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隐秘盛开》
蒋韵
一部关于爱与死的小说。一种走在刀刃上的爱情,疼痛,始终不诉说。主人公潘红霞,像一个传说,一种星光,当我们仰望星空时才能看见,而我们永远不能在人群中看见她。
解释自己的小说,在我,永远是一件困难的事。
起初,写《隐秘盛开》,动机很简单,是因为听了一个故事,那里面,有令我感动的温暖的东西:古典爱情,以及我们那个时代的精神气息。写它,差不多是一时的冲动,但写着写着,有些意想不到的改变,发生了。
也许,只有在童话和寓言里才有的纯粹与极端,像水墨的山石一样,在我貌似平静的书写中,凸现出来,让我自己也感到了一些惊诧和陌生。
后来,我说,我写了几个天才——爱的天才,天才是注定要为她(他)所独具的天赋而献身的。莫扎特献身音乐,凡·高献身绘画,而我的潘红霞们,则献身爱。只有这些爱的天才,才会把俗世中的爱情,人间的爱情,改造成信仰。
汤显祖把人类划分成了两个天下:“有情天下”和“有法天下”,那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两种完全不同的生命。几百年前是这样,几百年后,就是到了28世纪,我想,也仍然会是这样。爱的天才,是“有情天下”中的奇花,精粹,就像安徒生的“小人鱼”、《巴黎圣母院》中丑陋的敲钟人、《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美丽而不幸的格鲁什卡,还有,就是那个荣国府中的逆子贾宝玉——上下五千年,偌大一个中国,唯此一人,唯这个奇异的博爱的男人,把少女的美视为这世界的意义和终极的理想。
毋庸讳言,古往今来,“有情天下”永远都在被“有法天下”所围剿。今天,在这个物欲统治的年代,这个欲望比天大的新世纪,早已没有“有情天下”的寸土之地。当年,贾宝玉还有一个虚构的春天般美好的大观园,而今天的潘红霞们,在这个世界上,除了一具肉身,还有什么?所以,那个“有情天下”,就在这具身体之中,这个肉身的生命深处,与它同在,不可剥离,无从背叛。悲剧感,或许,就由此而生。
不可剥离,无从背叛,这宿命的悲剧,在我小说中另一个人物“拓女子”身上,表现出的则是惨烈。也许,这里面还隐藏了另外一个主题,于是,一个浪漫主义者的天敌——米小米诞生了。我用米小米的眼睛,来审视她的母亲,一个曾经目不识丁的村姑,却被几个来自大城市、自认为担当着启蒙重任的插队知青所选中,就像被上帝所选中一样,做了他们启蒙的试验田。那是一个异常成功的试验,他们在她身上,随心所欲地,播下了浪漫主义的种子,他们给了她知识,还有人生的梦想。然后,他们一个个远走高飞,留下这一个孤独的战士,一个人,坚守着那浪漫的理想,一个人,九死不悔地和不可抗拒的命运作战。那是多么惨烈多么血腥的战争!一个人,面对着整个的世界!到最后,那些弃她而去的启蒙者,也最终会和生活媾和,做了背叛者。可她不会,她无从背叛,因为,那个“有情天下”,就在她血肉的体内。
我不是一个仲裁者,我也不想去评价启蒙和被启蒙者之间的道德关系。但是我的米小米要评价,甚至,是声讨。“在我可怜的母亲孤身一人和命运作战的时候,她们在哪里?卡佳们在哪里?这些让她‘睁开了眼睛’的人在哪里?不用说,她们早就撇下她跑了,回到她们熟悉的城市了,回到她们的人群和生活中了。她们在‘老莫’吃酸黄瓜喝罗宋汤的时候,甚至,在她们自己也和生活同流合污的时候,我妈她一个人,孤零零一个人,壮烈地、没有任何声援任何救助的,用她唯一武器,她的血肉之躯,捍卫着她们让她睁开眼睛看到的东西,她只有一条命,可是她死了三次!”所以,我的米小米,她有充分的理由不相信任何现成的真理。
几年前,一个17岁的小少女对我说,读了鲁迅的《孔乙己》,才知道莎士比亚的悲剧有多么贵族,人人都死得那么庄严,痛苦全都是高贵的痛苦!我很震动。所以,在这个故事中,我让米小米,这个卑微者永远保持着她的警惕和警醒,当然,也是我的警惕和警醒。我让米小米用她犀利的眼睛,来审视与她完全不同的另一类人群,另一种人生,从而构成一种复调的效果。同时,这也是对我,一个书写者的审视甚至是,叩问。
写爱情故事,不是我的擅长。《隐秘盛开》是我第一本与爱有关的小说。我生活在黄土高原上一个内陆城市,从前,我的小说,大多都和这城市有关,多年来我一直在探究我和这城市奇怪的关系,我生活在这城市之中,却固执地将自己放逐到这城市之外,所以,在精神上我是一个漂泊者。城市让我窒息,不仅仅是我的城市,越辉煌的城市就越让我心存恐惧,我永远在它们之外。其实,在《隐秘盛开》中,也仍然有一种漂泊的气息贯穿始终,如同我的呼吸。
关于我,我不知道还能告诉读者什么,想说的,要说的,在小说中,都已经说过了,再说,大概就是画蛇添足。
蒋韵
一部关于爱与死的小说。一种走在刀刃上的爱情,疼痛,始终不诉说。主人公潘红霞,像一个传说,一种星光,当我们仰望星空时才能看见,而我们永远不能在人群中看见她。
解释自己的小说,在我,永远是一件困难的事。
起初,写《隐秘盛开》,动机很简单,是因为听了一个故事,那里面,有令我感动的温暖的东西:古典爱情,以及我们那个时代的精神气息。写它,差不多是一时的冲动,但写着写着,有些意想不到的改变,发生了。
也许,只有在童话和寓言里才有的纯粹与极端,像水墨的山石一样,在我貌似平静的书写中,凸现出来,让我自己也感到了一些惊诧和陌生。
后来,我说,我写了几个天才——爱的天才,天才是注定要为她(他)所独具的天赋而献身的。莫扎特献身音乐,凡·高献身绘画,而我的潘红霞们,则献身爱。只有这些爱的天才,才会把俗世中的爱情,人间的爱情,改造成信仰。
汤显祖把人类划分成了两个天下:“有情天下”和“有法天下”,那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两种完全不同的生命。几百年前是这样,几百年后,就是到了28世纪,我想,也仍然会是这样。爱的天才,是“有情天下”中的奇花,精粹,就像安徒生的“小人鱼”、《巴黎圣母院》中丑陋的敲钟人、《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美丽而不幸的格鲁什卡,还有,就是那个荣国府中的逆子贾宝玉——上下五千年,偌大一个中国,唯此一人,唯这个奇异的博爱的男人,把少女的美视为这世界的意义和终极的理想。
毋庸讳言,古往今来,“有情天下”永远都在被“有法天下”所围剿。今天,在这个物欲统治的年代,这个欲望比天大的新世纪,早已没有“有情天下”的寸土之地。当年,贾宝玉还有一个虚构的春天般美好的大观园,而今天的潘红霞们,在这个世界上,除了一具肉身,还有什么?所以,那个“有情天下”,就在这具身体之中,这个肉身的生命深处,与它同在,不可剥离,无从背叛。悲剧感,或许,就由此而生。
不可剥离,无从背叛,这宿命的悲剧,在我小说中另一个人物“拓女子”身上,表现出的则是惨烈。也许,这里面还隐藏了另外一个主题,于是,一个浪漫主义者的天敌——米小米诞生了。我用米小米的眼睛,来审视她的母亲,一个曾经目不识丁的村姑,却被几个来自大城市、自认为担当着启蒙重任的插队知青所选中,就像被上帝所选中一样,做了他们启蒙的试验田。那是一个异常成功的试验,他们在她身上,随心所欲地,播下了浪漫主义的种子,他们给了她知识,还有人生的梦想。然后,他们一个个远走高飞,留下这一个孤独的战士,一个人,坚守着那浪漫的理想,一个人,九死不悔地和不可抗拒的命运作战。那是多么惨烈多么血腥的战争!一个人,面对着整个的世界!到最后,那些弃她而去的启蒙者,也最终会和生活媾和,做了背叛者。可她不会,她无从背叛,因为,那个“有情天下”,就在她血肉的体内。
我不是一个仲裁者,我也不想去评价启蒙和被启蒙者之间的道德关系。但是我的米小米要评价,甚至,是声讨。“在我可怜的母亲孤身一人和命运作战的时候,她们在哪里?卡佳们在哪里?这些让她‘睁开了眼睛’的人在哪里?不用说,她们早就撇下她跑了,回到她们熟悉的城市了,回到她们的人群和生活中了。她们在‘老莫’吃酸黄瓜喝罗宋汤的时候,甚至,在她们自己也和生活同流合污的时候,我妈她一个人,孤零零一个人,壮烈地、没有任何声援任何救助的,用她唯一武器,她的血肉之躯,捍卫着她们让她睁开眼睛看到的东西,她只有一条命,可是她死了三次!”所以,我的米小米,她有充分的理由不相信任何现成的真理。
几年前,一个17岁的小少女对我说,读了鲁迅的《孔乙己》,才知道莎士比亚的悲剧有多么贵族,人人都死得那么庄严,痛苦全都是高贵的痛苦!我很震动。所以,在这个故事中,我让米小米,这个卑微者永远保持着她的警惕和警醒,当然,也是我的警惕和警醒。我让米小米用她犀利的眼睛,来审视与她完全不同的另一类人群,另一种人生,从而构成一种复调的效果。同时,这也是对我,一个书写者的审视甚至是,叩问。
写爱情故事,不是我的擅长。《隐秘盛开》是我第一本与爱有关的小说。我生活在黄土高原上一个内陆城市,从前,我的小说,大多都和这城市有关,多年来我一直在探究我和这城市奇怪的关系,我生活在这城市之中,却固执地将自己放逐到这城市之外,所以,在精神上我是一个漂泊者。城市让我窒息,不仅仅是我的城市,越辉煌的城市就越让我心存恐惧,我永远在它们之外。其实,在《隐秘盛开》中,也仍然有一种漂泊的气息贯穿始终,如同我的呼吸。
关于我,我不知道还能告诉读者什么,想说的,要说的,在小说中,都已经说过了,再说,大概就是画蛇添足。