业界将惠州本地方言归属于东江水源话，东江水源话意指东江沿岸原住民的方言，用词与语音介于广府白话和客家话之间，东江水源话也有差别，越往上游越接近客家话，越下游越接近广府话。但彼此之间无差别沟通，上游的龙川话与下游的博罗话虽有差异，但可自由对话。明嘉靖年间的《广东通志》就有记载“若夫博罗、河源近于（惠州）府，则语音相同”。那时就有人注意到惠州府附近的博罗、河源方言自成一体。
学术界将此方言分类为次方言，或称语系分支，但对其归为广府话分支还是客家话分支却有争议。很多学者分别从用词习惯，语音语调的分别来归类，但各执其词，难分伯仲。

笔者无意于探讨分属的是非，只想说说为什么“老惠州人”不认可自己是客家人这一点。这点要追溯到东江沿岸原住民的起源。
公元前219年，六国毕，四海一，雄才大略的秦王政派国尉屠睢和将军赵佗率大军50余万、兵分五路南下攻伐岭南。《淮南子·人间训》记载战争的惨烈：“使尉屠睢发卒五十万为五军……三年不解甲驰弩，使监禄无以转饷；又以卒凿渠而通粮道，以与越人战，杀西呕君译吁宋；而越人皆入丛薄中与禽兽处，莫肯为秦虏，相置桀骏以为将，而夜攻秦人，大破之，杀尉屠雎，伏尸流血数十万，乃发适戍以备之。”由于水土不服加之地形复杂和百越的少数民族不断反抗，秦军损兵折将，屠睢遭到当地人的袭杀。征战三年时间，兵败而回。
秦始皇勃然大怒下，前214年再命任嚣和赵佗再次进攻百越各部族，这次也是使用30万大军打了很久，才将百越之地的岭南收归大秦版图。随后秦朝在岭南设立南海、桂林、象三郡，管辖今天两广及越南北部地区，总面积达数十万平方公里。任命任嚣为南海郡尉，赵佗为龙川县令

秦时岭南尚未开发，大军的粮草辎重全靠水运。秦军征战岭南的路线是在公元前217年开凿灵渠，沟通湘江和漓江水系，打通大规模军用物质运输的水运通道。 秦军沿漓江转道珠江，到达珠江三角洲，在土地肥沃，水网纵横的三角洲平原建立大本营。继而在珠江口转入东江，溯江北上，到达龙川，再转韩江进入粤东。为保证这条水运通道的畅通，沿途还要派人留守。这拨人就是现在广府白话语系的先民。广西东南部和广东中西部广府白话语系住民二千多年基本没变。
赵佗驻扎龙川到建立南越国期间根本就没有客家人什么事。客家人由赣入闽时间比较模糊，而由闽入粤则应是唐末的事。离赵佗时代至少也有五六百年了。现在网上有人扯赵佗是客家先祖，甚至说客家话是白话的源头，这都是鬼扯。还有人说东江水源话是春秋时期广东傅缕古国国语，这也是凭空想象的无稽之言。广东原住民就分三大语系，三大语系内部各有差异，但各语系之间的差别是很明显的。东江水源话介于广府白话和客家话之间也是很明显的，根本没有形成一个独立语系的要素。
秦军一路从漓江杀到东江，沿途原百越丁壮杀完了，剩下的妇女可是稀罕物，长期征战的军卒得安家立业，于是与百越的女性搞起民族大团结。东江沿岸驻扎的军士成为东江的原住民，也就是惠州的原住民。

唐末宋初，客家人从广东梅县开始向西迁徙，进入东江流域，将大片山地开垦成农田，东江流域也成为客家人的生活乐园，东江成为广府人与客家人物资交流的运输通道。原来秦军的驻扎点成为东江边的物资集散地和码头。东江上游深山的木材，竹子和东江沿岸的农作物源源不断的流向珠江三角洲，珠三角的轻工产品则溯江而上，分发到各地。东江沿岸的原住民成为广府人与客家人的中介，于是千多年的融合就形成了东江水源话。所以说惠州话就是个边缘方言，至于是属于广府话还是客家话也就没有意义了。而“老惠州人”不认自己是客家人也是情有可原的，因为他们的祖上比客家人先在这定居上千年。
笔者决无地域黑的意味，广府人、客家人都是是中华民族的组成部分。也希望读者不要戴有色眼镜，可以对本文的不当之处提出异意，但不要贬损任何地方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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