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我读到马欣雨这组诗之后发现，马欣雨的语调比起我当年读她的诗，这组诗显得更加不自如，语调显得有些生硬和别扭，尤其在第二首充满各种各样的填充物，大家作为写作者都知道，很多东西一旦填充起来可能说明你没有那么多东西想说，我感到遗憾的是马欣雨这组诗里面，第一、二首没有真正惊动你自己的东西存在，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不对，可能有一些冒昧。因为作为写作者，不论是我们这样的学徒，还是西川老师已经写到这个地步了，一定是有什么东西惊动我们，我们才决定去动笔，这种惊动也许是一种情感，也许是一个技巧，也许是一个想法和理念，都没有关系，但是这两首诗里我感觉到你想写这个场景，但是这个场景是否能构成一种惊动，可能下来之后还想再跟你沟通。

换而言之，词语并未使得被日常生活所压抑的感受力、想象力释放出来，而是搁浅在现实秩序自身之中。这种问题的出现，可能在于马欣雨过于注重诗歌内部叙事的连贯性，却忽略了这种理解上的顺畅感，也许恰恰出于日常生活的设计和秩序。贸然判断的话，我想这类基于回忆的写作，并非是为了“复习”某段体验，而是要将体验整合为主体认识以及重构世界的资源，在感性晦暗的内部中，重新照亮事物的连续性。

因为雨——某种使各种景观“面目不清”的质地——与记忆的那种斑驳感相吻合；且雨拉开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便于一个小镇的游荡者肆意观看、想象。

当我私下问西川老师，我要如何处理当下无穷的批评话语带给我的写作焦虑时，西川老师的回复是“任何的批评话语都没有问题，但在话语背后，需要搞清楚的是在话语背后有关‘质’的动机。”这种玄妙的回答或许具体到此次的改稿会当中，竑桥兄所提到的“真诚”与“惊动”是阐释“质”的一个方面。

他永不停歇的智力化的敏感，他游离的聚精会神，他冷静的自我分析的热烈微妙？那里叙述者的脑子同时分裂成主观和客观两种状态，两者既分还联，其中现实与非现实汇聚一体，目的却在于彼此独立。费尔南多·佩索阿在这些诗里给他的灵魂拍摄了一幅真切的照片。在那个独特的时刻他成功地拥有了他以前从没有过的、以后也不会再有的属于他自己的独创性，因为他没有个性。

策兰常常把一个否定的空间放置在他的诗的中心，例如龋齿的洞，使我们注意它填塞着什么：‘不灭的圣歌’。这句诗是不是反讽而且不止于无望？”又说：“事实上诗人在诗中一直缺席，到最后那个尖刻的句子才露面：他自己的诗的描写对象指示他把他自己那不值几毛钱的诗歌议论吞下去。”

爱德华·赫希说，世界是如此难以理解，以至在这无意义的深渊中，最小的事情也能治愈，被绞死者的妻子为其烤的面包也能“治愈”，因为它恢复最微小的常态，逆反地在荒诞叙述中刺出一个无限小的洞。被治愈的不是他的身体，而是他的故事。生命是我们唯一的庇护所，这是策兰能够为我们提供的，以及我们在最黑暗的时代所能够寄望的：不妨想象一下我们仍被我们所理解的生命的碎片看护着。

马骅彼时的诗歌，介乎诗与生活的似与不似之间，类似现代艺术那种执意前往尚无固定价值观的模糊区域进行自我定位的努力。

对诗歌的保护，要看怎么说，如果从诗人的角度来看，写诗本身就是在保护诗歌。
至于说到现在的社会好像对诗歌没有那么重视，普遍的人们对诗歌不感兴趣，更热衷于对物质的追求，我觉得也是社会商业化后的现实，属于正常现象。诗歌毕竟属于务虚的存在。对诗歌的热爱需要兴趣，要求懂得诗歌的妙处何在，这是需要花时间进行阅读训练的。加之审美需要能力，需要对语言隐秘的美发现的能力。这样一来，在没有对诗歌的基本认识的情况下，要求对诗歌进行保护，其实是一种强人所难的事情了。
我一直认为，作为人类精神存在的一种形式，保护不保护诗歌是无所谓的事情。它自会有自己的生存之道。这一点根本用不着担心。

1985年之后开始写作的诗人进入诗歌很多是因为诗歌的刺激。新诗潮的涌动吸引了很多同龄和年轻的读者，而朦胧诗的迅速经典化及其艺术上的某种单薄，让他们产生了彼可取而代之的想法，于是一种模仿性的和竞争性的写作就产生了。
从这个时候起，诗歌与生命、生存之间的裂隙就产生了。这种裂隙不同于五六十年代主流诗歌中那种源于意识形态规限的裂隙，但同样导致了对“修辞立其诚”的偏离。与此同时，在1985年之后的批评语境和文学史叙述中，“怎么写”获得了比“写什么”更高的地位，技艺上的创新比内容上的更新更容易成为批评和文学史的宠儿。这是诗人和作家格外重视“修辞”和“前卫”的第二个原因。在这样的写作中，诗人首先不是面对现实和生命，而是面对文学史。文学史权力深深介入了“后八五”写作。很多“后八五”诗人都有“强行进入文学史”的强烈动机。这种风气也迅速感染了很多“前八五”诗人和作家，使得“前八五”摇身一变成为“后八五”，所以“前八五”“后八五”不是一个绝对的划分，中间存在例外，而且存在彼此转换的可能。“九十年代诗歌”的技术主义是这一感染的滞后性发作。

所以我从来不把单纯的对“修辞”的认识看作仅仅是面对语言的一种技术性态度，而是觉得对“修辞”功能的再发现，其实内中隐含了对语言在时代变化中的功能的重新理解。至于你说到的什么急切的理解，这里面的情况很复杂，在一些人那里可能真是来自对追求新事物的热情，而另一些人可能只是觉得时尚。

卢梭说，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实际上，人天然的处境不是自由，而是奴役。这种奴役包括权力的奴役、物质的奴役、身体的奴役、欲望的奴役、基因的奴役……我小时候想，人要是可以不吃饭多好啊，没有身体多好啊，那就自由了。所以自由不是天生的，而是人与不自由的处境斗争的成果。你不去斗争，自由就不会落到你的头上。古代文人对自身的不自由处境，很少有自觉意识，也很少质疑既存的权力机制，更别说斗争了，所以自由是罕见的。像庄子、陶渊明这类对自由特别敏感的人，是那个社会系统的例外。

真自由的意义不止是无权时不屈服于权力，而且要在有权的时候不屈服于自己手中的权力。前者难，后者也许更难。后者要求从人格-心理结构中彻底驱逐奴隶的印迹。

这个提问“为什么是弱者，为什么是死亡，为什么是类似的‘人类是那么微末’的状态呢”，一向正是诗歌、文学、艺术，当然还有哲学、宗教等等的一大话题、课题、主题。要是延用（我从博尔赫斯那儿读来的）马拉美所谓“世界的目的是为了一本书……”的逻辑，是否可以说，这样的现实促使我们为之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