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温热病，他基本上分为伏气和天行两类。前者是冬时中寒，随时而变病，如春之“温病”、夏之“热病”，以及“中风”、“湿病”、“风温”等，“其病本因冬时中寒，随时有变病之形态耳，故大医通谓之伤寒焉”。伏气又可有伏寒与伏热之分，但均不同于天行温病。因此他指出:“天行之病，大则流毒天下，次则一方，次则一乡，次则偏着一家。”认为天行温病是感受毒性很强的异气引起，颇具有流行性、传染性的病证，是外感热病中另一类性质不同的病证，其治疗与伤寒不同，伤寒“有可汗可下之理”,“温病若作伤寒行汗下必死”，提出了温病与伤寒分治，这对后世温病学说的形成有一定的影响。      庞安时从其丰富的临证实践中观察到，温病一类以温毒最为重险，他将温毒五大证与四时、五行、经络脏腑联系起来辨证论治，有一定见解，指出“自受乖气而成脏腑阴阳温毒者，则春有青筋牵，夏有赤脉，秋有自气狸，各有黑骨温，四季有黄肉随，治疗各有各法”。对温毒五大证的治疗，他着眼一个“毒”字，使用大剂量清热解毒，辛温散毒之品，处方多以大量石膏为主，实为后来余师愚治温疫开了门径。另外，他还专立《辟温疫论》列举“疗疫气令人不染”方，有辟温粉，雄黄嚏法，千敷散等，体现出他治温病着重预防的思想。      庞安时治伤寒是从病因、发病着手，强调体质因素在发病中的重要作用。并认为广义伤寒的病因是“寒毒”，而天行温病则由“异气”引起，提出温病与伤寒分治，指出温病中以温毒最为重险，对温毒五大证的治法遣方颇具特色，其重视预防的思想，也实为可贵。不仅如此，其高尚的医德也是可取的，为医药界树立了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