。诸葛亮之“妙”，究竟妙在哪里？通常的观点是把他看作“智慧的化身”。我以为，“智慧”说不能概括诸葛亮形象的独特本质，因为在《三国演义》中，具有聪明才智的人物，在在皆是，如王司徒巧使连环计、决漳河许攸献计、郭嘉遗计定辽东、群英会蒋干中计、献密计黄盖受刑、庞统巧授连环计、赵子龙计取桂阳、老黄忠计夺天荡山，不独孔明一人为然；而由于专从“智慧”一点着眼，致令对于这—艺术形象的评价难中肯綮。如鲁迅批评《三国演义》“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中国小说史略》）的意见，就值得重新考虑。作为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诸葛亮形象的独终性体现在比“智慧”居于更高层次的“决策”上。在《三国演义》中，关于诸葛亮决策活动的描写居支配地位，而且贯串始终。它既是诸葛亮这一彪炳千古的艺术形象的本质和灵魂的根本所在，也是《三国演义》统摄全局、把那近百年间纷纭杂乱的历史事件构成一部有机艺术品的总纲目。 同宋江在《水浒传》第十八回方始出场相仿，诸葛亮更是在《三国演义》第三十八回刘备三顾之中姗姗登场的。但他的晚出无害于他作为小说主人公的地位。因为在这之前，《演义》尽管已经写了三十多回，却从来不曾出现过“三国”的字样，唯有诸葛亮的出场，《三国演义》才正式“点题”，这样一部长篇巨著才开始有资格被称为“三国演义”诸葛亮的一席话，犹如一盏明灯，照亮了那混沌的世界，照亮了迷茫的前景，三国的历史，仿佛就按照诸葛亮的设计和安排，一步步走完了它的全程。可以说，诸葛亮是三国鼎立的设计者，是《三国演义》的主脑和核心，而这一切，又主要是通过对于他的决策活动的描写来完成的。 关于诸葛亮的出场，《新刊全相平话三国志》二十四标目为：“孔明下山”，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卷八为：“定三分亮出茅庐”；伦敦博物馆藏《原本三国志传》卷七为：“玄德三顾茅庐先知天下三分”，至毛宗岗本《三国演义》第三十八回，方作：“定三分隆中决策”，拈出“决策”二字，可谓大有识见。当然毛宗岗所谓“决策”，与时下的“决策科学”不能混为一谈。不过，作为一种社会实践，决策活功却是自有人类社会以来就有的，一切决策活动的成败得失，同“决策科学”的规律也应该是吻合的。什么是“决策”？学术界目前尚无统一的定义，大体说来，决策就是为达到最佳目标而在多种方案中选择最佳方案的行为。刘备因“汉室倾颓，奸臣窃命”，“欲伸大义于天下”，然其“虽有匡济之诚，实乏经纶之策”，劳顿半生，迄无成就。刘备所要追求的目标，当然也是诸葛亮决策所要达到的目标。然而，诸葛亮所选的行动方案，不仅与刘备所曾实行者不同，而且大有出于常理之外者北让曹操占天时，南让孙权占地利，将军可占人和。先取荆州为家，后即取西川建基业，以成鼎足之势，然后可图中原也。这种“不劝玄德取孙、曹之地，而劝玄德取二刘之地，将欲扶汉而反自翦其宗室”（《三国演义》第三十八回回评）的决策，正是建立在他对于敌、友、我三方客观形势的全面、综合的估计的基础之上的。第四十三回写诸葛亮舌战群儒时，曾以医道喻刘备彼时之景况，以为“人染沉疴当先用糜粥以饮之，和药以服之；待其腑脏调和，形体渐安，然后用肉食以补之，猛药以治之；则病根尽去，人得全生也。若不待气脉和缓，便投以猛药厚味，欲求安保，诚为难矣。”与自己力量的不足形成强烈对比的是：曹操“已拥百万之众，挟天子以令诸侯”，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而民附”，二者暂时都不是可以攻取的对象。但是，对于孙、曹，又应当采取不同的对策：“孙权不可取则结之”，“曹操虽不可取而终当伐之“（《三国演义》第三十八回夹批）。诸葛亮后来把这种决策概括为“北拒曹操，东和孙权”八个字。这种避开强大敌手，首先在荆益二州建立自己的基业，以成鼎足之势，然后徐图中原的决策，大体上符合当时政治军事斗争的形势。美国管理学专家亚历山大·H·科内尔说：“一切企业和事业单位的政策、策略、短期计划、长远规划以至日常工作，都是由坚定的实际决定和更为坚定的预见两部分组成。这些决定和预见应该是最佳的”（《决策人员必读》，载《决策与信息》1984年创刊号）。
从决策主体上分类，诸葛亮的决策属于个人决策。而个人决策能否发挥其积极作用，关键在于他是否具备一定的个人条件和社会条件。就个人条件而言，诸葛亮的品质、智慧、才能、经验和精力都应该说是充分胜任的；就社会条件来说，诸葛亮自得刘备草庐三顾，即被委以重任，获得了相当的权力。但这一点又不是一成不变的，我们可以依据社会条件的变化，把诸葛亮的决策活动分为两大阶段，自三顾茅庐至白帝城托孤为第一阶段；白帝城托孤至五丈原归天为第二阶段。毛宗岗在第八十五回“刘先主遗诏托孤儿”的回评中说：“自桃园至此，可谓一大结局矣。然先主之事自此终，孔明之事又将自此始也。前之取西川、定汉中，从草庐三顾中来；后之七擒孟获、六出祁山，从白帝托孤中来。故此一篇在前幅则为熬尾，在后幅则又为引头耳”，是很有道理的。 
先看第一阶段。刘备自得孔明，“犹鱼之得水也”，但鱼还是刘备自己。刘备非凡庸之主，自有其主体性的意志和信念在，因而对于诸葛亮的决策，难免时有干扰和违离，而这种干扰与违离是来自诸葛亮的权力之上，所以结果就非同一般。诸葛亮出山，“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刘备问拒曹兵之计，孔明曰：“近闻刘景升病在危笃，可乘此机会，取彼荆州为安身之地，庶可拒曹操也。”“取荆州为家”，本是隆中决策极为明确的一项属于短期规划中的实际决定，但刘备却以“备受景升之恩，安忍图之”加以拒绝。刘表死，刘琮僭立，献荆襄九郡于曹操，孔明赞同伊籍以吊丧为名擒刘琮而取荆州之议，刘备又不从。毛宗岗评曰：“失此不取，而使荆州为曹操所有之荆州，又为孙权所欲得之荆州，于是借荆州，分荆州，索荆州，还荆州，遂至遗无数葛藤于后，则皆此卷中一着之错耳”（《三国演义》第四十回回评）。荆州本来是可以轻易夺得的，但刘备之“过于仁”，遂致失却良机，还几不免于难，干扰了诸葛亮的决策。不过，刘备此举，符合隆中决策“可占人和”的精神，所谓“举大事者必以人为本”，所以很难说是刘备之过。 
刘备之不从诸葛亮的决策，还有一次是讨伐东吴，孔明谏曰：“吴贼逞奸诡之计，致荆州有覆亡之祸：陨将星于斗牛，折天柱于楚地；此情哀痛，诚不可忘。但念迁汉鼎者，罪由曹操；移刘祚者，过非孙权。窃谓魏贼若除，则吴自宾服。愿陛下纳秦宓金石之言，以养士卒之力，别作良图。”刘备报仇心切，率师东下，致为陆逊所败。刘备叹曰：“朕早听丞相之言，不致今日之败。”除了来自刘备的干扰外，桃园三结义中的关、张等一辈老将，位高而权重，难以驾驭。关公之欲入川与马超比武，后又不愿与黄忠为伍，孔明唯有以“绝伦超群”之类谀词以顺其意。其留关公一人守荆州者，亦为难有人选足与颉颃故也。关公之骄傲轻敌导致了“东和孙权”决策的破坏，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 
白帝城托孤，是诸葛亮决策活动第一阶段的“煞尾”，又是第二阶段的“引头”。后主乃无用之庸人，对诸葛亮事之如父，委以诸事，诸葛亮获得了他之作为个人决策所应具备的社会条件，即真正唯一决策者的权力。按理说，他应该更加放开手脚地尽其所欲，以实现自己的宏图大业了。然而，独掌大权的决策者孔明并没有这样做，他反而变得更加谨慎起来。这当然是由主客观诸方面的因素造成的。
其中之一是客观形势的逆转。随着荆州战略要地的丢失，和伐吴时有生力量的大量损耗，“益州疲敝”，确实处于“危急存亡之秋”。相形之下，曹魏“其势甚大，急难动摇，当徐徐缓图”，不由孔明不谨慎从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