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晚期，不少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他们带来了一些西方知识，史学界称之为“西学东渐”，而“西学东渐”在当时的代表是《崇祯历书》。
根据《明史》记载，崇祯年间的中国传统天文历书，和传教士参与编写的《崇祯历书》前后有过八次预测交食的较量，结果是西洋历法八次全胜，分别在1629年、1631年、1634年（当年两次交食，还有一次此书没有记载）、1635年（两次）、1636年、1637年、1643年，每一次都是“与天密合”，中国传统天文学方法则全军覆没。
自《明史》以来，人们对此更是深信不疑，坚信明朝晚期中国天文学已经大幅度落后于西方。然而，中科院学者考证却指出，并非中国传统天文学一败涂地，而是西方传教士使用了“不光彩”的手段，别有用心地篡改了一段历史，所以西洋历法才会次次“与天密合”。
明末历争起因
由于天体运动会有细微改变，如果历书一直不变的话，数百年下来累积的误差就越来越大，因此古代王朝每隔一段时间就会修历。同时，随着技术的进步，中国历代对历法要求越来越高，“汉以前差以日计，唐以前差以时计，宋元以来差以刻计”，到明代试图实现“差以分计”。
明朝末年，为了解决《大统历》中对交食（日食、月食等）预报经常失误的问题，于是在1629年（崇祯二年）徐光启申请改革历法。不过，徐光启采用的是西方计算法，自然会遭到传统力量的反对，因此崇祯提出“西法不妨于兼收，诸家务取而参合”。但实际上由于各家观点差距较大，最终各行其是，主要形成了徐光启的西局、钦天监的大统、魏文魁的东局分布编修历书，史称“明末历争”。其中，魏文魁本是布衣，他全力攻击“西法”，一时也颇有影响，于是被任命编修历书。
所谓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三拨人马各自修历，又各不相让，都说自己的最准确，那么最朴素的办法就是让他们预测交食时间。根据《明史》记载，八次预测中西洋历法全部胜出，自然是最为精准、最为先进的历书，将中国传统历法远远甩在了身后。然而，保存的明清版本相关书籍显示，以汤若望为代表的西方传教士，别有用心地篡改了历史，接下来以被“遗漏"的交食——崇祯七年三月（1634年）日食预测为例。
崇祯七年三月日食
崇祯七年三月的日食，是当时北京可见的最大食分日食，按理说是检验各家历法准不准确的试金石，但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清代时刊行的《西洋新法历书》却没有记载。
清朝之后，汤若望将《崇祯历书》进行了删改，更名为《西洋新法历书》，都包含《治历缘起》、《古今交食考》等内容。其中，明代《治历缘起》有12卷，清代的只有8卷。
明代版《治历缘起》中，礼部尚书李康先奏报“京师顺天府见食六分二秒”等。当时，徐光启于1633年去世，李天经一时没有到任，导致西局无人管理，后来拖到交食前不到一个月，才由罗雅谷、汤若望推算完成，李康先奏报给崇祯。
清代版《治历缘起》中，没有崇祯七年三月交食的记录。不过，其中记载的崇祯圣旨说到：“日食初亏、复圆时刻方向皆与大统历合，其食甚时刻及分数，魏文魁所推为合，既互有合处，端绪可寻，速着催李天经到京，会同悉心讲究，仍临期详加测验，务求画一，以裨历法。魏文魁即着详叩具奏，钦此。”原文没有说明崇祯针对的是哪一次日食，没头没脑的一句话，但根据前后文推算，如今学者确定其讲述的崇祯七年日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