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是两位老师的论文截图。

　　中古宫廷史与帝王婚姻的问题，历来与家族婚姻史的研究密不可分，其中涉及世族门阀婚姻的身份性问题，最早为前辈学者所关注②。而唐朝的帝室婚姻，正因陈寅恪关于李武韦杨婚姻集团的研究开其门径，由此涉及南北朝、隋及唐初社会之婚姻门第观念③。不仅如此，与宫廷婚姻有着密切关系的帝位继承问题，也由陈先生《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对中晚唐宫廷政治斗争的讨论而发萌④，启迪了诸多关于唐社会、政治问题的思考。数十年来此类课题不断扩展，例如毛汉光以系列论文的形式，对北朝至唐前后期不同地域的著姓大族及其婚姻圈问题作了基础性的研究⑤；布目潮沨、汪篯、梁太济都有对唐初皇室婚嫁对象的研究⑥，而王寿南尤对唐代公主的婚姻状况做了全面的考察⑦。胡戟、谢元鲁、孟彦弘也有对太子亲王与皇位继承制度、储君即位情况以及太子问题与安史之乱关系的讨论⑧，还有关于唐前期皇位继承观念与皇位继承关系、唐后期皇位继承方式的探讨⑨。此外又有多种探讨皇室婚姻和后妃制度的专题及综合性论着⑩，而近年也有结合墓志从唐代后妃透视唐代后宫生活制度及社会历史政治的学术论文(11)，从而使宫廷史的相关讨论更加丰富。

　　在以往的一些研究中，有些关于唐后期后妃的讨论尤值得重视，如毛汉光等先生依据两《唐书·后妃传》对唐后期的后妃家族背景、相关事迹及特色的分析，以及对晚唐大姓婚姻的考察(12)，张邦炜对唐宋后妃组成情况的对比及对宋代“婚姻不问阀阅”的分析(13)，以及赵雨乐关于五代从藩镇夫人到宫廷后妃的讨论(14)。但是，就多数情况而言，探索帝王婚姻和宫廷生活，或多局限于唐前期而仅从门第婚姻和士族政治的角度，未能脱离陈寅恪先生所论之范围；或虽对唐后期的一些问题有所涉猎，却未能看到其阶段性的发展及整体性的变迁，更未能从中深入反思其形成的政治、社会原因。关于帝位继承也仅注意于皇位斗争和太子地位升降等因素，未能将之与后妃问题联系起来加以辨证，这使学界对唐代后妃乃至相关储位继承方面的研究，在陈先生之后很少能有实质性的突破。当今由于大量墓志的出土，不仅可以弥补正史所缺，而且可以极大地开拓视野而丰富认识，使我们有机会对有唐三百年的帝王生活情状、后妃结构乃至与帝位继承的关系作一长时段的审视，并结合政治、社会和礼仪等诸方面建立对唐代宫廷史的深入理解。考虑到以往关于墓志的探讨大多只限于单方或个别后妃事迹的考证，我们则希望结合墓志及正史进行一些综合性的发掘，特别是对以往关注较少的唐后期后妃问题，旨在从新史料出发，寻求相关问题的发展线索并深入发掘其内在原因，从中了解帝王婚姻和皇位继承在唐宋社会变革不同阶段中产生的基础性、结构性变化，由此对唐代宫廷史的研究提出一些新的看法和概观。

一 韦太后的家族改姓与武宗即位
　　在宫廷史的相关研究中，唐后期的后妃问题也许可以算是一个难点。这是因为作为基本依据的两《唐书·后妃传》关于唐后期的后妃有许多阙略，特别是穆宗以降的几位后妃，在《旧传》中竟然完全阙载，而《新传》虽略有补充，但也甚为简要，以至除了姓氏封号，基本没有什么生平事迹，武宗生母宣懿韦后便是其中之一。不过作为惯例，新帝登基之日，总要对生母及母族有所封赠，这便使其母进入当朝人关注的视野。而由于墓志中偶然涉及的一些史料，我们不仅能够从中得知宣懿韦后的出身和家族状况，更能够从改姓等一些举措得知其事与武宗即位的关系，从而了解晚唐帝母身分对皇帝非正常即位的影响。
　　1.以墓志补正史之阙
　　大唐西市博物馆藏《唐雅王府参军李公夫人京兆韦氏墓志并序》关于墓主的出身有如下记载：
　　夫人先本姓廉，得之于周轩辕氏之后，赵将颇之枝叶也。武宗即位，册夫人之姑为皇太后，夫人父即国之舅也。由是荣分外戚，恩泽荐臻；朱紫勋封，相继而得。会昌初，武宗下诏，赐姓曰韦，今为京兆韦氏。曾祖贻训，皇赠左仆射。祖栖华，皇赠司徒。父恭甫，检校刑部尚书，左羽林统军知军事。早分戎阃，作镇蒲津。开幕建牙，累更显重。夫人即尚书长女也……君舅忠顺，早由执金，出镇单于，累检校官至兵部尚书。立事立功，大有休绩。今任右羽林统军，食邑二千户。夫人以父事之，成肃雍之德耶(下略)。
　　墓主韦夫人家门轩赫，其姑正是武宗生母，武宗即位后不仅册母为太后，还将其家族改姓韦氏，并赠、封太后父祖及兄(墓主之父)三代高官，韦家从此成为名符其实的外戚之家。

按韦太后正史有记载，《旧唐书·武宗纪》曰：
　　武宗至道昭肃皇帝讳炎，穆宗第五子，母曰宣懿皇后韦氏。元和九年(814)六月十二日，生于东宫……(开成五年〈840〉正月)四日，文宗崩，宣遗诏：皇太弟宜于柩前即皇帝位，宰相杨嗣复摄冢宰。十四日，受册于正殿(下略)。
　　二月，制穆宗妃韦氏追諡宣懿皇太后，帝之母也(下略)。
　　五月，中书奏：六月十二日皇帝载诞之辰，请以其日为庆阳节。祔宣懿太后于太庙。初，武宗欲启穆宗陵祔葬，中书门下奏曰：“园陵已安，神道贵静。(穆宗)光陵二十余载，(宣懿太后)福陵则近又修崇。窃惟孝思，足彰严奉。今若再因合祔，须启二陵，或虑圣灵不安，未合先旨。又以阴阳避忌，亦有所疑。不移福陵，实协典礼。”乃止。就旧坟增筑，名曰福陵。(15)

　　《新唐书·后妃传》下亦曰：
　　穆宗宣懿皇后韦氏，失其先世。穆宗为太子，后得侍，生武宗。长庆时，册为妃。
　　武宗立，妃已亡，追册为皇太后，上尊諡，又封后二女弟为夫人。有司奏：“太后陵宜别制号。”帝乃名所葬园曰福陵……帝乃下诏：“朕因诞日展礼于太皇太后，谓朕曰：‘天子之孝，莫大于承续。今穆宗皇帝虚合享之位，而宣懿太后实生嗣君，当以祔庙。’繇是奉后合食穆宗室。”(16)
　　武宗即位时生母已亡，武宗欲启陵将之祔葬未成，祔庙之事却得到太皇太后支持而得就。不过关于宣懿韦后本人及家族，《旧传》事阙，《新传》则谓“失其先世”。而关于封赠母族则仅有武宗册其“二女弟为夫人”事，并未言及父祖及兄的赠授官。
　　但据上韦夫人墓志，韦太后的父祖在武宗即位后也同时被赠一、二品官，其兄韦恭甫更是官以三品的检校尚书和从二品的统军，所谓“早分荣阃，作镇蒲津”，说明他还被任为节度使。《资治通鉴》卷二四八会昌五年(845)七月条载李德裕请下诏调兵平泽潞，内有令“河中节度使韦恭甫发步骑千人戍晋州”语(17)，足以证之。韦夫人的丈夫虽仅是雅王府参军，但墓志提到其父“忠顺，早由执金，出镇单于”。查《资治通鉴》卷二四六会昌二年(842)三月庚申条，以“金吾上将军李忠顺为振武节度使”(18)的记载正与墓志相合，此李忠顺即韦夫人的公公、李参军之父，官职大致与韦夫人之父相匹配，两家可谓门当户对。
　　由此，我们得知武宗即位后，将母亲家族改赐韦姓，太后父祖被赠予高官，兄更授以高级武官，甚至命为节度使而位居方面，成为晚唐典型的外戚之家。在这些方面，墓志委实弥补了正史之阙。

2.非正常即位与太后祔庙
　　皇帝即位，册赠生母及褒崇外家，在两汉以后的历史上是常事。但将母家改姓，却是很少见的。武宗为何要将生母改姓?解释这一点，无疑要想到其特殊的即位背景。
　　众所周知，武宗的即位是因文宗的突然死亡。《旧纪》载文宗在庄恪太子死后，已定敬宗子成王陈美为太子，只是虽宣制而未遑册礼。“开成五年正月二日，文宗暴疾，宰相李珏知枢密刘弘逸奉密旨，以皇太子监国。两军中尉仇士良、鱼弘志矫诏迎颍王于十六宅。”即形势突变，武宗在宦官扶持下代替了陈王。关于此“政治革命与党派分野”之关系，陈寅恪先生已有深论(19)。但仅就“矫诏”拥立一事不免令人疑惑。关于这一点，《资治通鉴》卷二四六《考异》引参寥子(高彦休)《唐阙史》的下述记载也许值得注意：

武宗皇帝王夫人者，燕赵倡女也。武宗为颍王，获爱幸。文宗于十六宅西别建安王溶、颍王瀍院，上数幸其中，纵酒如家人礼。及文宗晏驾，后宫无子，所立敬宗男陈王，年幼且病，未任军国事。中贵主禁掖者，以安王大行亲弟，既贤且长，遂起左、右神策军及飞龙、羽林、骁骑数千众，即藩邸奉迎安王。中贵遥呼曰：“迎大者!迎大者!”如是者数四，意以安王为兄，即大者也。及兵仗至二王宅首，兵士相语曰：“奉命迎大者，不知安、颍孰为大者。”王夫人窃闻之，拥髻褰裙走出，矫言曰：“大者颍王也。大家左右以王魁梧颀长，皆呼为大王，且与中尉有死生之契。汝曹或误，必赤族矣!”时安王心云其次第合立，志少疑懦，惧未敢出。颍王神气抑扬，隐于屏间，夫人自后耸出之。众惑其语，遂扶上马，戈甲霜拥，前至少阳院。诸中贵知已误，无敢出言者，遂罗拜马前，连呼万岁。寻下诏，以颍王瀍立为皇太弟，权句当军国事。(20)
　　此事的来龙去脉颇具戏剧性，主要是说迎接新皇的神策军人只听说“迎大者”，却不知主事者欲以年长的安王嗣位之本意，加之从未识面，故听信王夫人“大”指“魁梧颀长”的说法而错迎了武宗。但其事未见正史和他书记载，仅《新唐书·后妃传》关于武宗王贤妃有“开成末，王嗣帝位，妃阴为助画，故进号才人”的说法。《通鉴考异》认为“盖亦取于《阙史》也”，并提出：“按立嗣大事，岂容缪误!《阙史》难信，今不取，从《文宗、武宗实录》。”也即仍然只采信《实录》所说文宗疾甚，命太子监国，仇士良、鱼弘志以为功不在已，“遂矫诏立瀍为太弟”的含糊说法而不从《阙史》。

《考异》的慎重虽可理解，惟其看法却未必准确。《新传》说王氏“邯郸人，失其世。年十三，善歌舞，得入宫中，穆宗以赐颍王”，与《阙史》记载并不完全一样，说明《新传》之材料也未必完全来自《阙史》。并且其事固然离奇荒诞，但生活场景与当时客观环境十分吻合，特别是结合晚唐十六宅诸王生活特点(详后)，并非完全没有可能。当然也许这种选择确是出自仇士良、鱼弘志等对自身利益的一些考虑，限于本文主题，对此暂不作辨析。总之无论如何，之前全无声望的武宗能在一日之间就身登九五令人非常奇怪，即使上述记载的个性真实程度还值得考虑，从通性真实的角度看，却反映了武宗即位的不正常和偶然性。且从册立或拥立过程来看，敬、文、武三帝虽然都有其各自的问题和争议，但武宗显然是最不具备即位条件的，其承嗣似乎并未得到大臣的普遍认可，如《资治通鉴》所载下述之事：
　　(开成五年十一月)故事，新天子即位，两省官同署名。上之即位也，谏议大夫裴夷直漏名，由是出为杭州刺史。
　　(会昌元年〈841〉三月)更贬(杨)嗣复为潮州刺史，李珏为昭州刺史，裴夷直为驩州司户。(21)
　　裴夷直事《新唐书》卷一四八《张茂昭传》却说是吴宗立，时任中书舍人的裴夷直“视册牒不肯署，乃出为杭州刺史，斥驩州司户参军”。《考异》说明已注意到《新传》的说法，但“今从《武宗实录》”而改写，盖也认为此事蹊跷，故以“漏名”含混其辞。“册”应当是颁册新皇的册书，册书须在即位大典上宣读。而册牒则是相关册书的牒文，要求两省官员在上署名以示同意。但“不肯署”与“漏名”分明是两种性质。如果仅仅漏署其名，最多只是个失误，怎么不但贬出朝廷，又将之再远斥南方边夷之地的骥州呢?况且与裴夷直一同处置的正是针对武宗即位的两大政敌之首，即分别扶持安王的杨嗣复和陈王的李珏(详后)，而远贬一般都是犯罪才有的，这只能说当时是将此事当作对新王朝的态度来对待的，三人的表现在武宗看来都是不可宽恕的。可以从旁证明这一点的还有《唐语林》所载懿宗初史事：

　　宣宗崩，内官定策立懿宗，入中书商议，命宰臣署状，宰相将有不同者。夏侯孜曰：“三十年前，外大臣得与禁中事；三十年以来，外大臣固不得知。但是李氏子孙，内大臣立定，外大臣即北面事之，安有是非之说?”遂率同列署状。(22)
　　署状一事是让宰臣对册立一事签名，与册牒的意义似乎相同，目的是为了考察宰相领导的班底对新皇即位究竟支持与否。夏侯孜所说“三十年前”据时间推算大致是从文宗朝开始，其事证明了自文宗即位以来外朝服从宦官内廷废立的无奈。裴夷直事也如此，但他不能审时度势而敢表明自己的态度，故成为武宗杀一儆百的对象。而正是这一点，说明武宗的夺位并未使人心服，甚至还遭到了某些公然的对抗。
　　正因为如此，两《唐书·武宗纪》与《资治通鉴》卷二四六均载武宗即位初，便在仇士良等的挑动下，诛杀了陈王成美、安王溶和(文宗)杨贤妃一干原来的争位者以除人望。史载文宗正月四日崩，直到十四日武宗“受册于正殿”，举办即位大典，中间竟然长达十一日，大大超过了一般仅用三、四日的常规，说明当时政争的惨酷竟使得即位大典无法按时举行。
　　这里相对正史记载，安王本人墓志的说法也令人感到很不寻常(23)。墓志载撰者为翰林学士李褒，书者为翰林学士安景之，篆额者为翰林待诏唐玄度，并说明是“奉敕”而作。但志文极为简短，阙于其生平，只说“王讳溶，穆宗皇帝之第四子。母曰□太妃(24)。幼而敏悟，长而谨饬。乐于为善，勇于见义。早膺典册，遂开土宇”。最值得注意的是，《资治通鉴》记载安王溶等被杀在正月癸未(六日)，两《唐书·武宗纪》则记在辛卯(十四日)，也即武宗受册的当日。但墓志不但无一句提到被杀，且说“开成五年四月廿二日安王薨于第”，死亡时间比正史记载足足晚了三个多月，时武宗即位大典早已举行，一切都已处理妥当，这时再来弑兄杀嫂还有何必要?所以一改卒日便轻松拉开了安王死事与武宗即位间的距离。志文还吹捧“皇帝以孝慈率下，敦睦之道，有加常等”，说对安王的死，“天子震悼，不视朝三日”，仿佛真的是帝慈臣顺，兄友弟恭。而最后的墓铭甚至将死因归于“呜呼彼天，不永其年”，屠杀之迹就这样被涂抹得干干净净，可见当时武宗的心虚和刻意掩盖事实的用心。

与此同时，武宗为了取得朝廷内外的认同，也在力图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证明和加强即位的合法性。对于生母及家族地位提升的所有做法无疑均出自这一个目的，故武宗对生母的尊崇，显然并不仅限于追諡名号，还包括为之重修陵墓以及祔庙等。武宗本想将韦后与穆宗合祔，这是由于同穴而葬本是夫妻葬式，也是韦后作为正后身分的表达，只是由于开陵工程不易等一些客观原因才打消了这一念头。尽管如此，对生母灵位的最高崇奉，比祔葬更能显示身分的祔庙之事却毕竟实现了。
　　祔庙是将后灵位入庙与帝行合享，但将太后祔庙并不是一件平常之事，笔者于此曾有探讨(25)。由于唐代的宗庙实行一帝一后制，入庙的皇后一般只有一位，因此无论生前的座次和实际地位如何，一旦入庙就盖棺论定，表明是先帝独一无二的正后和永恒的配偶。敬、文、武三帝兄终弟及，生母在其即位时都被封为太后，死后都可以入太庙，只因武宗即位初三太后中只有韦后已去世，帝后之生死又历来为时人讳言，故矛盾尚未形成，武宗应当说是钻了这个空子。加之武宗不但在宦官仇士良、鱼弘志等支持下强势登基，更为此打出了太皇太后郭氏的旗号，此不但《新传》有载，在会昌五年(845)讨论敬宗母义安太后服制时，兵部尚书归融所奏“伏以宣懿皇太后常(尝)奉太皇太后之命，追尊徽名，祔配庙室”中也得到了印证(26)。
　　武宗能使母亲入庙，就不但宣示了生母与父穆宗夫妻“敌体”的地位和自己的嫡统出身，也证明自己是当之无愧的皇帝。太皇太后对此事的支持其实就相当于对武宗政权的明确表态，所以韦太后的祔庙理所当然地成为武宗登上帝位的依据，在当时既没有人敢提出反对，而武宗本人也就此坐稳了江山。
　

　　3.太后家族改姓之来由
　　太后的入庙既是为了体现其本人的正室身分，就很难说其时丝毫没有争议，或者私下不受舆论的质疑。设想武宗如果没有即位，不过是十六宅中无所事事的一介皇子，那么他母亲的姓氏和出身都无关紧要，也不会引人注意。但一旦登基而生母牌位要置入庙室，其姓氏出身就会暴露于公卿大臣的视野之下，成为众人关注的焦点。因为姓氏出身往往与宫廷地位密不可分，按照北朝以来传统，入庙的正后既与皇帝“敌体”，其家族出身必须具备一定的优势，皇后应常“出自名家”(27)，至少也是大姓旧族或勋贵之女。这一点在唐朝影响应当还是根深蒂固的。若不但不是名家，且从姓氏就能提醒人们其原来出身和宫廷地位的卑下，那么，作为令子孙臣民万世瞻仰的配后，就不能不说是很大缺陷了。张扬起来，不但大臣百官看着不象，作为亲子的皇帝自身也不能不有自卑感。更何况，生母的姓氏也会进一步使人联想到武宗即位的种种蹊跷。此事并不见于正史记城，上引墓志中改姓一事却透露出些许信息。
　　韦后本姓之廉，不见于中古大姓之中，甚至也谈不到有序的传承。查林宝《元和姓纂》言廉氏乃“颛顼曾孙大廉之后，以王父字为氏。赵有廉颇(此句岑补)。汉有廉丹”(28)。而廉姓又有赵郡、京兆杜陵和河东三支。其中“京兆杜陵”仅提到：“汉右将军廉褒，生丹，大司马。丹孙昭，为后汉广汉太守。蜀郡太守廉范，字叔度，丹后。”“河东”则是：“状云廉范之后，唐瀛州刺史方实，刑部员外郎廉瓘，海州人。”“赵郡”之下除了“又颛帝之后”什么都没说。因此总的看来，廉姓虽号称廉颇之后，其实姓氏不显，汉以后很少杰出和影响宗族的人物，在唐朝能提得起来的“衣冠”固也不足道哉。所以前揭墓志言廉氏先人，除了远溯“周轩辕氏之后，赵将廉颇之枝叶”外，竟无其他可言，而廉夫人之曾祖及祖，也即韦太后的祖及父都是只有赠官而无及身官职，与《新唐书·后妃传》“失其先世”的说法对照，说明他们或许只是平头百姓。《旧纪》说武宗生于穆宗还是太子的元和九年，《新传》也说“穆宗为太子，后得侍，生武宗。长庆时，册为妃”，“得侍”只说明她乃东宫旧人而无封号，虽在穆宗朝被册为“妃”，但只是一般说法而名号不愿，其宫廷地位的低下和不受重视与出身是相匹配的。

　　而廉姓改从的韦姓便显然不同了。《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载韦氏“出自风姓，颛顼孙大彭为夏诸侯，少康之世，封其别孙元哲于豕韦，其地滑州韦城是也”。韦氏不仅三代有封国，且汉以后因丞相韦贤徙居京兆杜陵。门族庞大，“定着九房”；人物众多，历代达官卿相不绝，唐朝则诸房宰相就有14人之多(29)，民间更有“城南韦杜，去天尺五”之说(30)。《新唐书》卷一九九《柳冲传》言开元初柳冲着论析氏族曰：
　　过江则为侨姓，王谢袁萧为大；东南则为吴姓，朱张顾陆为大；山东则为郡姓，王崔卢李郑为大；关中亦号郡姓，韦裴柳薛杨杜首之(下略)。
　　而大唐西市博物馆藏《唐庾慎思母张氏墓志》亦称：
　　在南朝时，朱张顾陆、姚吴沈谢，世称八族。衣冠赫奕，忠孝儒学，比今崔卢李郑、裴韦萧薛焉。
　　可知即便在晚唐人的观念中，韦氏仍被视为堪与南朝朱张顾陆等相比的著姓之一。
　　正因为韦氏的地望族望，以及世代公卿的朝廷地位，故成为著名的“李武韦杨”婚姻集团的组成之一。韦氏在唐代的后妃群体中占有一定比重，宫廷地位也高。除了中宗韦后，已见到的还有太宗韦贵妃(纪国太妃)与韦昭容(31)，肃宗为太子时的元妃韦氏(32)，以及德宗韦贤妃(33)等，都是具有高位和权势的后妃。另外如太宗子齐王佑(34)，睿宗子薛王业(35)，玄宗子鄂王瑶、寿王瑁、棣王琰、鄂王瑶、陈王珪(36)，肃宗子泾王侹(37)的正妃也都为韦氏。这还不包括嗣王、郡王及宗室的配偶，也不包括大量嫁与韦氏的公主和郡、县主。这种婚姻关系甚至持续到晚唐，例如懿宗女同昌公主的驸马就是韦保衡(38)。

可见从唐前期直到晚唐，宫廷婚姻中都有韦氏一族的痕迹。这就不奇怪为什么武宗要下诏将母亲的廉氏家族赐姓为韦——韦氏不仅是众人熟知和公认、世通礼法的外戚世家，而且如果考虑“颛顼孙大彭”和“颛顼曾孙大廉”都是出自“颛顼之后”的一条根脉，又同以京兆杜陵为郡望的话，那么韦、廉似乎也说得上有亲戚关系。总之在诸大姓中，韦氏与廉氏地望离得最近，可以牵得上线的地方最多，甚至还可以扯谎说廉韦无分、数千年来本就一家。如果改成韦氏，则很容易让人误以为是像中唐以前那样因家门而登上宫廷显位的韦姓嫔妃。总之将廉氏改为韦氏，理由最充足，且时间一长，也就达到了鱼目混珠的效果。
　　这样看来，武宗的赐姓显然是经过严格考虑和深思熟虑的。赐“韦”去“廉”，是武宗为了即位需要所采取的特殊手段。虽然《旧纪》记载太后祔庙在开成元年五月，上引墓志记武宗下诏赐姓在会昌初。但从《新唐书·后妃传》所载武宗自言“朕因诞日展礼于太皇太后”获得准许的情况看，祔庙至少举行于武宗诞日即六月十二日之后，或许更晚一些。而墓志所言会昌初也只是概言。总之，两事发生时间接近，我们推测改姓是与祔庙直接相关的，因为只有祔庙这样的活动才充分体现出太后家族姓氏的重要性。而改姓的直接结果，就是不仅可以掩盖其生母出身寒微、宫廷身分低下的事实，提高母家地位，为祔庙的牌位和皇帝本人洗却羞辱而增添光辉；也能够充分摆明武宗即位的合理性，杜绝臣下所有可能提出的质疑。久而久之，子孙和朝臣唯知太后姓韦，决不会还想得起或者注意到其曾经姓廉，于是有着宫廷尊贵身分和出身大族门第的韦太后，便成为武宗成功塑造的光辉形象。旧史家完全不知道或未注意改姓之事就说明已经达到了相应的效果。若不是太后家人墓志中简单书上这样一笔，历史的真相和种种委曲也就会被永远湮没，再也不为人所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