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天回山东单县乡下，发现村头的小学校大门紧闭，一个学生也没有了。问父母，说是经过这些年的计划生育，学生减少，村校规模太小，被其他小学合并了。说完便摇头连连。
乡村小学的消失，对村民们来说是个大事件。以前，几乎村村都有小学，其功能，一是村民们让后代求学上达、改变命运的惟一窄门，二是乡村繁荣的标志，上对祖宗，下对子孙。乡村小学没有了，整个乡村似乎一下子安静下来，除了鸡鸣狗盗，再无童稚笑语、朗朗书声。那改变命运的火种，也似乎一下子暗淡下来，人心都觉得怪怪的，空落。
我就是从那所村小学校经过层层肉搏，滚出去的。进城以后，就很少回乡下了。最近每次回去，都觉得惭愧不已、悲哀不已。像我这样中举般滚出乡村的，实在算是祖坟上冒了青烟，幸运之极。
其他的同龄人，也大多走出了乡村，但他们是另一种轨迹：打工。打工者，大多是一个人出去，而家依然在乡村，根依然在乡村。往往是过年时回来一趟，播下颗种子，再出去谋生路。那种子生根、发芽，而父母已不在身边。现在的乡村，几乎就是儿童和老人的世界。
每次看到那些光腚游戏的孩子，那些弯腰驼背的白发老人，心中就会有隐痛。谁来教育这些孩子？谁来传承乡村文明？
面对1914-1918的战后一代德国人，本雅明曾慨叹，那些在壁炉前为子孙们讲故事的人彻底消失了，“哪儿还有正经能讲故事的人？哪儿还有临终者可信的话，那种像戒指一样代代相传的话？”本雅明痛感一代人经验的贫乏，并称之为一种“新的无教养”。如本雅明所说的那“在壁炉前讲故事的絮叨者”，如今又在哪里？是那些留守乡村的祖父祖母们吗？他们终日劳碌、奔波与蒙昧，又如何充当一个“讲故事者”？于是，我们这里的“新的无教养”出现了，新的“经验的贫乏”出现了。“我们变得贫乏了。人类遗产被我们一件件交了出去，常常只以百分之一的价值押在当铺，只为了换取‘现实’这一小块铜板。”
为了一小块铜板，那些乡村的打工者甚至抵押上了自己的后代——这惟一的改变命运的窄门也被迫关闭了。而作为从乡村出去的知识分子，我的责任与承担又在哪里呢？我甚至很少回到乡下！在空虚的乡村，我成了一个新的“抽取者”，只有抽取，没有回报。
而古之为士者，对乡村世界是极尽关注的，那时候的乡村不仅有生员、秀才和员外，官员们老了，也还要“告老还乡”。近读罗庸先生的《鸭池十讲》，讲到为士之道。在罗先生眼中，士大夫“实在是中国文化的轴心”。在“礼崩乐坏”的东周时期，所谓王官失守，学在私门，有心的士大夫们以在野之身，积极做文化运动，孔夫子便是一例。战国时，士大夫学商人模样，“挟策求售，曳裾王门”，读书人商业化的结果，造成了游士之风。最好的时期是两汉四百年，特别是东汉，“读书人以居乡教授作处士为荣，东汉的气节，在士的历史上造成了空前的好榜样”。随后，董卓入卫，奸雄当道几百年，“处士一变而为党锢，再变而为文学侍从，三变而为世族的门客。读书人的生活，从居乡教授到运筹决策，再到做劝进表，加九锡文，最后到应诏咏妓，南朝士人的身份降到无可再降”。直至两宋，理学家们于讲学之余，尚能注意到乡村建设，如朱子家礼、吕氏公约之类。而到了明清两代，士子们与胥吏政治相因缘，“出则黩货弄权，处则鱼肉乡里”，士大夫的意义，似甚少有人顾及。
如今，教育成了一项投资，好不容易逃出了乡村，成本尚未收回，谁还愿意再回去呢？于是，一代代乡村士子们继续在掏空乡村，那“成己成物，立己立人”的承担精神，早已弃之如敝屣。乡村败落，势所必然，岂不悲哉！
乡村小学的消失，对村民们来说是个大事件。以前，几乎村村都有小学，其功能，一是村民们让后代求学上达、改变命运的惟一窄门，二是乡村繁荣的标志，上对祖宗，下对子孙。乡村小学没有了，整个乡村似乎一下子安静下来，除了鸡鸣狗盗，再无童稚笑语、朗朗书声。那改变命运的火种，也似乎一下子暗淡下来，人心都觉得怪怪的，空落。
我就是从那所村小学校经过层层肉搏，滚出去的。进城以后，就很少回乡下了。最近每次回去，都觉得惭愧不已、悲哀不已。像我这样中举般滚出乡村的，实在算是祖坟上冒了青烟，幸运之极。
其他的同龄人，也大多走出了乡村，但他们是另一种轨迹：打工。打工者，大多是一个人出去，而家依然在乡村，根依然在乡村。往往是过年时回来一趟，播下颗种子，再出去谋生路。那种子生根、发芽，而父母已不在身边。现在的乡村，几乎就是儿童和老人的世界。
每次看到那些光腚游戏的孩子，那些弯腰驼背的白发老人，心中就会有隐痛。谁来教育这些孩子？谁来传承乡村文明？
面对1914-1918的战后一代德国人，本雅明曾慨叹，那些在壁炉前为子孙们讲故事的人彻底消失了，“哪儿还有正经能讲故事的人？哪儿还有临终者可信的话，那种像戒指一样代代相传的话？”本雅明痛感一代人经验的贫乏，并称之为一种“新的无教养”。如本雅明所说的那“在壁炉前讲故事的絮叨者”，如今又在哪里？是那些留守乡村的祖父祖母们吗？他们终日劳碌、奔波与蒙昧，又如何充当一个“讲故事者”？于是，我们这里的“新的无教养”出现了，新的“经验的贫乏”出现了。“我们变得贫乏了。人类遗产被我们一件件交了出去，常常只以百分之一的价值押在当铺，只为了换取‘现实’这一小块铜板。”
为了一小块铜板，那些乡村的打工者甚至抵押上了自己的后代——这惟一的改变命运的窄门也被迫关闭了。而作为从乡村出去的知识分子，我的责任与承担又在哪里呢？我甚至很少回到乡下！在空虚的乡村，我成了一个新的“抽取者”，只有抽取，没有回报。
而古之为士者，对乡村世界是极尽关注的，那时候的乡村不仅有生员、秀才和员外，官员们老了，也还要“告老还乡”。近读罗庸先生的《鸭池十讲》，讲到为士之道。在罗先生眼中，士大夫“实在是中国文化的轴心”。在“礼崩乐坏”的东周时期，所谓王官失守，学在私门，有心的士大夫们以在野之身，积极做文化运动，孔夫子便是一例。战国时，士大夫学商人模样，“挟策求售，曳裾王门”，读书人商业化的结果，造成了游士之风。最好的时期是两汉四百年，特别是东汉，“读书人以居乡教授作处士为荣，东汉的气节，在士的历史上造成了空前的好榜样”。随后，董卓入卫，奸雄当道几百年，“处士一变而为党锢，再变而为文学侍从，三变而为世族的门客。读书人的生活，从居乡教授到运筹决策，再到做劝进表，加九锡文，最后到应诏咏妓，南朝士人的身份降到无可再降”。直至两宋，理学家们于讲学之余，尚能注意到乡村建设，如朱子家礼、吕氏公约之类。而到了明清两代，士子们与胥吏政治相因缘，“出则黩货弄权，处则鱼肉乡里”，士大夫的意义，似甚少有人顾及。
如今，教育成了一项投资，好不容易逃出了乡村，成本尚未收回，谁还愿意再回去呢？于是，一代代乡村士子们继续在掏空乡村，那“成己成物，立己立人”的承担精神，早已弃之如敝屣。乡村败落，势所必然，岂不悲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