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克里米亚半岛为中心，控制黑海北部的克里米亚汗国，并非金帐汗国的唯一遗产继承者。位于伏尔加河中游的喀山汗国、控制从伏尔加河下游到高加索山脉的阿斯特拉罕汗国，以及地处西西伯利亚平原南部的西伯利亚汗国，都是因金帐汗国分裂而产生的新草原政权。 这意味着纯粹从地缘政治角度看，沙皇俄国处在一个极为有利的时间段。如果在接下来的历史中，俄国人征服整个东欧草原，将控制线前移至黑海之滨并不会让人感到意外。就像基辅罗斯曾经通过击败突厥属性的可萨汗国做到这点一样。 然而这一次情况却有很大不同，因为接下来沙皇俄国将要彻底终结游牧者在草原上的优势，让游牧帝国成为历史。换句话说，即便有一天沙皇俄国因周期率而陷入衰弱，也不再会有新的草原帝国在东欧崛起。 1552年发生的喀山攻城战，成为了沙皇俄国反击草原的标志。喀山城与莫斯科城同属伏尔加河流域，区别在于后者位于伏尔加河上游，前者则与基辅城一样，位于河流上游与中游交接的枢纽点上。

尽管征服喀山汗国之后，新生的沙皇俄国还要花费很长时间，才能吞并那些植根于草原上的鞑靼人汗国，但对喀山城的征服已经标志着东欧游牧者的大门被打开，就像对君士坦丁堡的征服，标志着欧洲的大门自此向奥斯曼帝国敞开一样。 在欧洲基督教世界可以依托文艺复兴激发的创新力以及科学革命，不断升级黑火药武器的大背景下，无法再依托骑射技术压制定居文明的游牧者，丧失对草原的控制权只是时间问题。

2.哥萨克对东欧草原的改造
来自西方的军事技术，帮助沙皇俄国在与游牧者的竞争中占据了优势。然而这种优势的获得，更多是因为其距离位置更为贴近欧洲（包括有着同样的信仰），更容易得到西方技术，而并非因为他们是真正的欧洲人。 金帐汗国数百年的统治，以及与东欧草原的全线接壤，弱化了沙皇俄国的欧洲属性，使得俄国人在民族性格上以及文化上，吸收了很强的游牧基因。比如说一直到今天，俄国人对于权力向上集中，以及使用武力改变现状的接受度，都要高于其他欧洲民族。 法国人约瑟夫·德·迈斯特，曾经在1803年-1817年以撒丁王国驻俄国大使的身份，在圣彼得堡生活了14年。这位著名的保守主义思想家曾经有一句点评广为流传——“剥开一个俄罗斯人，就会看见一个鞑靼人”。 在所有俄罗斯人当中，鞑靼人成分含量最高的无疑是哥萨克。金帐汗国分裂在草原形成的权力真空，为那些不愿意屈服于可汗们统治的游牧者提供了生存空间。那些游离于各汗国统治之外的游牧者便是哥萨克，其名称在突厥语的意思为“自由的人”。 事实上，希望在这片土地上获得自由民身份的并不只有鞑靼人，还有从北方逃亡而来的斯拉夫贫民。尽管最初混迹于游牧者中的斯拉夫人，一度也被视为“鞑靼人”的一部分，但随着这些草原斯拉夫人的人口比例渐渐上升，他们终究还是独立出来，成为一个有别于亚洲游牧民族的特殊族群。 当这鸠占鹊巢的草原斯拉夫人占据了“哥萨克”这个名称之后，俄国人就只好给这个名称本来的主人，用上“哈萨克”这个名字了。（注：目前哥萨克一词在俄语中写казак，哈萨克则改为казах）。 无论以基辅还是莫斯科为起点控制东欧，重点都在于必须拿下南方的草原，打通与黑海/地中海的联接通道。而想真正控制这片游牧之地，又必须完成文化上的融合。哥萨克的斯拉夫人种族属性+东正教信仰，使之成为了俄罗斯民族的一个分支，哪怕他们在行为举止上有如此之深的鞑靼人痕迹。 不过就此将哥萨克定性为说着斯拉夫语的新游牧集团却是不对的。早期这些流浪草原的斯拉夫人，主要是以渔猎为生。渔猎的对象除了那些可以填饱肚子和用来交换的动物以外，还包括穿行于这片草原的商人、生活在草原及黑海之滨的游牧者或定居者。 这种最初级的生产方式，在经济和人口上并不足以让哥萨克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民族集团。纵观历史上那些渔猎民族，比如在中国建立过金、清两个王朝的女真人，最终能够站在政治舞台中心，都是因为有意识的在自己的经济中加大了农耕的比例。那些通过武力得到的耕地，通常会交给被劫掠而来的农民耕种，统治民族则继续通过延续渔猎文化，来维持自己在战斗力上的优势。 就获取耕地这件事而言，东欧草原有着天然优势。草原之所以形成，是因为它的降水量不足以支撑森林的生长，通常情况下这也意味着难以支撑大规模的农耕。东欧平原的优势在于它拥有第聂伯河、顿河、伏尔加河等大型河流过境。埃及的经验告诉我们，即便周边环境干旱如沙漠，这些河流之侧也可以成为定居者的乐园。 至于种植作物的另一个必要条件——温度，对于东欧草原来说同样不是问题。毕竟斯拉夫人在北方森林里都能种植作物，纬度更低的东欧草原相比之下条件还会更好。 谁去耕种土地同样不会成为问题。哥萨克们本来就是自由民的集合，并不会像入主中原的渔猎民族那样，刻意让自己脱离农业生产。于是最起码从17世纪开始，哥萨克们开始依附各条河流，形成以“伏尔加哥萨克”、“顿河哥萨克”等带有明显地域性的哥萨克集团。 在过往的历史里，东欧草原之所以成为游牧之地，很大程度是因为游牧者的军事优势。依托河流开发耕地、建立定居点的想法，很容易被同样习惯劫掠的游牧者摧毁。当哥萨克们依托欧洲文明所赋予的黑火药武器优势，加上这片草原和鞑靼人带给他们的马上文化，得以在这些河流之侧的耕地时，整个东欧草原的经济性质终于开始彻底转化了。 事实上单就耕种条件来说，东欧草原甚至还要优于世界上绝大部分土地。相对优越的水热条件，使得东欧草原的牧草条件，整体要明显优势中亚和北亚草原。那些生长在这片草原的优势牧草，经年累月所形成的腐殖质，则在东欧草原形成了地球上最肥沃的黑土地。 于是今天被乌克兰和俄罗斯瓜分的这片土地，地理标签不再是草原，而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粮仓之一。 然而尽管哥萨克帮助东斯拉夫人乃至整个欧洲文明，终结了东欧草原的游牧时代，但就此认定哥萨克的族群属性为农耕，或者是一群武装农民却是不正确的。哥萨克真正能够在那个时代立足，本质在于他们最初形成的“渔猎属性”。在哥萨克进入定居化，并依所处流域划分地盘后，这一“渔猎”属性曾一度通过“什一税”的形式程序化。耕地收入的1/10，被固定上缴给所在自治哥萨克村社组织，充作军备、粮饷开支，支撑男人们在农闲时在自己地盘以外的地区进行劫掠。哥萨克对东欧草原的成功改造，意味着谁能够控制这股力量，谁就能够控制东欧草原。参与竞争的并不只有沙皇俄国，乌克兰境内的哥萨克曾长期处在“波兰-立陶宛联邦”的控制下。1648年，乌克兰境内的哥萨克发动赫梅尔尼茨基起义，建立哥萨克酋长国，标志着西斯拉夫人属性的波兰，正式退出对东欧草原的争夺。 最终沙皇俄国成为了哥萨克人的控制者。后者在民族上的东斯拉夫属性，以及大多信仰东正教的背景，显然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当各个哥萨克自治社群为周边政权所收编，特别是后来被融合入沙俄帝国框架后，“从军”成为了哥萨克保持自身特色的最重要方式。对于哥萨克们来说，在军队中收获荣誉和战利品，与渔猎动物、向那些商旅们收取“过路费”并没有本质区别，并且是他们乐于采用的。 参考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数据，你能感觉到战争对于哥萨克来说有多么的重要。在那场战争中，总计有30万左右的哥萨克参战，而哥萨克在1914年的人口总数不过640万人。 换而言之，如果一定要在：游牧、农耕、渔猎三种属性中挑一种给哥萨克定性，他们更应该被归类为渔猎民族。反过来，如果有一天哥萨克们不能再通过武力获取财富时，那么他们与俄罗斯民族中其他成员的区别也就消失了。

3.西伯利亚与毛皮贸易
谁控制了哥萨克就等于控制了东欧草原，而谁控制了东欧草原，谁就可以代表欧洲向亚洲进行扩张。对于沙俄帝国来说，哥萨克人嗜血的渔猎属性以及对草原生活的适应性，恰恰是其向亚洲扩张所需要的。 如果哥萨克的属性是游牧而不是渔猎，他们在战略上应该会优先向中亚草原为扩张，代表几乎被亚洲游牧文化融合殆尽的欧洲游牧者一雪前耻。 在中亚草原，脱离金帐汗国控制的游牧部落在15世纪中建立了哈萨克汗国。然而当渔猎属性的哥萨克，成为沙俄帝国的一份子后，西伯利亚这片原本被游牧者视为鸡肋的苦寒之地，反而优先成为了哥萨克们的扩张方向。

西伯利亚之名来自于“西伯利亚汗国”。这个从金帐汗国分离出来的汗国，并没有统治整个西伯利亚，只是控制了西西伯利亚平原的最南部，与征服喀山汗国的俄国人隔乌拉尔山相望。这片土地不仅是整个西伯利亚地区温度最高的区域，还有部分区域属于欧亚草原的一部分，不仅可以在此保持自己的游牧属性，更能从欧亚贸易中获益。

15世纪末，初代沙皇伊凡三世就曾经几次尝试派遣军队跨越乌拉尔山脉。不过这些军事行动，更多是为了逼迫西伯利亚汗国缴纳贡赋，而非真正的领土扩张。就像金帐汗国在强大时，对罗斯诸国所做的那样。 1582年，哥萨克首领叶尔马克·齐莫菲叶维奇，代表沙皇夺取了西伯利亚汗国的都城，并随后在其附近建立俄罗斯在乌拉尔山脉以东的第一个据点——秋明。这次胜利标志着沙俄征服西伯利亚的进程正式启动。此后仅仅用了60余年时间，哥萨克们便横穿整个西伯利亚，在沿线建立一系列据点。

1647年，哥萨克在鄂霍茨克海之滨建立“鄂霍茨克堡”，成为沙俄帝国扩张至太平洋的象征。 当战场的胜负手由骑射变成黑火药武器后，西伯利亚汗国无力阻挡哥萨克的入侵实属必然，问题在于哥萨克为什么要选择这样一个突破方向。一个容易被忽视的因素是，任何军事行动都必须有经济上的收益，才可能持久。哥萨克们能够在那么短的时间里，将整个西伯利亚献给沙皇，意味着这一地区一定隐藏着巨大的利益。 这一利益我们并不陌生，它就是法国人、荷兰人在北美建立殖民地时的经济支柱——毛皮。为了抵御严寒，生活在西伯利亚针叶林带的哺乳动物们，身上都披着厚厚的毛皮。自认为比其它动物更高级的人类，虽然在生理上并没有生长出能适应寒冷气候的毛发，但却可以将动物们的毛皮披在自己身上。 回顾历史，中央帝国原本会更有机会抢先得到西伯利亚的。只不过长城以南的土地有点过于温暖，毛皮在这一地区并不是刚需。更何况中国人一直固执的认为，所有的需求都可以用耕地来满足。如果让他们在棉花与毛皮中选择御寒工具，他们一定会选择棉花。 相比之下，纬度更高的欧洲，对毛皮制品一直有着旺盛的市场需求。只不过经由上千年的开发，欧洲本土所蕴藏的毛皮资源已接近枯竭，最起码不能够成为一种广泛供应的商品。相比之下，北美、西伯利亚这些未开发的处女地，所盛产的海狸、水獭、紫貂、狐狸、海狸乃至松鼠等动物，不仅毛皮质量好而且量大。 于是大航海时代开启后，这些地广人稀的土地，反倒成为了欧洲人热衷于探索的方向。 必须指出的是，无论游牧者还是哥萨克，都不是毛皮动物的主要捕猎者。大部分的猎物，仍然是由生存于森林深处的小型渔猎部落所收获的。这些与世隔绝的渔猎者本身，并不具备掌控贸易通道的能力，在绝大部分历史时期，与之相邻的游牧者或者靠近农业区的渔猎者，是毛皮及其它物产的收购者。与依托马匹进行运输的草原地带不同的是，在森林地带运输这些珍贵物产，河流是唯一可靠的通道。有记录表明，仅仅是在1586年，俄国政府就通过各种收购手段，从西伯利亚得到了包括20万张紫貂皮在内的将近一百万张毛皮。在西伯利亚毛皮贸易的鼎盛时期，从毛皮贸易中所获得的直接收益，甚至有可能达到俄国国库总收入的30%。尽管俄国人是最大的获益者，但那些出售毛皮的原住民同样也有机会提升自己的收入。依托西伯利亚的河流所打造的物流系统，是西伯利亚资源潜力得以开发的基础。鄂毕河、叶尼塞河、勒那河这三条贯穿西伯利亚的大河，在夏季都具备通航条件。难点在于如何连接这些南北向的河流。

为了连接相邻水系，人类通常会采取挖通运河的方式。比如精于此道的中国人，甚至在2000年前就通过多条运河，连通了长城以南所有的主要河流。然而在寒冷的西伯利亚，挖通运河却几乎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于是俄国人采取了“河-陆-河”的联运方式。即在水系相接之处，砍伐森林修筑道路，然后在冬季结冰之时，将船只和货物沿着冰封的道路，从一条河流滑行至另一条河流。技术上看，一条从乌拉尔山东麓启程的船只，理论上只需要经过两次转进，就可以横穿中、西西伯利亚，抵达东西伯利亚山麓了。由于可供对接的河流众多，俄国人在西伯利亚修建了多达20余处河间通道。这些连接处很自然的也成为了贸易据点的所在，并且大部分发展成为了移民点。利用这条毛皮之路，俄国人不仅收获了更多的毛皮，更实实在在了完成了在西伯利亚的地缘政治扩张。

4.彼得大帝的贡献
对西伯利亚的征服还为沙皇带来了一个意外的收益，那就是太平洋的出海口。不过对于当时的俄国来说，无论是西伯利亚还是太平洋的出海口，暂时在地缘政治层面都没有什么用处。沙皇们最想要的是成为一个欧洲强国。 虽然得到了拜占庭帝国和东正教的遗产，并且因为自己的欧洲属性，而在与游牧者的博弈中占据了上风，但有一点却是必须承认的，那就是与其说当下世界所面临的这场变革是欧洲人引领的，倒不如说是“日耳曼-天主教”属性性质的西欧引领的。即便是在宗教改革后，西欧分裂又成为了新教和天主教两个世界，俄国也还是像个局外人，甚至不被认为是欧洲和西方的一部分。 不能成为欧洲一份子的最大影响，是俄国始终不能在对游牧汗国的战争中，占据压倒性优势，这点尤其体现在对克里米亚汗国的战争问题上。从地缘政治角度看，拿下这个位于黑海北岸的汗国，不仅意味着彻底征服东欧草原，更意味着打开了通过地中海世界的大门。

然而克里米亚汗国却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在它背后是同样希望将黑海变成内海的奥斯曼帝国。单纯从与西欧地理距离的角度来看，已经控制巴尔干半岛的奥斯曼帝国，与俄罗斯处在同一身位。这最起码意味着在引进西欧先进军事技术的问题上，沙俄之于奥斯曼帝国来说并无优势可言。 事实上在18世纪之前，克里米亚汗国才是更多发动进攻的一方，这些战争的主要目的是掠夺人口，奥斯曼帝国则是最大的买家。克里米亚的港口城市卡法是当时欧洲最大的奴隶市场，卡法的税收记录表明，在1500年到1650年期间，共有超过一百万东正教信仰的斯拉夫人，被出口到奥斯曼帝国。 为此从1635年开始，俄国决定将原本用来防御草原威胁的要塞连接起来，并引入棱堡技术修筑成一条被后世称之为“克里米亚长城”的防线（又名“大鹿砦”Большая засечная черта）。既然远在东方的中国人曾经用长城将游牧者拒之门外，那么俄国人看起来也同样可以做到这点。

然而进攻才是最好的防守，再好的盾也没有矛有用。俄国想取得这场战争的胜利，最重要的还是全面向西欧学习更先进的军事技术。就这个问题而言，俄罗斯人的种族和宗教属性显示出了优势，意味着俄罗斯可以从制度的层面完成对西欧的模仿。相比之下，奥斯曼帝国在“脱亚入欧”的问题上却存在结构性矛盾。 改变俄罗斯命运的历史性任务，最终落到了1682年即位的彼得一世身上。 人不能拥有认知以外的东西，除非你通过学习来拓展了自己的认知。绝大多数情况下，立志改革的君主会通过“请进来”和“走出去”两种方式，来拓展自己认知。这两种方式彼得一世都做了。在彼利大帝执政期间，数以千计的贵族子弟被派往西欧各国留学；同时大量航海人才及技术专家被高薪招募至俄国。 然而仅仅是这样做，并不足以满足彼得大帝的求知欲。为了在俄土战争中取得西欧各国的支持，亲政后彼得一世在1697年向德国、奥地利、丹麦、荷兰、意大利、英国等国派出了一支约250人的高级使团。其本人则隐藏身份混杂在使团中，以近距离学习这些国家的先进经验。 两年时间里，这位俄罗斯历史上最伟大的君主，甚至还以木匠的身份亲身体验了荷兰的各类工场，尤其与航海相关的制造业，直到他被当地居民发现身份为止。 沙皇陛下对造船业的热忱可以理解。此前彼得一世曾经分别在1695、1696年两度派军南下，试图从鞑靼人手中夺取黑海北部的亚述海，但都因没有强大海军的支持而败于克里米亚和奥斯曼联军。 失败的经历以及在西欧所感受到的一切，让彼得一世的深刻的意识到，俄罗斯崛起的希望在于海洋。建立一支强大的海军以及夺取足够多的出海口，将彻底改变俄罗斯的属性。

为了完成这一战略，彼得一世除了加大对海军的投入、改革陆军军制；创立世俗学校、科学院、图书馆等改变俄国教育体制以外，还做了一件直接改变俄国地缘政治属性的事，那就是在波罗的海之滨建立新的都城——圣彼得堡。

作为一国的政治中心，圣彼得堡地处边境的位置看起来并不安全。相比之下，莫斯科的位置则更接近于整个东欧平原的地理中心。然而考虑到以俄国封闭于东欧平原的位置而言，波罗的海和黑海将是其夺取出海口希望所在。迁都圣彼得堡不仅能够帮助帝国集中更多的资源，与同样正在崛起的瑞典王国争夺波罗的海的控制权，还能够更方便的接触到欧洲先进的航海技术。 尽管通过学习和战争，荷兰、瑞典、英国等新教国家对俄国的海洋化战略影响颇深，在访问英国期间，彼得一世还亲身观摩了英国议会的辩论场景，却并不意味着俄国就此像新教国家那样，采取君主立宪乃至共和制。文化里的东方成分，让彼得一世相信唯有更加的权力集中，才能让俄国追赶上欧洲的步伐。 一定要在西欧各国找一个仿效对像，彼得一世更希望成为路易十四那样的君主，哪怕后者在俄土战争中，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站在了奥斯曼的一边。换而言之，任何改革都不能触及沙皇的权威。话说回来，作为君主谁又不希望成为“太阳王”那样的人呢？不仅将统治法国的权力集中在自己手上，还做了72年又110天的国王。 既然法国人能在自由和集权之间找到平衡点，那么俄国人相信自己也能做到。 对于身体里面住着一个鞑靼人的俄罗斯人来说，服从于权威并不是问题。这种情况下，彼得一世要做的反而是给社会注入开放的基因。为此在回国后的彼得一世很快下令进行地方行政机构的自治改革（1699年），在他的指令下莫斯科率先成立了市政厅，并随后在各主要城市进行推广。目的则是为了激活城市工商业者的活力。 1711年，国会属性的俄罗斯元老院成立，成为了贵族参政的主平台。 为了让贵族们不再因循守旧，推广法国宫庭礼仪甚至成为了一项政治任务。1702年，彼得一世要求所有的上层妇女必须出门参加社交活动。1718年更进一步颁布敕令，要求10岁以上的贵妇都必须参与在圣彼得堡和莫斯科举办的宫庭舞会。

所有的迹象都表明，一个兼具东、西方所长的沙俄帝国正在迅速成长。1721年，彼得一世赢得了与瑞典王国的“北方战争”，后者在赢得三十年战争后，成长为了欧洲一流强国，是俄罗斯向波罗的海扩张的最大障碍。

打赢这场延绵21年的战争，让俄国取代了瑞典在欧洲的生态位。战后彼得一世被元老院授予了“全俄罗斯皇帝”的称号，无可争议的成为了俄罗斯人敬仰的“彼得大帝”。1725年2月8日，亲政36年的彼得一世逝世。又过了30余年，沙皇俄国历史上第三位大帝级人物，叶卡捷琳娜二世登上了皇位（1762年），并像彼得大帝那样，在长达30多年的时间里主导帝国的命运。 从1699年彼得一世进行地方行政机构改革起算，叶卡捷琳娜通过政变取得帝位时，俄罗斯的欧洲化进程已经持续了60余年。历史规律告诉我们，能够在这个时间点长期持政的君主，往往可以创建巨大的功勋。 如果说彼得大帝在地缘政治上的贡献，是帮助俄国击败瑞典称霸波罗的海，那么叶卡捷琳娜大帝则率领帝国在中欧及黑海两个方向获得了突破。1768后-1774年间，俄国与土耳其爆发了第五次俄土战争。俄国在波罗的海苦心经营的舰队，远赴爱琴海及黑海，并在战争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