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秦论》是贾谊政论散文的代表作，分上中下三篇。全文着重从各个方面分析秦王朝的过失，故名为《过秦论》。旨在总结秦速亡的历史经验，以作为汉王朝建立制度，巩固统治的借鉴。 这是一组见解深刻而又极富艺术感染力的文章。上篇先讲秦自孝公以迄始皇逐渐强大的原因：具有地理的优势、实行变法图强的主张、正确的战争策略、几代人的苦心经营等等。行文中采用了排比式的句子和铺陈式的描写方法，极尽夸张和渲染，造成一种语言上的生动气势，恰似秦人以排山倒海之势来统一六国一样不可阻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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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崤函之固，自若也。陈涉之位，非尊于齐、楚、燕、赵、韩、魏、宋、卫、中山之君也；锄櫌（yōu）棘矜（qín），非铦于钩戟长铩也；谪戍之众，非抗于九国之师也；深谋远虑，行军用兵之道，非及向时之士也。然而成败异变，功业相反也。试使山东之国与陈涉度（duó）长絜大，比权量力，则不可同年而语矣。然秦以区区之地，致万乘之势，序八州而朝同列，百有余年矣；然后以六合为家，崤函为宫；一夫作难（nàn）而七庙隳，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何也？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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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断言，一统天下的秦王朝并没有被削弱，雍州的地势，崤山和函谷关的险固，还是与从前无异。陈涉的地位并不比齐、楚、燕、赵、韩、魏、宋、卫、中山的国君更加尊贵；锄头木棍并不比钩戟长矛更锋利；那迁谪戍边的卒子的（作战能力）并不比九国部队更强；（至于）深谋远虑，行军用兵的策略，（陈涉）也比不上九国的武将谋臣。可是条件好者失败而条件差者成功，功业完全相反，为什么呢？假使拿东方诸国跟陈涉比一比长短大小，量一量权势力量，那简直是天渊之别了。然而秦凭借着它的区区之地，发展到兵车万乘的国势，招致八州的列国诸侯来朝拜自己，已有一百多年历史；然后将天下归己所有，用崤山、函谷关作为自己的内宫；一个戍卒发难就毁掉了天子七庙，皇子皇孙都死在人家手里，被天下人耻笑，是什么原因呢？夺取江河守住江山的策略不同，而秦不施仁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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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断言，一统天下的秦王朝并没有被削弱，雍州的地势，崤山和函谷关的险固，还是与从前无异。陈涉的地位并不比齐、楚、燕、赵、韩、魏、宋、卫、中山的国君更加尊贵；锄头木棍并不比钩戟长矛更锋利；那迁谪戍边的卒子的（作战能力）并不比九国部队更强；（至于）深谋远虑，行军用兵的策略，（陈涉）也比不上九国的武将谋臣。可是条件好者失败而条件差者成功，功业完全相反，为什么呢？假使拿东方诸国跟陈涉比一比长短大小，量一量权势力量，那简直是天渊之别了。然而秦凭借着它的区区之地，发展到兵车万乘的国势，招致八州的列国诸侯来朝拜自己，已有一百多年历史；然后将天下归己所有，用崤山、函谷关作为自己的内宫；一个戍卒发难就毁掉了天子七庙，皇子皇孙都死在人家手里，被天下人耻笑，是什么原因呢？夺取江河守住江山的策略不同，而秦不施仁义。
二世不行此术，而重以无道：坏宗庙与民，更始作阿房之宫；繁刑严诛，吏治刻深；赏罚不当，赋敛无度。天下多事，吏不能纪；百姓困穷，而主不收恤。然后奸伪并起，而上下相遁；蒙罪者众，刑戮相望于道，而天下苦之。自群卿以下至于众庶，人怀自危之心，亲处穷苦之实，咸不安其位，故易动也。是以陈涉不用汤、武之贤，不借公侯之尊，奋臂于大泽，而天下响应者，其民危也。 故先王者，见终始不变，知存亡之由。是以牧民之道，务在安之而已矣。下虽有逆行之臣，必无响应之助。故曰：“安民可与为义，而危民易与为非”，此之谓也。贵为天子，富有四海，身在于戮者，正之非也。是二世之过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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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世不实行这种办法，破坏宗庙，残害百姓，比始皇更加暴虐无道，重新修建阿房宫，使刑罚更加繁多，杀戮更加严酷，官吏办事苛刻狠毒，赏罚不得当，赋税搜刮没有限度，国家的事务太多，官吏们都治理不过来；百姓穷困已极，而君主却不加收容救济。于是奸险欺诈之事纷起，上下互相欺骗，蒙受罪罚的人很多，道路上遭到刑戮的人前后相望，连绵不断，天下的人都陷入了苦难。从君卿以下直到平民百姓，人人心中自危，身处穷苦之境，到处都不得安静，所以容易动乱。因此陈涉不凭商汤、周武王那样的贤能，不借公侯那样的尊贵，在大泽乡振臂一呼而天下响应，其原因就在于人民正处于危难之中。 所以古代圣王能洞察开端与结局的变化，知道生存与灭亡的关键，因此统治人民的方法，就是要专心致力于使他们安定罢了。这样，天下即使出现叛逆的臣子，也必然没有人响应，得不到帮助力量了。所谓“处于安定状态的人民可以共同行仁义，处于危难之中的人民容易一起做坏事”，就是说的这种情况。尊贵到做了天子，富足到拥有天下，而自身却不能免于被杀戮，就是由于挽救倾覆局势的方法错了。这就是二世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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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世不实行这种办法，破坏宗庙，残害百姓，比始皇更加暴虐无道，重新修建阿房宫，使刑罚更加繁多，杀戮更加严酷，官吏办事苛刻狠毒，赏罚不得当，赋税搜刮没有限度，国家的事务太多，官吏们都治理不过来；百姓穷困已极，而君主却不加收容救济。于是奸险欺诈之事纷起，上下互相欺骗，蒙受罪罚的人很多，道路上遭到刑戮的人前后相望，连绵不断，天下的人都陷入了苦难。从君卿以下直到平民百姓，人人心中自危，身处穷苦之境，到处都不得安静，所以容易动乱。因此陈涉不凭商汤、周武王那样的贤能，不借公侯那样的尊贵，在大泽乡振臂一呼而天下响应，其原因就在于人民正处于危难之中。 所以古代圣王能洞察开端与结局的变化，知道生存与灭亡的关键，因此统治人民的方法，就是要专心致力于使他们安定罢了。这样，天下即使出现叛逆的臣子，也必然没有人响应，得不到帮助力量了。所谓“处于安定状态的人民可以共同行仁义，处于危难之中的人民容易一起做坏事”，就是说的这种情况。尊贵到做了天子，富足到拥有天下，而自身却不能免于被杀戮，就是由于挽救倾覆局势的方法错了。这就是二世的错误。
《过秦论》主旨在于分析“秦之过”，旧分上中下三篇，其实本是一篇，最广为流传的《过秦论》是文章的前三分之一，它通过对秦国兴盛历史的回顾，指出秦国变法图强而得天下，“仁义不施”而不能守天下。而在中篇和下篇，作者则具体地论述了秦统一之后的种种过失。中篇指出秦统一天下，结束了多年的战乱，本来处在很好的形势中，但秦始皇并没有制定出正确的政策，反而焚书坑儒，以暴虐治天下；到了二世时，也不能改正原先的过失，终致国家倾覆。《过秦论》的下篇后部分，作者承接前文，指出在“诸侯并起，豪俊相立”的时候，如果子婴能改变原来错误的政策，“闭关据厄”，“荷戟而守之”，是可以守住三秦之地的，以后“安土息民”，徐图发展，甚至也可以重新恢复国家的统一，但是遗憾的是，秦朝钳口闭言的一贯政策，导致上下“雍闭”，子婴孤立无亲，终于不免灭亡的命运。
休养生息是仁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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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养生息需要环境条件，国家初定，各地的旧势力并未完全消失，统一过后人们接受这一事实需要时间，如果这时提倡休养，会否导致咸阳对全国控制力的减弱？
事实上，秦在统一六国后，对全国的控制力远远达不到推广中央集权和秦法制所需要的控制力（在全国范围打掉过去的地方豪强、统治者阶层的既得利益，重新实行授田制，这些难度都是非常大，事实上这些人是后来反秦的主力），其次战国七雄的文化母体虽然都是中原文化，但是在个体上又各不相同，统一后各地对新制度的接受程度也不一样，比如三晋对秦制度的接受明显强于齐鲁，齐鲁又明显强于楚地（三晋、齐鲁都有人在秦朝内部的中高层任职，而貌似就是楚地没有，反正我没找到），这种制度在当时仍然太超前。这才导致了秦始皇大力修直道、北伐匈奴、长城、南征等事件，一方面是因为新统一的国家需要这些战略工程加强防卫和联系，同时这也能加强国家对内部局势的驾驭能力，毕竟北防蛮夷早已是中原各部族的共识，由此导致的军事调动更是方便秦对平民的直接管理（毕竟秦当时对军队的控制力还是非常强，从陈涉世家里可以看出来，军官的人员配置体系还是较为完备的）。而南拓疆土也无疑为国家增加土地，也为无地可授的平民提供了可开拓的土地，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秦朝当时授地不足的问题。
汉朝情况的不同在于，汉朝在一开始就抛弃了完全中央集权和法治的想法，在制度的建设上，则采用的是分封与郡县相结合的路线。在内部的管理上，积极利用地方豪强的势力，某种程度上任其发展，但又为日后的七国之乱和豪强横行埋下了祸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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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养生息需要环境条件，国家初定，各地的旧势力并未完全消失，统一过后人们接受这一事实需要时间，如果这时提倡休养，会否导致咸阳对全国控制力的减弱？
事实上，秦在统一六国后，对全国的控制力远远达不到推广中央集权和秦法制所需要的控制力（在全国范围打掉过去的地方豪强、统治者阶层的既得利益，重新实行授田制，这些难度都是非常大，事实上这些人是后来反秦的主力），其次战国七雄的文化母体虽然都是中原文化，但是在个体上又各不相同，统一后各地对新制度的接受程度也不一样，比如三晋对秦制度的接受明显强于齐鲁，齐鲁又明显强于楚地（三晋、齐鲁都有人在秦朝内部的中高层任职，而貌似就是楚地没有，反正我没找到），这种制度在当时仍然太超前。这才导致了秦始皇大力修直道、北伐匈奴、长城、南征等事件，一方面是因为新统一的国家需要这些战略工程加强防卫和联系，同时这也能加强国家对内部局势的驾驭能力，毕竟北防蛮夷早已是中原各部族的共识，由此导致的军事调动更是方便秦对平民的直接管理（毕竟秦当时对军队的控制力还是非常强，从陈涉世家里可以看出来，军官的人员配置体系还是较为完备的）。而南拓疆土也无疑为国家增加土地，也为无地可授的平民提供了可开拓的土地，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秦朝当时授地不足的问题。
汉朝情况的不同在于，汉朝在一开始就抛弃了完全中央集权和法治的想法，在制度的建设上，则采用的是分封与郡县相结合的路线。在内部的管理上，积极利用地方豪强的势力，某种程度上任其发展，但又为日后的七国之乱和豪强横行埋下了祸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